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国智慧”引领全球人权治理的新方向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段秀杰）：今年１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重要演讲在世界范围引起热烈反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３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中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进入到人权领域的国际话语体系。日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人权治理”理论研讨会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数十名来自全国高校和人权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权意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遇与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人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与实践”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各国人权的实现”等五个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研讨会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和天津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向巴平措出席会议并致辞。他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时代命题，不仅为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指明了方向，也为加强和改善全球人权治理提出了中国方案，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共鸣。他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使生活在共同家园中的各国人民通过平等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实现共同理想。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积极推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的应有之义，为积极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可兹利用、不可多得的崭新途径。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丰富的人权内涵，体现了人权的价值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人类向善的美好表达，也是人类社会追求文明进步的本质要求，具有很强的道义力量，能够形成强大的感召力。”

　　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崔玉英在会议上做了主旨讲话。她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引领了人权理论新发展：“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没有散去，局部的战乱冲突也时有发生，国际上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在持续蔓延，面对国际上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以及全球治理的危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５０００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借鉴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顺应了当今世界潮流和历史大势，契合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共同诉求，符合全球治理改革的要求。”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被联合国绝大多数国家接受，先后三次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和人权理事会的决议，成为国际人权领域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柳华文研究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适合中国国情，并且与时俱进、融通中外，愈加彰显国际视野与境界。当今国际人权事业面临诸多挑战，国际社会更加深入地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积极稳妥推进国内、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的积极姿态，聆听中国在国际人权治理的声音。不久前，新上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表态就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观的认同。

　　柳华文说：“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人权是一个整体，强调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提出实现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就是发展权。联合国秘书长发出这样的呼吁让我们觉得很振奋。他强调了经社文权利，强调了发展权是核心，这对于那些漠视和否定发展权就是人权的国家，特别是美国来说，他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

　　与会专家们认为，在人权领域，各国有自己的政策，应秉持合作共赢的思想，在尊重各国人权政策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形成协调机制，找到更多契合点，寻求最大公约数。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永和教授表示，在全球人权治理中，中国的学者应该在人权理论上做出自己的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新概念是由中国固有的哲学文化作为基础，不是简单地把西方概念来改造成一个新的概念，或是对西方概念的解释，而是一套全新的话语，它的解释是中国式的。当我们把这个关系架构成立了之后，我们必然要描述共同体里面每一个成员的关系是什么，它们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而这种权利和义务的前提是必须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里面来谈。”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教授则表示，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呈现分化加剧却又相互依赖加深的利益格局，迫切需要整体性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为确立国际集体人权的人权地位提供了具有重要启发性的理论基础。常健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主张之下，我们认为全球人权治理需要改进的最重要方面是要增加对国际集体人权的维度，通过对国际集体人权的建构来约束霸权主义，重新调整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目前集体人权等权利联合国有一些宣言来主张，但并没有像个人权利那样有一系列的国际公约，所以我们在讨论中认为应该进一步推动联合国使集体人权更具有约束性，从宣言变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这样来改善全球人权治理，约束霸权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一意孤行，这对全球人权治理将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