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印度学家大会成功举行 专家认为中印文学有许多共同点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汪萃杨 杨伟明）：１１月中旬“第二届世界印度学家大会”在深圳举行。短短两天的大会议程中，紧密的安排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名印度学家的十二组学术分组讨论。这样一场大师级的学术盛会是每一位参会者的盛宴，是任何一位印度学者不愿错过的交流机会。来自西北大学文学院的梅晓云教授便是其中一位。

　　被安排在第二组的梅晓云教授在茶歇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梅老师个子很高，说话慢条斯理，淡定大方，但在接受采访时兴奋地与记者聊天时的表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采访之所以在茶歇时进行，是由于会议议程较紧，许多学术分组讨论在不同会议厅同时进行，梅老师竟和记者一样，频繁穿梭在不同的学术报告厅，恨不能多听一些学术报告。

　　梅晓云，江西寻乌人，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印度德里大学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访问学者。在提到自己的研究方向时，梅老师说：“我来自西北大学，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在常年的教学当中对印度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在教学之余我的研究方向逐渐转到了印度文学的研究。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在当代的南亚英语流散文学。像奈保尔，２００１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等，他们都是印度裔的，但目前在英国从事他们的文学创作。”

　　参加此次印度学家大会，梅老师选择的分享话题是《“连理枝”与“如意树”：试论中印文学中爱情悲剧的幻想解决》：“‘如意树’是印度现代的著名作家普雷姆昌德的一个短篇小说。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叫做拉杰纳特的公子，跟他父亲侍从的女儿金达两人相爱的故事。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种传统的爱情故事里面，这种爱情都是好事多磨的，会经历很多的曲折。在普雷姆昌德的‘如意树’里面，这对年轻人的爱情就遭遇到了阻力，这个阻力来自于公子的父亲。拉杰纳特的家里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这变故当中就包括了拉杰纳特本人被掳掠走。这一过程长达二十年之久，等他归来之时，他心爱之人已经死了，是为他殉情而死，公子因此郁郁寡欢。后来人们在金达殉情的树下，发现了拉杰纳特的尸体。此后不久，树上多了一对小鸟，这一对小鸟相向而鸣，非常的亲热，共居一树，同居一巢。所以当我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特别激动，我想，这不就和中国的连理枝一样吗。就像昨天我在研讨会上提到的《汉乐府》，《孔雀东南飞》，这在中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如《孔雀东南飞》之如中国文学，《如意树》这个故事在印度也是一样，生前两个有情人不能结合，死后幻化成了连体树，枝叶相缠，且这个树上也会有一对小鸟，一对亲热的同栖同飞的小鸟。这种意念符号与中国的“连理枝”非常相似。于是由此，梅晓云教授开始去大量的翻阅中印两国文学作品：“中国这方面的内容就很多了，比如自汉乐府以来，连理枝已经成为了一个中国文学中吟咏不绝的母题，成为一个爱情的象征物。在中国的语境中，只要一提到‘连理枝’大家就知道它象征着坚贞的爱情，那么大家相对陌生的是印度文学中的这种符号体现。普雷姆昌德是一位现代作家，而我还想去追根溯源，想知道印度的文学里是否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于是就一直追溯到了《罗摩衍那》。”

　　梅晓云教授兴奋地与记者分享她所发现的文学惊喜，她说道：“《罗摩衍那》里面经常可以看到‘如意树’的提及。相比于中国文学中的‘连理枝’的分量，‘如意树’在印度文学中的作用可能更大，覆盖面更广。爱情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如意树的含义是可以让人类的一切都称心如意。在印度古典史诗《罗摩衍那》中，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如意树，若人们希望愿望得以达成，就要去寻找如意树。普雷姆昌德的作品当中也是传达这个信息，爱情的主人公生前由于生活的种种无法在一起，只能在死后，通过如意树的幻化去实现爱情的圆满。”

　　关于为何以树的形象展现，梅晓云老师说到：“印度文学其实还可以说成是森林文学，这个与印度的地理环境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像我提到的印度的两大史诗里面，有大量的树的提及，并且不同的树有不同的功能，如意树、无忧树等等。这个在东方文学中，包括中国都是一样的。这个和远古的一种原始崇拜是有关系的。人们早期的一种崇拜是一种树神崇拜，在部落文化的遗迹里面，包括非洲在内，都遗存有这种树神的崇拜。这种在欧洲也可见，欧洲的一位人类学家写过一本书，叫做《金枝》，也是通过金枝这种人类学的标本来谈早期人类文化，这个也和树有关，所以，文学上的体现也是和早期的人的信仰有关。那印度，因为地理环境的因素，在其文学中这种树神崇拜的痕迹会更重一些。”

　　说回爱情中的‘如意树’和‘连理枝’，在中国文学中，爱情悲剧的导致因素也许是像穷酸书生和富家千金之间的阶级差异造成，那么印度文学之中的悲剧缘由又是什么呢？梅老师解答到：“虽然作品中并没有去刻意强调是由于种姓制度的缘故，但可以感觉到，与中国文学相似，也是这种门不当户不对造成的。比如普雷姆昌德的这个小说里就是这样，公子与其父的侍从的女儿之间的爱情。”

　　印度文学对爱情悲剧的处理方式有两种，幻想解决和现实解决。梅老师说，现实解决这种处理方式，给读者内心带来的冲击力以及它本身蕴含的思想力量相对比于幻想解决，要更加强烈：“这种（现实解决）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即生活原本是如何发展的，文学作品中就如何去体现，故事的走向是按照故事本身的逻辑进行。现实中有恶力的介入，那么结果是要毁灭的，就让它毁灭吧。对于主人公的死生不会人为的去美化和改变其结局，其遵循的是一种理性的原则。这种现实解决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也是不少的，像李香君血溅桃花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等。像这种现实的解决，它的批判力量是很强大的。”

　　另一方面，幻想解决相对来说会减弱批判的力量。虽然物质层面是悲剧的，但是精神层面是美好的，这一定程度会减弱主人公的悲剧死亡带来的强烈的心灵冲击，这就给读者最后留下了些许安慰。东方文学中如此处理的例子较多，这也是东西方文学中一个较大的差异。这其实也是和东方的审美思维有关。东方审美思维更强调善的一面，即道德文章尽善尽美。那么文学处理方式，是通过结局的一种幻想处理来达到这种尽美的结果。西方文学理性的成分更强大，东方文学中非理性的成分则多一些。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隐藏在‘连理枝’和‘如意树’后面的中、印文学爱情悲剧所蕴含的审美意识、文学思维、道德伦理以及哲学观念的许多共同点。

　　梅晓云老师说：“中国关于宗教的意识在先秦的时代不是特别突出，比如儒家、法家等。我们知道孔子他是忌鬼神的。我举的例子当中，包括汉乐府，还有魏晋南北朝的志怪、灵异小说等突然的在中国特别兴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佛教从汉代由印度传入了中国。这一点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影响在文学上的体现，便是从汉代以来，尤其到了魏晋时代，这种灵怪志异小说的突然勃兴，都是与佛教传入的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东方的审美观念和文学思维在佛教进入前后有着很大差异的呈现面貌。包括对古代文学的文体的影响，比如出现了变文，变文就是俗讲。佛教传入以后要讲经，对于普通民众所讲的关于佛教的故事和概念，比如五道轮回等等，也就是这个讲经的过程，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中的变文。这些变文对于之后产生的这些灵怪志异小说都是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