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奖应多关注中国现实

　　19日，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陈一丹设立的“一丹奖”在香港公布首届获奖者名单。这是全球最大的教育单项奖，获奖者每人3000万港元(约合人民币2513万元)奖金甚至高过诺贝尔奖。由于“一丹奖”被外界看作对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而奖项递交的申请材料要求是英语，最终获奖者也都是外国人，这一评奖结果旋即遭遇质疑。

　　网友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是个人出资设立的奖项，申请材料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最终奖给谁，这是奖项设立者和评委的权利。至于这一奖项究竟能否成为权威的教育奖项，要看它接下来在全球以及国内形成的影响力。

　　若从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出发，最直接的做法是面对教育改革、创新项目评奖;如果是全球评奖，则要看项目与中国教育是否有合作、推广空间。即通过评奖，发现有助于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国际先进教育经验、做法，同时也让中国教育界从获奖项目中打开视野。

　　在这方面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教育实践远比物理、化学的科学发明创造更复杂。每个国家、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教育管理、学校办学制度、评价体系不同;老百姓关注的教育重点也不同。想找到一个解决教育问题的“全球方案”不现实。

　　笔者曾多次参加教育国际论坛，发现国外教育者与我国教育者关注的问题有很大不同。这次“一丹奖”两位获奖者的成果：Carol S.Dweck鼓励学生积极评估及发展自身潜能的“成长型心态”理论，以及Vicky Colbert“以学生为中心”融合课程、教师培训、社群参与及校园管理等因素，有系统及高成本效益的教学模式，正好反映出国际教育的兴趣点：解决学生成长问题和高质量乡村教育问题。这当然也是我们感兴趣的方面，但我国与国外教育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

　　美国大学自主招生，中小学有较大自主办学空间，中小学学校管理实行学区制管理，家长委员会是学校管理的重要力量。如果不考虑教育管理、办学制度和评价体系等问题，把这些教育概念用到中国来，要解决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估计需要很长时间的本土化，甚至极可能有严重不适应症。

　　我国当前的教育热点，诸如幼儿园小学化、小升初择校热、学生学业负担沉重、补课热、全民高考等等，这大多不是国外教育热点，奖项的评委也可能不太理解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这样的教育改革。对外国教育者来说，他们可能会关注具体的教育细节，但中国教育者比他们更难，要面对各种复杂的社会情绪。

　　促进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需要多方力量，但首先必须明确我国教育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对于中国教育改革来说，当前更需要的是对教育管理、评价制度的突破，应该积极鼓励的是这方面的改革和探索。

　　（作者：熊丙奇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