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微统战”引导新媒体代表人士“微参与”

　　随着新媒体在传媒中地位的迅猛上升，既带来了以碎片化传播为显著特征的“微”政治参与这一当前最具活力的政治参与形式，同时也培育了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人士两类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在“微”政治参与的频率和效能都极大扩展的今天，由于作为政治参与环境和载体的互联网与新媒体所具有的技术特性，当今的“微”政治参与被赋予了很多新特征，“微”政治参与是否可以良性发展已经成为事关社会发展和稳定的重要问题。要发展良性的“微”政治参与，必须重视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所起到的作用，研究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的新特征、新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微”统战工作，引导新媒体代表人士的“微”政治参与行为，发挥新媒体代表人士的“微”政治参与作用，进而提高互联网的治理效果，提升党对社会思潮的领导能力。

　　一、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的显著特征

　　作为新的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群体，新媒体代表人士的社会影响力源自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其施展社会影响力的基本途径便是以新媒体为媒介的“微”政治参与。与囊括在现有政治体制架构中的政治参与行为相比，新媒体代表人士的“微”政治参与具有以下四项显著特征：

　　第一，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的关注点呈现出广视角和专业化的特征。在“微”政治环境下，新媒体代表人士的“微”政治参与不同于体制内普遍存在的执行性政治参与，而是一种针对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政策性政治参与。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和新媒体传播效能的巨大提升，新媒体代表人士的这种政策性政治参与所具有的观察视角更加广阔，能够捕捉到的细节更加微观，往往可以在初次议题的基础上产生更具争议性的二次议题，通过互联网信息量的积聚极大提升了信息的再挖掘效果。另一方面，新媒体代表人士的这种政策性政治参与不再只是侧重于针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提出和监督两端，而是直接参与到政策的提出、论证、决策、执行和监督全过程，通过信息共享最大限度地动员专业性的信息持有者进行分析，进而以信息资源的强大整合能力扩大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的主体构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与体制内的政治参与主体相比，互联网的“微”政治环境打破了政治参与主体的高度精英化趋势。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不仅包含了大部分的行业精英，还聚集了一批作为“草根代表”的普通人。此外，作为行业精英的新媒体代表人士也主动或被动地增强了同互联网中普通人的联系程度，提高了社会精英阶层与普通人群的交流水平。“微”政治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使新媒体代表人士的“微”政治参与由精英阶层主导、多群体纵向联合的参与模式朝着社会各群体整体参与、横向博弈的新型政治参与模式发生转变。因此，在新媒体代表人士群体中，社会精英和普通人的身份界限逐渐模糊，其群体内部的利益博弈也日趋明显。

　　第三，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的行为方式呈现出虚拟化和非正式结社的特征。新媒体平台的开放性促进了新媒体对社会成员的接纳程度不断提升。以“微”政治参与为主的虚拟化行为同现实中的利益诉求深度交集，拓展了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渠道，也增强了新媒体代表人士对现实行为的影响力。新媒体所代表的不只是一种新型的信息互动平台，更是一种非正式的结社方式。新媒体代表人士在互联网的“微”政治环境中扮演着虚拟社团领袖和虚拟社区管理者的角色，并常常将这种角色从线上顺延至线下，构成新媒体代表人士特有的虚拟化与非正式结社的行为方式。这种政治参与的行为方式，激发了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热情，也在深刻变革着话语权的分配方式。

　　第四，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在目标实现上呈现出理性与超理性两极化的特征。在体制内的政治参与中，政治参与的目标实现集中在超个人的政治理想之中，具有高度的服从主义色彩。相比而言，新媒体代表人士在“微”政治参与中的目标实现则更多关注自身的变革诉求。这种变革诉求经常具备理性化和超理性化两种极端的表现。一方面，当部分新媒体代表人士的关注点集中在与个人身份、自身利益和生存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时，其“微”政治参与目标往往体现出以实现切身利益为特点的理性政治人行为。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新媒体代表人士的关注点集中在符合自身理想的政治制度、符合个人兴趣的公共事业等领域，其“微”政治参与的目标又表现出超理性的政治人精神。   

　　二、当前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中的突出问题

　　新媒体代表人士的“微”政治参与不是单纯的政治行为。在新媒体代表人士的“微”政治参与背后，不但有着不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新媒体的特有传播方式以及新媒体资本的盈利模式等客观因素产生的影响，还受新媒体代表人士所处阶层的发展现状、新媒体代表人士的个人兴趣取向等主观因素的作用。这些因素共同构成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中的自变量。这些变量在当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引发出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的三个突出问题：

　　第一，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中的资本赋权问题。新媒体不仅是舆论场，也是互联网时代重要的资本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新媒体代表人士的“微”政治参与不仅是其自身试图影响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行为，也是新媒体背后的资本力量试图通过影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来获得利益的过程。这一过程在百度“血友病吧”事件、“魏则西”事件等互联网公共事件中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随着公众对传统搜索引擎的信任坍塌，新媒体代表人士通过知乎、网络电台、网络直播、笔记类分享应用等新兴新媒体模式，正在成为新的信息领导者。而这些新兴的新媒体模式背后依然闪烁着腾讯、阿里巴巴等大财团的身影。现有的公开监测渠道对这些新媒体模式难以实施有效的监控，资本对于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的权力和程度拥有极强的决定权。如何理顺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的权力赋予机制，是关系到是否可以对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进行有效引导的基础问题。

　　第二，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中的观点极端化问题。在以社交媒体为基础的新媒体舆论场中，由于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进程的加深，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态度群体。这种以圈群化为特点的态度群体在进行公共议题讨论时的“抱团”趋势加深，逐步形成态度群体内部较为独立和固化的“普遍认同”。当“普遍认同”的积累超越了理性判断的临界点时，新媒体代表人士的“微”政治参与难免向着极端化的方向发展。由此造成了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中的观念极端化问题。近年来，新媒体中意识形态论争逐渐升级，一批新媒体代表人士主动将个人观点标签化，在“微”政治参与中各自“抱团”，政治观点两极分化。随着贺卫方、任志强等一批网络意见人士的微博被依法关停，对如何促进新媒体代表人士观点的去极端化划定了法律底线。而如何以引导的方式遏制新媒体代表人士的观点极端化、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观点极端化趋势，业已成为当前对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实施有效引导的关键问题。

　　第三，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中的标签化群聚问题。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所体现出的标签化群聚现象，是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身份特点和利益诉求的新媒体代表人士从其现实中存在的社会结构中分离出来，进而形成新的社会阶层的初步表现。这种标签化的群聚现象中蕴含了极强的不公平感、相对剥夺感、挫折感和危机感。当这些负面心理通过新媒体进行传播后，新媒体代表人士自身的舆论效应会加速互联网与现实社会中不满情绪的积聚，引发针对现有社会体系的强烈冲击。例如“雷洋事件”中当事人身上的“人大硕士”、“环境专家”、等标签，直接引发了新媒体代表人士中的具有中国人民大学校友、环保人士等身份标签者的群聚现象。足见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中的标签化群聚现象具有空前的社会资源整合力量。如何运用这种群聚现象所产生的社会资源整合能力、防止其引发现有政治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崩溃，是引导新媒体代表人士“微”政治参与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