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百日新政”评估：中美关系需要再出发

“特朗普百日新政：中美关系走势评估论坛”在京举行

　　【编者按】4月28日，由盘古智库主办的“特朗普百日新政：中美关系走势评估论坛”在京举行，十多位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共同对特朗普“百日新政”做专门研讨。论坛上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安刚发布了《特朗普“百日新政”评估暨中美关系再出发报告》，报告对中美关系现状及未来走势做了分析与把脉，下文根据报告整理而成。

　　每逢美国新总统上任，由于美方竞选示强语言的冲击惯性、新政府需要集中精力先内后外以及双方团队互不熟悉等原因，中美关系一开始都难免会经历一段曲折震荡期，但最终都会在共同利益作用下最终步入正轨。

　　特朗普时期开始后的中美关系，受到特朗普竞选期间严厉指责中国的贸易政策、扬言对华发动贸易战和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以及胜选后接听台湾蔡英文祝贺电话并挑战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巨大的严重拖累，一度引发多方猜测和担忧，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双方能够频繁接触、积极互动，最终实现了转圜。

　　海湖庄园会晤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这轮中美关系过渡期中用较短时间实现了首次会面，之后时隔仅四天又第三次通话、4月24日第四次通话，建立了个人友谊和工作联系，开启了最高层经常会面、直接沟通的模式，设定了特朗普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议程，减少了中美关系自特朗普当选以来显著增加的不确定性。

　　其次，这次会晤勾勒了双方共同思考今后45年两国关系如何发展的历史纵深，明确了一个基本共识，即，中美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合作是唯一的选择，两国加强沟通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彼此做很好的合作伙伴。

　　第三，这次会晤搭建了新时期中美对话的基本架构，确定了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和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支柱，两军对话交流机制也有新发展（即将建立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等）。这样的安排有助于两国聚焦对话主题、提高对话效率、挖掘对话深度，也顺应了当今世界多议题跨领域联动的趋势。

　　第四，就两国政府各自内外优先施政领域进行了“对表”，特别是围绕经贸、朝核问题进行了坦率交流，以高度务实的态度聚焦当前纷扰双边关系、全球贸易和地区安全形势的最紧迫挑战。中方展现了加强对美投资以促进国内改革升级、助美创造就业机会的诚意。虽然仅凭一次会晤无法解决中美间的所有问题，但还是降低了有关矛盾激化为冲突的风险，更为双方工作层的协调指明了方向。

　　第五，进一步加深了特朗普政府在台湾、南海等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的认识，拉平、缩短了其“学习曲线”，推动有关问题重回可控可协商轨道。美国领导人强调了两国相互尊重核心利益的重要性，这是美方认识上的一个进步。

　　第六，凸显了中美执政者理解对方治国理政思维、理性处理两国关系的一面，压低了外界对中美冲突的心理忧惧和预期，压缩了某些国际行为体挑动中美矛盾以谋私利的空间，为全球经贸和亚太安全形势调整提供了正向力。

　　海湖庄园会晤足以使人们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转持谨慎乐观态度。不过，中美关系的发展路径从来都是复杂和曲折的，中美互信的搭建也从来不是一个平滑的上升曲线，在新的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政治复杂变动期就更是如此。必须避免盲目乐观，更不能对特朗普任内中美关系的变数掉以轻心。

　　今后一个时期两国利益协调仍需穿越现实的丛林

　　双方需共同优先处理的首要挑战是朝核问题。海湖庄园会晤之后，特朗普通过推特几次发出“中国不帮忙，美国便单干”“中国若帮忙，贸易问题好说”的信号，这是一种在自己拿不定主意的情况下将压力转向中方的“威逼加利诱”策略，恰恰暴露了特朗普并不情愿推美国在朝鲜半岛陷入战争、要用贸易换取地缘政治利益的心态。这样的判断如果成立，中国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确也无法回避，须有超越传统思维的外交智慧和重新积极斡旋的外交勇气。

　　双方需共同处理好的第二大挑战，是“习特会”开启的“百日贸易谈判计划”。“百日谈判”本是中方提议，美方接了过去，使它看上去更像是“限时答复”，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取得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政绩，还要求有衡量进展情况的“中途站”。“百日谈判”使中美双方面对贸易战风险而紧绷的神经得到喘息，但传统谈判方式的改变迫使双方必须充分利用这段时间重新协调利益并梳理、盘点合作点，以相互妥协消除大规模贸易战的隐患，这对双方工作层的压力都是极大的，对两国地方省州利益和大局观的考验也是直接的。

　　现阶段看，“百日谈判期”过后，中美当可避免大规模贸易战。之所以这样判断，除了双方之间的积极协调外，一个很重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基本态势良好，仍在吃奥巴马执政后期推动复苏留下的“老本”，对外挑起激烈贸易摩擦的紧迫性并不高。但局部、小规模的贸易摩擦仍是无法避免的—包括双边渠道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诉讼，事实上这些年来已是一个常态化现象。

　　中长期看，特朗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匹配，减免公司税和大兴基建等短期刺激经济措施尚难落地，美国经济走势仍存在变数，如果资产价格收缩，股市、汇市发生大的波动，能源市场出现大的调整，联邦政府刚性支出比重突破总体经济所能忍耐的极限，对外寻找“替罪羊”以转嫁风险和压力的意识就会再次抬头，中美贸易争端形势仍可能重新变得严峻起来。

　　今后若干年，经济问题将是中美关系的真正核心问题。双方不应只关注贸易问题，也要对彼此金融风险的相互溢出风险有足够准备和及时处置。当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分三步走：彻底退出量化宽松、逐步加息（2017年内至少还有两次）和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趋向实施一种更为严厉的紧缩政策，这必然不断产生外溢效果，对中国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影响将很大。而中国信贷过快增长造成的金融脆弱能否得到有效治理，也将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产生直接影响。总之，必须使中美沟通谈判在贸易、金融领域和微观、宏观层面上均有体现，相互协调与妥协超越贸易的单一层面反映综合特征，使之真正契合“全面经济对话”的“全面”定位。“百日谈判”如能反映这一特点，可被视为中美经济再平衡的新起点。

　　中美双方需要牢牢把握稍纵即逝的合作机会

　　特朗普的对华外交表现出明显的跨议题利益置换思维，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3月下旬在陪同蒂勒森国务卿访华前夕公开也表示，美方寻求“结果驱动型的对华关系”。所谓“结果驱动”，就是处理对华关系很实际，要看双方处理每一件事的结果和效果决定下步怎么走，实施什么样的政策。如此一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摆在中美面前：如果两国元首会晤开辟的合作机遇抓不住，机遇会不会立即转化为挑战，重新掀起硬碰硬的较量，导致两国之间的敏感问题全面失控？对于这一点，足够的忧患意识仍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