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长征——杜永莲：我是红军不怕死

▲杜永莲讲述长征经历时，不断用手势比画当年艰苦跋涉的情景。

　　■人物简介：

　　杜永莲，女，1918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南山坪村，现年88岁。1935年3月参加红军，被编入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参加长征。1937年入党，也是记者采访中遇到的惟一健在的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新中国成立后，做过法院审判员。1982年离休前，任石家庄市卫生局顾问。在人们的印象中，女人总是与“柔弱”联系在一起的。坐在记者面前的杜永

　　莲老人看上去也很“柔弱”：消瘦的身材，缠了又放开的双脚，做过气管切割手术、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病症。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老人说话铿锵有力，讲起亲历过的长征，更是激情洋溢，让我们时时感受到一个红军女战士的刚毅与坚韧。

▲年轻时杜永莲（左）与战友合影。

　　长征中，战争、饥饿、疾病以及严寒酷暑都没能阻止她们前进的步伐，她们与男同志们一起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接受采访时，老人多次提到“我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我就是不怕吃苦，更不怕死！”杜永莲与她的女战友们在长征这个“大舞台”上，展示了中国女性的别样风采。

　　寒门女：当上红军才有了名字

　　杜永莲的家乡在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南山坪村。父亲去世时，她只有11岁，哥哥婚后分开另过，家里只剩下母亲、8岁的弟弟和杜永莲(当时叫阁儿)，孤儿寡母3人生活十分清贫，“一年到头吃糠咽菜。”15岁时，为了活命，母亲把杜永莲卖给人家做童养媳。

　　1933年，杜永莲家乡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那是红军第一次到我们家乡。作为女孩子，我并不懂得红军是做什么的，只是很深刻地记得红军打开地主家粮仓后，老百姓吃了几天饱饭，还分到了粮食。红军撤走后，白军来了，家里又断了粮。”老人说，1934年冬，红军又去过家乡所在地，等到1935年3月红军再次光临时，听人们说还有个女军团，要招女红军，“我才动心了”。

　　70多年过去了，当年报名参军的情景，老人永远也忘不了。当时，一个知识分子样的女红军坐在一张桌子前，桌子上有一个本子。

　　“我要报名当红军！”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念过书，没名没姓，我娘叫我阁儿。”

　　“知识分子”得知她哥哥叫杜永海，弟弟叫杜永夫后，便给她起名“杜永莲”。

　　“我当时问，咋像个男名呀？”

　　“知识分子”说：“男女平等了。”

　　就这样，17岁的“阁儿”有了自己的名字，并一直使用到现在。

　　随后，杜永莲向母亲告别，母亲的第一反应是“再也见不到女儿了”。在她的再三恳求下，母亲同意了，但“约法三章”：要经常回来；要听毛委员长的话；穷人家的孩子，不要怕吃苦，让干啥就干啥，让去哪里就去哪里……事实上，在以后的岁月中，第一条就难以实现，直到20年后的1955年，杜永莲再次见到85岁的母亲时，母亲抱怨：“这么多年了，都去哪儿啦？怎么也不来个信儿……”

　　干革命：剪短头发随军长征

　　参加了红军，杜永莲第一次穿上军装，这也是她第一次穿上新衣服。那一刻，杜永莲流泪了，将新衣服都流湿了。“我以前的衣服都是补丁叠补丁，几乎看不出衣服原来的样子。”老人说，当时她那高兴劲儿，直到现在也难以形容出来。

　　第一次在部队吃饭，杜永莲又哭了。“那是大米饭和大锅菜，里面有肉，我妈妈都没有吃过大米饭，我在部队吃到了，眼泪流到了碗里……”杜永莲说，一位姐妹安慰她，“别哭了，我们都是穷人！”

　　上路前，部队要求女红军都要剪成齐耳短发。可是，杜永莲舍不得那头漂亮的长发，就提出不剪发。姐妹们告诉她，红军就得是短发，不能留辫子，“我得知剪发是对女红军的要求后，果断地剪掉了。”

　　离开南充，过苍溪后不久，妇女独立团就要分工了，有一部分人要分到各县妇联工作，杜永莲就是被留下来的人员之一。但她很不情愿留下来，便给一位“干部”编谎说去“厕所”了没听到具体分到哪儿了，而蒙混留在了妇女独立团。“我死也要死到战场上，死到路上，因为我是穷人的孩子，我不怕吃苦，更不怕死。”

　　杜永莲说，行军途中，女红军什么都干，背粮食、抬担架，给伤病员喂水喂饭、洗衣服，极其艰苦，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有时候还是“搬运工”，一个女红军背4杆枪。夜间行军更是紧急，看不见路，摔倒了，马上爬起来，“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劲儿。”

　　苦行军：艰难行进几次“死”去

　　杜永莲老人说自己命大，长征途中几次“死”去，又奇迹般活过来。就连离休后的1999年的那次大手术割了气管后，又变得相对健康起来，她也归结为自己“命大”。

　　在长征中，杜永莲所在的连队接到任务，从江油到成都去给伤病员背粮食，三四十公里，每人背45市斤的面袋子。连长看杜永莲个子小，让她随先头部队先走。走到一条羊肠小路上，正好遇上给她起名字的女“知识分子”，不免要说上几句话，一不小心她就掉到了身后的小河里，头磕在河堤上的石头上，当场不省人事。

　　直到半夜，杜永莲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草棚里的席地上。手一摸，头发没了，剃成了光头，缝了5针。原来，她受伤后被安置在附近苏维埃赤卫队的招待所内养伤。

