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保育中华传统文化之茂盛森林——专访香港城市大学主任郑培凯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

　　国际在线消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丁一鸣、刘志敏）：郑培凯出生在中国大陆，小时候随父母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与白先勇等名家皆为同代人。后来又赴美留学，钻研中国历史。1998年来到香港城市大学，主持新成立的中国文化中心。郑培凯近年来致力于保护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担任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委员。以下为专访全文：

　　记者：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年，您当时在哪里？您能跟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心情和感受吗？

　　郑培凯：我在1997年的时候受到香港城市大学的邀请，5月来到香港。当时香港城市大学预备成立一个中国文化中心，作为全校的通识教育。5月之后，我又回到了纽约。因为我在纽约生活将近20年，在美国生活加起来28年，要来香港，那是一个很大的决定。回归以后，他们又希望我来，那时我就决定，我要来香港，帮助香港城市大学成立中国文化中心，作为他们全校的必修科。因为我认为中国人一定要修一点中国文化作为基础，这个还很重要的，对我来说很重要，对香港的大学来说也很重要。因为那时候香港的教育是英制的三年，这三年时间是很短的，每个人都只学一个专门的技术，对于文化一般的修养——比如怎么做人，怎么进入社会，怎么跟人交往，人际关系怎么样，中国文化传统环境怎么样——他们往往就没有机会接触。

　　当时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教授，是我的好朋友。他1996年开始担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他决定提供一些最基础的通识、人文教育给学生。他讲过一个故事。在决定要当校长的时候，他要见一些学生代表。因为他很喜欢中国文化，他就问学生：“你们会一点唐诗宋词吧？”学生说：“会呀会呀。唐诗我们都会呀。”张教授就说：“那你们可以不可以背一首我听听？”第一位同学就背：“床前明月光……”第二个学生也是：“床前明月光……”等到二十个学生全部是床前明月光的时候，校长就说这样不行，一定要搞一个中国文化通识教育。所以就请我来。

　　回归当天，我在纽约，从内心来想，感情上还是很激动的。因为香港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了，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创伤。我不是在香港长大的，我也没有在英国整个殖民教育之下受过影响。我在台湾长大的。可是我们读历史的人，这个事情在心里是很重大的事情，所以从感情上来讲，再加上自己的专业，我觉得是这很重要、划时代的大变化。

　　至于回归以后，怎么让香港慢慢转型、跟整个中国的文化环境、政治气氛怎么结合，那是很复杂的事情。我们学历史文化的人觉得，有些问题不是政策一出来就可以解决的，不像股市楼市，它是长期的、文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到香港能做一件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我当时来的时候倒没有想到会一直待下来。

　　我来香港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教育。文化中心是那时成立的，那时是全校的必修课，是6个学分，三年制一共90个学分，占所有课业的7%到8%，是很重的。当时也有很多同事、特别是理工科的就反对，说浪费学生的时间，学文化都是虚的。有一个朋友向我质疑说，你这样荒废我们学生的时间，你看我在科学界这么有成就，我以就没学过文化。我嘴上说，你没学过，就让学生学点吧；同时心里说，你如果学点文化，成就会更高。所以当时是有很大的阻力，最大的阻力不是来自学生，而是来自教授团体。

　　我设必修课的时候就想清楚，一定要学生觉得喜欢。我设了20个不同的专门科目，比如社会历史、古典文学、建筑、庭园……聘人的时候挑了20个专职的老师，每个人的专业都不一样，但每个人都要围绕中国文化传统教，教的过程中可以自选角度，学生就会有不同的兴趣。做到第三年的时候，学生会调查所有的学生，为中国文化课程做评价，结果是百分之六、七十的学生都觉得非常好，他们得益很大。有少数的不太赞成，说这个课对他没有太大帮助。可是，过了多少年他们毕业以后，会回来说他们受益很大。我们就很安慰，觉得这对他的人生有帮助。

　　没有历史认识的话，你就对你自己的民族、国家跟文化有一个隔阂，这就是我一直批评的无知的问题。你可以喜欢或不喜欢，你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你不能无知，因为你无知之下做的判断，往往是害你自己。

　　记者：我听见有一种声音说，香港是文化沙漠。但我发现香港也有文化底蕴。那么在您看来香港整体的文化现状是什么样的呢？

　　郑培凯：我觉得从回归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英国统治的时候，政府的确是不太提倡跟文化有关的事情，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它是个殖民地，它尽量保持政治中经济的地位，经济有好的发展，有利于英国统治香港。

