反恐统一战线，伊斯兰国家是主体

　　为了应对恐怖主义挑战，国际社会最近一是推动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的维也纳会议;二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249号决议，促请有能力的国家根据国际相关法律，防止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及其他恐怖团体的恐怖主义行为。但在法国总统奥朗德积极推动大国合作反恐和中国外长王毅提出形成反恐统一战线后，俄土却因俄战机被土击落而交恶，大国与地区相关国家仍在为叙总统巴沙尔的去留争执不休。看来要落实联合国的计划和要求仍存在不少障碍，其中的认知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美国等西方国家既反恐又用恐

　　恐怖主义是危害中东地区安全稳定的主要矛盾，这应成为大国和地区国家的共识。阿拉伯国家动荡近5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坚持它们所谓“反对独裁、推行民主”的意识形态，地区有关国家则出于历史恩怨或教派利益，合伙利用民众街头运动，通过外部武力干预手段推动当地颜色革命或政权更迭。

　　这种不义之举曾在利比亚内乱时得逞，及至叙利亚危机期间才遭到中俄坚决否决。尽管如此，外部干预势力却一直坚持把巴沙尔的去留视为主要矛盾，而对大肆蔓延扩张的IS沿袭2001年阿富汗战争前后对待“基地”组织的做法，即既反恐，又用恐。如美国借口支持叙利亚温和反对派，不断提供资金、武器和训练，结果武器装备和人员大都转到了恐怖极端分子手里;一些地区国家则对国内团体、组织和个人向IS提供资金、武器、人员的行为持默许甚至怂恿态度，还对IS偷产盗卖石油、文物的做法开绿灯。普京总统怒斥土叙边境的石油走私贩运内幕。其实美国也知道这些，只是私心里总怀有借IS打垮巴沙尔政权的幻想，故一年多来的空袭从不把偷运石油车队列作打击目标。

　　当前，IS已被安理会决议定性为“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威胁”。在中东这个恐怖主义滋生蔓延的源头地区，反恐无疑应是大国和地区国家最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如果这个共识不能形成，那么国际社会就会被不断出现的突发事件所羁绊迟滞，难以形成统一战线，合力反恐。

　　伊斯兰国家应成为反恐主力军

　　自“9·11”事件发生至今15年，西方国家的反恐模式大致有二：一是战争，如美国、北约发动的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3场战争，以摧毁当地政权为胜利标志;二是越境袭击，如针对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叙利亚等地的极端组织头目和据点发动攻击，以杀死代表性人物和摧毁设施数量为成绩。

　　“基地”组织、IS危及全球，大国出兵为联合国所认可。问题在于美国等国对伊拉克、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也采用这种“越俎代庖”模式，根本起不到增强地区受害国家自身防恐反恐能力的效果，不但使这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和治安状况较战前更差，而且还明显滋长强化了它们的对外依赖心理。

　　毫无疑问，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反恐模式应当反思。但同时，伊斯兰国家在反恐行动中的主体地位也应明确。反恐对中东各相关国家而言都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确立它们的主体意识，加强它们的法律、制度和能力建设是必由之径。世界大国可以也理应提供帮助，但不能全过程越俎代庖，更不应在实现政权更迭后，不管不顾恐怖极端势力的泛滥肆暴，径自撤军一走了之，否则只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当前大国已经介入打击IS，但伊斯兰国家的主力军地位也须逐步确立，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就地消灭恐怖极端组织的目的。

　　清除极端主义思想才能标本兼治

　　在美俄法等大国与伊、叙政府军加紧严打IS的同时，人们也应高度重视安理会第2249号决议指出的恐怖组织“奉行的暴力极端主义思想”。阿拉伯国家中出现的恐怖主义，思想根源不是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文明，而是宗教极端分子对有关经训作了歪曲篡改性解读，以使其暴恐活动合法化。比如指称当今世界又回到了“蒙昧时代”，须重新宣教;只鼓吹小圣战(用武力)不讲大圣战(通过内心修炼巩固信仰);甚至宣扬圣战是穆斯林念经、礼拜、交天课、斋戒和朝觐五功之外的第六功，这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信徒都不接受的曲解。

　　因此，中国和国际社会一方面都应坚持不把恐怖主义与特定宗教、民族挂钩的立场，不把极少数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与拥有57个成员国的伊斯兰世界和人数多达16亿的穆斯林信众混为一谈;另一方面，要想达到标本兼治效果，反恐须在坚持实施严打的同时，严格划清主张和平、公正、宽容、平等、温和等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与那些肆意歪曲教义宣扬暴力的极端分子之间的界限。

　　需要指出的是，要做好伊斯兰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主要得靠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自己。进入新世纪后，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曾备受伊斯兰国家推崇，被视为符合时代潮流并能消弭暴恐活动的正能量。只是在阿拉伯国家动乱骤起后，一些中间主义代表人物卷入了埃及夺权活动遭到通缉，这股思潮也受到影响。当前国际大国和地区国家在合力打击IS时，都应重视提振阿拉伯国家的正能量，如不断丰富和深化文明对话的交流内涵，主动翻译介绍伊斯兰中间主义著作、论文，与埃及、沙特等国具有广泛影响的组织机构和大教长、穆夫梯等宗教领袖交流接触，积极支持伊斯兰国家的改革与发展。

　　笔者早在十多年前曾受埃及前教育部长巴哈丁博士委托翻译他的两部著作，他认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阿拉伯民族应走向何方？他的答案是改革。就此而言，埃及塞西总统近年提出要学习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决非应景客套，而是基于现实需要。中国在这方面做好工作，不但是履行自身大国责任，也是在为反恐的标本兼治作贡献。(作者：朱威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上海高校智库上外中东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