　　第二天，杜永莲不顾人们的劝说和依然疼痛的伤口，又接着背粮食去了，主要是她不想掉队。女红军中流传这样一句话：“不掉队，不戴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当时，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人，部队会发给每人8块钱，留下来寄养在老百姓家中。

　　过铁索桥时，又差点“死”去一回，这次是被一个老战士救了。当时，铁索链子不稳，人走在上面，上下颠簸，也没有扶手，一脚走不稳，就有可能掉下去。眼看着前面已经有人掉下去了，杜永莲心惊胆战地走到中央时向下一看：下面水流很急，桥上的铁索高悬，还不时地摇摆着，人一下子就发晕了，差点掉下去。是一个老战士扶住了她，而且为了救她，那位老战士也差点掉下去。当记者问老人具体是哪个地方、哪条河上的铁索桥时，她为难了：“经常是左一座山，右一条河的，一天就可能走很多座桥，急匆匆的，说不清楚到底是哪里了。”

　　杜永莲老人说，有些姐妹们就没有她这样幸运了，她数不清有多少姐妹摔死了，有多少姐妹病死了，有多少姐妹冻死了，有多少姐妹因为吃了有毒的野菜而被毒死了……过雪山时，感觉云彩就在脚下面，而人掉下去就再也看不见了。大家都不知道那个背着锅的姐姐啥时候死去的，不久前还在走路，“等我们看到她时，身体早就冰凉了。”

　　杜永莲说，还有些姐妹夜间休息后，就再没醒过来。每当过年过节时，她都会想到那些死难的兄弟姐妹们，感觉吃上丰盛的食品实在不容易，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所以，每当看到人们将吃不完的饭菜扔到路上、垃圾里，“我真的是心疼。”

　　惜红颜：长征路上没有“女人”

　　杜永莲说，作为一名女红军，从来没有将自己看作是女人。多日不洗脸，蓬乱的头发，穿的是参军的那身军装，从来没有换洗过，以致很多人的裤子都成了“五分裤”、“七分裤”，“倒是提前感受了今天的流行”。身上的衣服时干时湿，与男同志一样，全身长满了虱子……事实上，所有的女红军都是这种模样，没有“美感”而言。

　　在生理上，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饥饿和劳累，几乎所有的女红军都没有了月经，有的还落下了终生不育的病症，永远丧失了一个女人做母亲的权利。“长征途中，大家很少交流这方面的问题，长征胜利后，一问，大家几乎都是这种状况。”老人说。

　　长征中，杜永莲还被派到一个深山里经受组织的考验，用水磨磨面，独自一个人一干就是两个月。每天有人送粮食去，将磨好的面带走。饿了吃口炒面，渴了喝口凉水，困了就席地而睡。“那时候，晚上能清晰地听到狼的叫声，但容不得去怕狼、怕虎。”两个月后，杜永莲被替换出来时，有姐妹告诉她“有前途了”。当时，她自己却不懂得什么是前途，原来是组织在“考验”她。没多久，杜永莲加入了共青团。1937年，杜永莲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征胜利后，杜永莲在延安边区医院做过护士，在中央党校的护士所进修后，上过女子大学的“识字班”，本打算到“十八半”继续深造，可惜因“跟不上课”而作罢。与来自武汉的丈夫结婚生子后，又抓住机会去北京学习深造。以前那个没读过书、不识字的“阁儿”彻底脱胎换骨，“成了新社会有文化的杜永莲”。现在，老人子孙满堂，住在宽敞的大房子里，安享晚年幸福，她说这些都是党和新中国给她的，自己时刻都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

　　◎中央红军

　　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陈列着一份70多年前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战士名单。长征出发时，有32名女红军随军出征，其中30名最终到达延安，她们中，一部分是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和领导干部的夫人，如邓颖超、康克清、蔡畅、贺子珍、刘英、金维映、刘群先、肖月华等。一部分是卫生部门的女同志，如邓六金、刘彩香、李桂英、陈慧清等。还有一部分是工作组的成员和政治战士，如李伯钊、王泉媛、危秀英等。

　　◎红25军

　　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也告别了大别山区。从鄂豫皖出发的近3000人中，只有余国清、田喜兰、曾纪兰、曹宗楷等7名女性，她们的职业比较单一，都是随军医院的护士。因为职业是“白衣天使”，人们称呼她们为“七仙女”。

　　◎红二、六军团

　　1935年11月19日，任弼时、贺龙率领红二、六军团(后合编成红二方面军)离开湘西开始长征。行列中的女性有李贞、陈琮英、戚元德、马忆湘、周雪林、蹇先任、蹇先佛、曾红林、伍秋姑、石芝、马积莲、范庆芳、杜玉珍、秦金美、朱国英、张金莲、尹菊英、李智等21名女性。

　　◎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

　　1935年春，红四军突破嘉陵江西进时，队伍中有2000多名女红军，其中妇女独立团人数最多，约1200余人。1935年2月，独立团扩编为师，人数多达2500多人。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成建制的团以上女性作战部队。

　　红四军的女性因参加战斗，人数减少幅度较大。其中1936年2月在翻越党岭雪山的时候减员最多，妇女独立师仅剩下1000多人，不得不恢复独立团的建制。部队沿途又吸收了一些妇女(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到达陕甘宁时，女性红军恢复到近2000人，其中的1300人被编成妇女先锋团，随西路军西征，在河西走廊血战100天之后，最后只剩不到300人活着返回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