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给德国暴力事件贴上“穆斯林”标签

德国科隆，德国民众抗议新年夜大规模性侵案

　　跨年夜，德国科隆中央车站附近发生了大规模的“穆斯林群体”袭击妇女事件，约1000名年龄在18-35岁左右的青年男子分拨向周围女性靠拢，抢劫财物并有性骚扰案件发生，当天晚上有一名女性被强奸。据科隆警察局局长阿尔博斯描述，这些男子“从相貌上看大约来自阿拉伯国家或者北非地区”。

　　事件仍然在调查中，诸多疑点尚未解开。然而，在案发第一时间，几乎所有舆论都将批评的矛头指向“穆斯林”群体。这种盲目而笼统的给案件“贴标签”的行为是缺乏理性依据的——德国境内的穆斯林，传统上是以土耳其穆斯林群体为主，有数百万之众，他们作为主要劳动来源，长期以来为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极少发生暴力事件；而此次案件与新近中东地区大量难民的涌入不无关联。

　　二战后，联邦德国在战争造成巨大破坏、盟国方面的种种限制等诸多不利因素之下开始了重建进程。加之柏林墙阻挡了民主德国人口流入，使联邦德国严重缺乏劳动力。在此背景下，德国和土耳其政府加强合作，土耳其穆斯林移民大量涌入德国，成为德国劳动大军的一支主力。国际石油危机（1973年）发生后，高涨的油价严重影响了德国经济发展，但是土耳其移民大部分选择留下，并把家属也接到德国。因此，德国境内的土耳其人数量不降反增。随着在德国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土耳其人成长起来，数百万穆斯林长期居留德国的局面就此形成。

　　在文化和社会层面上，以土耳其穆斯林为主的德国传统穆斯林群体积极谋求融入本土。1980年，德国第一个穆斯林社团“联邦德国伊斯兰理事会”建立，其主要宗旨就是协调德国穆斯林群体内部关系以及化解德国社会对穆斯林的错误认知。在组织层面上，德国境内的清真寺和土耳其有着诸多关联，德国政府在1981年曾经与土耳其政府达成协议，规定德国境内的伊斯兰传教士必须经过土耳其宗教部门的审批，希望以此防止和遏制极端宗教思想在德国境内的蔓延。

　　虽然德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做了一系列的努力，但是由于文化差异以及经济地位限制，德国穆斯林群体生活水平较低，往往聚居在相对局限的区域之内。柏林的克鲁兹堡就是德国重要的穆斯林聚居区，其中土耳其后裔占据大多数，也因此被德国人成为“小伊斯坦布尔”。穆斯林通过这种方式寻求相互支持,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具体困难。德国境内的传统穆斯林群体，虽然在文化上与欧洲仍存在较大差异，比如，1997年一名阿富汗裔女教师曾经因为学校禁止其佩戴头巾而罢课，并引发德国国内广泛关注和讨论，但是极少发生大规模的暴力犯罪活动。

　　但是，随着德国迎来了新的移民群体，其国内的犯罪活动数量大有上升趋势。去年9月22日，主要来自叙利亚﹑阿富汗的1万名难民到达克隆这座原本仅有5万人口的边境小城。对来自不被承认有避难权的国家的难民，立即遣返；留下的难民须经“容忍居留”程序，经过调查属实确认避难理由充足，才能得到“国际难民署”统一的蓝皮护照，开始拥有有长久居留权﹑工作权和出国旅行权。而尚无“容忍居留”的难民，只能暂时被安排集体居住。这些难民所属宗教派别数量众多，发生分歧以致争吵乃至互相威胁恐吓及斗殴事件不断。以至于德国政府只能拍军警协助维护秩序。

　　笔者一位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的朋友谈到，新的“穆斯林移民”，即叙利亚和北非的难民群体，来到德国后对于德国社会治安冲击很大。尤其是此次事件发生地处于科隆市的中心车站附近，更是交通枢纽，也是各类闲散流动人员的聚居场所。

　　因此，对这1000多名嫌疑人，模糊定性为“穆斯林群体”未免有失偏颇。对于德国政府来说，应当考虑的恐怕是如何面临日益严峻的“新穆斯林移民”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挑战，以“文明冲突论”的视角不加区分的谴责整个“穆斯林群体”，不仅抹杀了传统穆斯林的长期努力，对现在新移民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损无益。（王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