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气候合作对两国有何好处？

　　近日，媒体报道，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中美两国于周五承诺将争取在年底之前在国内正式通过《巴黎协定》。人民网4月24日也报道，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高级别签署仪式当地时间22日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落下帷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巴黎协定》高级别签署仪式,并代表中国签署《巴黎协定》。

　　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在现阶段中美围绕南海岛礁归属争议议题频频角力的大背景下，更具有中美关系“正能量”的功能。使中美关系得以不被“冲突和互疑”所充斥。

　　一、中美气候合作实属必然

　　第一，前一阶段的全球气候合作举步维艰。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根据“巴厘岛路线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应该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新的协议，以接替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但是，这一目标没有实现，最后只有26国签署了没有法律效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同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围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分歧也迟迟未能达成共识。

　　第二，气候问题影响到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利益。全球气候变暖有确凿的科学依据。在全球性的气候变暖中，中国和美国都无法幸免于难。

　　第三，中美同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领导和关键国家。中国和美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据了全球总量的四成。同时，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CO2排放量已经并且还将继续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详见表1），这使得中美两国成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国家。

　　表1 主要国家和地区CO2排放趋势 (1990—2020)(单位：百万吨)

　　资料来源：

　　EIA, International Energy Annual 2005, http://www.eia.doe.gov/iea.

　　二、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促进作用

　　第一，中美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对于中美合作关系的促进作用更具长期性。中美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和基石就是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从而推动中美相互合作的领域不断扩大。在冷战期间，应对苏联扩张的威胁成为双方合作的最重要基础。冷战结束后，应对苏联威胁的战略合作基础虽然不复存在，但双方并未停止拓展合作领域的努力。例如，“9·11”事件的爆发迅速扭转了之前的中美紧张关系，借着反恐，中美关系进入了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新阶段。同样，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危机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可以说是新时期中美合作的一个成功例子。

　　不过，与全球经济危机持续几年时间、反恐合作能坚持几年、十几年相比，气候变化具有长期性，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而建立在共同应对长期挑战基础上的合作关系才能进一步上升为伙伴关系。

　　第二，中美气候变化伙伴关系有助于拓宽经贸合作的领域。在后冷战时代，由于中美两国针对苏联扩张的战略合作的终结和在政治领域分歧的扩大，经贸关系一度成为中美关系的唯一支柱。但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也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隐忧：一是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呈直线上升趋势，例如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和贸易不平衡等问题不断因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和贸易保护主义而使中美经贸纷争急剧上升。二是在随着中国国力的稳步上升和两国间的战略与安全利益存在分歧的背景下，美国对华经贸政策日益呈现“安全化”的趋向，从而使中美两国正常的技术合作、商业交易、国际投资和金融领域的合作发展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三是中美双方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使得两国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变弱、竞争性则有所增强。因此，中美两国迫切需要为作为“中美合作的压舱石”的经贸合作增添新的动力和能量。

　　中美两国在气候方面的合作正好可以挖掘出中美之间新的合作潜力。通过技术、资金问题方面的合作，两国可以在相关领域互通有无，共同研发。中国目前的“供给侧改革”使中国拥有发掘利用绿色经济的巨大潜力，这些具备资金回报能力的优质项目的示范作用正好可以吸引美国投资。相应的产品也可以因其绿色、环保的特色而可以减轻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同时，美国的环境保护技术输出企业可以积极推动技术转让，将对两国的技术合作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规避贸易保护主义、汇率和货币问题。

　　第三，气候变化对于中美合作有着巨大的溢出效应。冷战后时代，中美关系最大的问题是相互信任的严重赤字，尤其是彼此对对方的长期意图缺乏信任。美国方面基于霸权护持的总体战略，对于中美之间的单纯的安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合作存在着很大安全化的特征，因此，只能大力开展功能性的合作，用功能性合作来化解中美之间的“战略不信任”。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启动清洁能源合作将包括那些专业人士而非日常处理外交的人员，例如科技人士、商界人士都需要参与其中，这就会使那些日常无法参与外交的人士也能够参与到中美合作的进程之中，从而形成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跨国政策联盟，最终随着双方在长远的关切上不断积累共识和不断增加互信，将可能使中美双方的认知发生根本的转变，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安全困境”所带来的中美战略不信任。

　　下一阶段的中国对美外交应当着力应对双方既有共同利益空间有所缩小的不利态势，努力探寻双方在全球和区域性问题上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区间，最终构建双方在这些议题上的“利益共同体”乃至“命运共同体”，中美气候合作正是这样一个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国维护自身主权和发展利益的所带来的来自美国的地缘政治压力。（李少丹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