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枪击案愈演愈烈 美国控枪究竟难在何处

　　国际在线报道（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赵新宇 刘坤）：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日晚，６４岁白人枪手斯蒂芬•帕多克从美国拉斯维加斯曼德勒海湾酒店３２层的窗口，向楼下参加露天音乐会的２万２千多名民众扫射，造成５８人死亡、约５００人受伤，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惨案。为什么不断上演的枪击案惨剧难以改变美国饱受诟病的枪支管理制度？

　　“在这次投票上，赞成票２３１张，反对票１９８张。法案通过，没有异议。”震惊世界的拉斯维加斯恶性枪击案过去两个月后，美国国会众议院在１２月６日通过了《隐蔽携枪互惠法案》，将允许一个州的合法隐蔽带枪者在其他４９个州合法携带枪支。美国现有１２个州允许居民不需要申请许可证就可以合法隐蔽携枪，如果这一法案最终签署为法律，将削弱各州在枪支管理上的权力，拓宽美国人的枪支权。

　　为阻止这一法案而奔走呼吁的美国控枪组织“吉福斯勇气”联合创始人、退役海军上校马克•凯利痛心疾首地在美国媒体上表示：“公开带枪的人越多，死于枪击的人越多，这有明显的相关性。所谓好人有枪能救人的观点只是假设，不是现实，只是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现实是执法人员到达其他人员都持枪的现场时，将导致他们难以判断发生了什么。在我们国家历史上两起最大枪击案发生后，众议院的首次投票就通过这样的法案，这是把我们带回了错误的方向，是不对的。”

　　与英国、澳大利亚通过立法成功改变枪支管理制度不同，美国联邦层面的枪支管理法律在过去数十年里没有起色，近年来，多个州还出现控枪法律松动的趋势；随着“撞火枪托”等枪支改装设备不受当下法律约束，大规模恶性枪击案频繁发生。

　　虽然美国最高法院２００８年已经表示，控枪政策并不违反宪法第二修正案，但控枪措施似乎越来越难以出台。要不要控枪已演化成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斗争，并与美国人对于枪支的复杂感情和美国深厚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连。

　　内华达全美步枪协会州联合会主席唐•特纳介绍说，美国有很多像内华达州这样的人烟稀少的地方，有枪是最好的自我防卫办法。他特别强调了宪法对于美国人持枪权力的保护的来由：“第一批美国移民登陆后，他们需要枪械保护自己、狩猎、生存，也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第二宪法修正案存在的真正原因是，我们的建国者知道如果政府控制了一切权力，政府就会变得具有压迫性，出台第二修正案就是因为要确保权力留给人民，而不是政府。”

　　在美国，不同人群对枪支的态度极为分裂。皮尤调查数据显示，美国７４％的枪支拥有者和３５％的无枪人士认为，“持枪权对自由而言至关重要”。５５％的美国人支持更为严格的控枪政策，数量少于上世纪７０年代。另外，４８％的白人男性有枪，两倍于白人女性和其他族裔人口，持枪权和种族主义与平权运动的关系演变就更为复杂了。

　　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一名为遇难者痛哭的拉斯维加斯居民和一名亲历枪击案的美国人都表达了支持持枪权的立场：“每当枪击惨案发生，他们就指责枪，好像枪是有生命的。人们醉驾撞死人时，我们不会指责车，我不热衷枪也没有枪，我们必须要指责人，你不能控制邪恶的人、疯狂的人，你不可能预测到这些。”“当我看到纽约卡车撞人事件时，我们没听到政客们禁止家得宝出租卡车，那些想让飞机坠毁、开卡车撞人的人，就会去那么做，没有任何规则、讨论能改变这些。”

　　美国大部分呼吁控制枪支暴力问题的组织都以支持公民持枪权为前提，美国著名的控枪组织“布雷迪运动”的工作人员说：“我们支持宪法第二修正案，我们相信民众有权拥有枪支，如果他们能够安全地负责任地使用。我们只是不想让错误的人拿到枪，不让危险的人拿到枪。”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考特罗则表示，禁枪在美国是不可能想象的：“在美国典型的事情是，只要你禁止一类事物，就会出现黑市。任何试图禁枪的举动，都会导致大规模枪械黑市，特别是当你发现美国私人拥有的枪支数量已经达到约３亿支。”

　　除了民众对枪支的态度，以及枪支数量超过人口数量这一事实，有美国媒体抱怨１８７１年成立的全美步枪协会这样的组织有强大的政治游说能力，还通过各种广告，向美国人描绘劫匪破门而入之时，警察鞭长莫及的场景，激发人们对枪的需求。美国枪支行业目前享有其他行业没有的豁免权，国会２００５年通过《合法枪械交易保护法》，禁止枪支暴力受害者起诉枪支制造商。美国历史悠久的控枪组织“布雷迪运动”的一名工作人员就说：“枪支工业和全美步枪协会有着非常强大的游说能力，使得国会制定的法律更有利于枪支工业。”

　　事实是，美国现有的选举制度让政治上更为积极投入的拥枪派更占优势，居住在广阔乡村地区的拥枪派足以通过选票影响选举。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乡村地区４６％的人有枪，城市及周边地区人口持枪率１９％至２８％。相较于控枪派，拥枪派更关注政治议题中的枪支话题、更愿意向代表其观点的候选人捐款。全美步枪协会对于拥枪派的政治鼓动性在国会山尽人皆知。

　　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考特罗认为，以当前的局面看，强化１９９３年实施的购枪背景审查是一种办法：“不通过背景审查就无法合法购买枪支，然而以得克萨斯教堂枪击案为例，就出现了问题，枪手在空军服役期间曾因家庭暴力获罪，这个信息却没有提交联邦调查局，导致他得以购枪，因此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强化背景审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院长欧文•切默林斯基也在《哈佛法律评论》上撰文呼吁，采取能够得到公众认可的常识性举措，比如强化购枪背景审查，禁止能够短时间大量杀伤平民的枪械，解除对枪支行业的特殊保护，以此减少枪支暴力问题。但从桑迪•胡克小学、到拉斯维加斯、再到得克萨斯教堂，越来越惨重的枪击事件不断发生，目前联邦政府层面所做的最有效的事情是，司法部１１月２２日下令审查由联邦调查局负责运行的“全国犯罪背景速查系统”，以提出改进措施。

　　当所有围绕枪支的社会、文化、政治、法律问题悉数缠绕在一起时，在这个曾被称为“新大陆”的国度，尚难看到更多控制枪支暴力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