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桥沽空事件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两大难题

　　近日，中国又有一家企业遭遇国外机构沽空，魏桥集团旗下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宏桥被指财务造假，股价直线下跌超过8%，随后紧急停牌。针对本次沽空事件，魏桥并没有及时在澄清公告中给出有力的回应，而是选择通过中国有色金属协会向工信部发出救援信，认为此次做空行为是国际铝业巨头因丧失铝定价权而对中国铝产业发起的围堵，并声称，如果做空成功，这将影响2000多亿的银行贷款及30万人的直接就业，请求相关部门与香港证监会、联交所及公司审计师沟通，避免香港证券监管部门的调查与审计机构的负面意见。魏桥也表示要针对该沽空机构采取法律行动。

　　这家位居2016年山东企业100强榜首的民营企业，上一次被推向舆论中心还是在2012年。那时魏桥因通过自备电厂与自建电网向集团下属企业及当地其它企业供电、且电价比国家电网低三分之一而为人们津津乐道，被看做地方企业、地方政府打破央企垄断局面的样本，也被视为垄断性国企效率低下的佐证。2012年，中国铝业巨亏82亿元，中国宏桥则获得了21.6%的净利率，因此魏桥也就成为证明国企效率低下的有力例证。

　　不过，在本次风波中，魏桥曾经为人们所称道的低电价、低成本却成为沽空机构判定其财务造假的证据，这也为人们审视电解铝行业经营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窗口。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铝挤压材产能占全球的76%；铸锭热轧生产能力占全球总生产能力的59%左右；双辊式连续铸轧带坯生产能力约占全球的67.5%。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魏桥所发救援信所提到的事情并不是没有根据，但是，另一方面也部分说明，这些年我国电解铝行业快速扩张，在当前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形势下，应该要加快供给侧改革的步伐，实现转型升级。不过，魏桥事件也说明，我国传统的制造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面临两大难题：

　　首先，是过于紧密的政商关系导致部分笨重的传统行业难以转型。以魏桥为例，笔者并不怀疑它的实力，但是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一个民营企业恐怕绝对不敢顶着违法的风险自备电厂。再者，当一个企业为所在地区贡献了绝大部分工业产值时，地方政府也断然不愿意让这样的企业倒下，甚至为它各方面都开绿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紧密的政商关系能够集中资源帮助一些企业迅速地做大做强，虽然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竞争环境的公平性，但总体而言对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正面作用。

　　然而，在目前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国内投资回报下降的背景下，国内需要通过产业的转型升级来维持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陈旧的政商关系、自上而下的经济管理体制则有可能阻碍这种转型。由于利益绑定，政府可能会千方百计地帮助一些企业维持经营，即使它们的业务已经因外部环境变化而不具备经济合理性。企业也会被这种政商关系“宠坏”，遇到困难老想着让政府“兜底”，而不是自己解决问题。比如，从本次沽空事件来看，魏桥的公告并没有解答投资者的疑问，反倒是可以猜测到公司确实出现了财务困难。公司面对外部的攻击，最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靠政府与香港监管部门、中介机构沟通来掩盖真相，转移焦点。如果说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大而不倒”，那么国内各个地区、各行各业都可能存在试图依靠政府“兜底”的大而不倒的企业。

　　其二是国内金融市场的效率问题，在深化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资本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必多说。但需要注意到的是，资本本身并一定会自动地进入到回报最高、效率最高的行业或企业，它能否实现有效配置，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如果没有高效的金融市场，一些非常好的项目可能无法获得充足的资金而最终失败，而另一些并不能真正创造利润的企业却得以依靠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维持经营。长期来讲，这必然对地方乃至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利。

　　过去，一些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有很大主导权，没有把权利下放给市场。即使在当前金融市场正在逐步完善的背景下，许多金融机构在进行贷款、投资决策时，也仍然很看重公司、项目的政府关系。这说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保留了过大的影响力，同时，金融机构也有被传统政商关系“宠坏”的嫌疑，缺乏足够的信息搜集与项目鉴别能力，常常只认有没有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兜底”。如果政商关系能够理顺，政府“兜底”的情况减少，金融机构自然会渐渐习得自行鉴别项目回报与风险的能力。

　　由此可以看到，这次沽空事件给魏桥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它要想重新获得投资者的信赖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同时，也凸显了我国在加大供给侧改革方面面临的难题。要想让供给侧改革取得更大的突破，其中一个关键就是要让金融系统，包括银行和资本市场，切实发挥有效配置资本的作用，并以资本的流动带动其他资源发生相应的流动，实现资源的公平配置。这就需要政府真正把权利下放给市场，在不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不过度干预市场，以免造成扭曲，使经济主体获得错误的信号、做出低效率的资源配置决策；另一方面则需要健全的法治体系作为支撑，因为金融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一系列契约安排，没有健全的法治体系，这些契约无从执行，金融系统自然无法真正发挥出作用。（卞永祖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刘延洁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实习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