　　刚回归时，我发现香港不是文化沙漠，它有很多好的文化活动，但都是西方的。比如有交响乐、有歌剧，比较富裕的家庭也会教小孩弹钢琴、拉小提琴，有很多人对世界文学有兴趣……同时，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因为是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所以有很多中国人觉得自己身为中国人，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保护，可是这样的人不受到政府的支持，港英政府当然也不会干涉，他让你自生自灭。

　　最典型的例子是香港中文大学成立的过程。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就是很多人关心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成立大学是希望中文也成为大学的主要语言，中英可以并用。因为在香港老大学里都是英文的，是殖民地的大学。那么中文大学就不是。我们发现很多社会才俊在鼓动这些东西，要建立中文大学。所以中文大学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对香港的文化发展有特殊的意义的。可是中文大学成立过程是很艰难的。因为港英政府提出，想要它承认这个大学、给拨款的话，那就有很多限制、很多压力，钱穆离开的一个主要原因跟这个也有关系——他帮助成立中文大学，当新亚书院院长，后来当了副校长，都被逼走了。

　　回归以后是一个慢慢转变的过程。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希望让文化艺术有一些新的发展。香港政府康文署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和变化。康文署以前办的活动都是西方的，慢慢现在很多中国戏曲、中国民乐越来越多。这是有计划的。康文署的一些人在做，他们真的是很热心，真的是很好。现在香港每年有一个中国戏曲节，已经被制度化了，好处就是政府里面很清楚地把它建设出来。

　　香港有人说“文化沙漠”有一定的自嘲。它不是文化沙漠，这样一个文化大都会，现在在逐渐从原来殖民地的、政府支持、完全英国式、跟老百姓没有关系的文化理念，到现在大家都觉得应该参与的。但需要时间。香港本身底蕴是弱的，香港人不太谈书，社会的主要风气是鼓励大家以赚钱为主，因为香港这个地方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大家都是过客的感觉。这个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消失掉。

　　记者：您觉得香港和内地文化现状上有哪里些优势和劣势呢？

　　郑培凯：香港的优势是，环境是开放的，开放的环境人就要自觉，但也会迷茫，挫折感比较重。因为生活压力太大，压力大到觉得没办法达到任何的理想。内地文化底蕴很深，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更奋发努力，长期的文化底蕴重新被挖掘出来，能够帮助年轻人奋发向上。当然内地也有缺点，比如就是消息不是那么灵通，有的时候太多敏感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事，大体上来讲，国内的求学也好，对于文化艺术的追求、对于自己理想的追求或者专业的追求，是一个向上的趋势。

　　记者：你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的主席，长期致力于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那么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回归之后香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情况，有哪些方面做的好，哪些方面做的不足呢？

　　郑培凯：香港这个地方很特别，英国人统治一百多年，他们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不闻不问，所以民间的文化传承倒一直传承下来了。而且香港有许多传统的文化因素，不因为革命战乱而变动，特别是跟家族纪事、宗教纪事、民间活动有关的，往往保存的蛮好。内地是因为经过大的战乱，对一些涉及迷信的东西取消的比较快，经常有很大的断裂，对宗族的一些仪式往往就丧失掉了。而香港也发生变化，可是很多仪式还保留着，比如很多家族，到了春秋，都要祭祀，到五年或者十年有个大祭，开祠堂大祭；他们的人都到世界各地去了，统统都回来，其实有点寻根的意思。这些就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比较好的东西。

　　内地是政府规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的比较努力。香港做的就比较慢，2006年香港才开始跟着做。真正开始做下去，是2008年了。到了2015年，政府才正式的说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到博物馆的等级，但还在等政府预算、立法会通过。可是内地就不是这样办，政策下来了，马上成立，马上拨款，马上拨人，马上做。

　　我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我们做的是保护和保持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为什么历史文化重要？它重要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文化核心，可以持续。我们目前有十项是国家级的，其中有一项是世界级的——粤剧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做好了以后，大家对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在香港的发展有比较好的认识和关心，这个力量就使得我们对本土的关怀可以落实到中国文化传统。这样对于整个社区、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是正面的。

　　记者：未来香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郑培凯：香港的主要风气是经济挂帅，不注意的话，很容易使得像非遗、像文化传承，变成一个牟利的工具。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台湾学习一些他们做得好的东西。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