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我在非洲的第一站，具有撒哈拉以南许多国家共同的特点：黝黑的人群、年久失修的道路、灿烂的阳光、机场边国家公园内散步的斑马。这是国人心中对于非洲的部分想象，也是来到这里的人所真实看到的。如果真的执着于东非小巴黎这个称谓，人们大概会对内罗毕的面貌大跌眼镜。据说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从七十年代到现在没有太大的变化，楼还是那些楼，路还是那些路。严格来说，这里的七十年代其实比同期的北京发达多了。

　　内罗毕最大的魅力，是树木花丛和草坪遍布全城，甚至很多院子的院墙就是由灌木丛围绕而成。路边的三角梅与蓝花楹争奇斗艳，小鸟们在枝繁叶茂的树林里低吟浅唱，水果蔬菜市场内成群的猴子跟在顾客的身后等待偷香蕉的机会。一边是市中心林立的高楼，一边是周边如植物园般的街景，有时还能看到在灌木院墙间飞奔的蜥蜴，和窄小的马路上偶然路过的牛群。这些看似矛盾的存在，在这座城市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且毫无违和感，这就是我深爱内罗毕的理由。常驻的三年，时不时在其他国家出差漂泊，只有这里给了我家的感觉。

（内罗毕街景）

　　内罗毕是肯尼亚最大的城市，但肯尼亚不只有内罗毕。使肯尼亚声名鹊起的，是这个国家相对发达的旅游业。马赛马拉这个名字，在我们做过几次大迁徙直播之后，在国内应该算是如雷贯耳。除了马拉河畔上演天国之渡的角马群，这里还有安博塞利的乞力马扎罗雪景，桑布鲁的野生象群，纳库鲁的火烈鸟，蒙巴萨壮丽的印度洋海岸线。围绕野生动物保护所发展起来的旅游业成为这个国家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第一次做野保题材的采访，也成为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经历。

　　2012年8月10日开始，野生救援WildAid携手姚明在肯尼亚进行反盗猎宣传活动，并与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和动物星球频道联合摄制野生动物保护纪录片。分台派我对这次拍摄进行跟踪报道。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象牙买卖盛行，非洲野生大象被大量猎杀，数量一度从130万头锐减到60万头。随着1989年联合国全面禁止象牙贸易公约的实施，这一趋势被暂时遏制。但是随着象牙价格的日益飙升，盗猎者再次将枪口对准了野生大象。

　　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Kenya Wildlife Service）对此次姚明到访非常重视，提供了大量拍摄资源，希望能够借助姚明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宣传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性，并在野保方面与中国加强合作。在拍摄纪录片期间，姚明曾先后到达了五处大象盗猎地点。8月16日上午，我跟随他们的团队探访了位于桑布鲁国家公园的最后两处盗猎点。

　　去桑布鲁的前一天上午，我和摄像同事跟拍姚明在纳纽基（Nanyuki）周边的宣传活动，下午在野生救援团队下榻的酒店对姚明进行专访。姚明比较健谈也很容易聊天，专访结束后，我们在酒店的草坪上休息，一起喝着姚明从国内带来的信阳毛尖，聊篮球，聊魔兽，聊肯尼亚灼人的阳光，就像几个相识很久的朋友。姚明在篮球职业生涯期间遗留了脚伤，一直未能痊愈，时不时还需要用冰块冷敷。聊天还未结束，野生救援创始人奈·彼德(Peter Knights)跟我说在桑布鲁发现了被盗猎者杀害的大象尸体。这个保护区位于肯尼亚中北部，是肯尼亚野生大象的主要聚居地之一。野生救援的纪录片团队决定第二天上午去现场拍摄，团队的飞机上有一个位置给媒体，Peter说可以留给央视，也就是说我或者摄像可以随机去拍摄。我问同事他自己去是否可以，他考虑了一下觉得很困难。这个团队除了姚明，其他人都只能用英语交流，沟通对他来说太难了。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的解决方式是同事给我加急培训一小时，第二天我带着摄像机去拍。

　　对于拍摄，我仅存的那点经验就是驻外培训期间不到八小时的摄像课程。虽然同事帮我做了一小时培训，但我也只能勉强记住一些基本的操作手法和技巧。第二天一大早，我拎着沉重的摄像机，背着视频编辑笔记本，心情无比忐忑地到达纳纽基附近的机场。所谓机场，只是几个简陋的小房子和工棚组成，机场跑道也几乎全是草地。之后和野生救援的团队上了包机，而所谓包机，其实是一个包括飞机驾驶员在内，总共十几个座的螺旋桨小飞机。由于发动机限制了升空上限，这类飞机都是在云层之下的对流层飞行，气流的各种变化都会使飞机产生颠簸，舒适性与安全性都比喷气式飞机要低。半个多小时的航程，像是坐了一次漫长的过山车，个中滋味一言难尽。

（肯尼亚纳纽基Nanyuki机场）

　　飞机到达桑布鲁国家公园后，我们又乘坐越野车到达一个需徒步进入盗猎处的地点，之后在荷枪实弹的游骑兵的引领下，在布满荆棘的沙地上跋涉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第一个盗猎点。这里远离茂密的森林和草原，是半戈壁半沙漠的干旱地区，气温高且非常干燥。一小时的徒步再加上沉重的拍摄设备，所有人在到达目的地后都汗流浃背，裤子与鞋面上扎满了苍耳。游骑兵巡逻队在徒步过程中自始自终持枪警戒，因为他们在附近又发现了盗猎者的足迹。我们距离大象的尸体还有十几米的距离，空气中已经弥漫着浓烈刺鼻的腐臭气味。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说这头大象还未成年，死亡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盗猎者通常在大象中枪未死之时，残忍地将象牙甚至大部分头部切下，从而及早离开现场，躲避巡逻队的追踪。

（在游骑兵引导下前往盗猎现场，版权属于Wildaid）

　　大象是一种具有丰富情感的动物，聪明而又敏感。如果这次被猎杀的是一头有幼崽的母象，那么小象即便不会被盗猎者杀死，也会因为失去母亲伤心难过而失去求生的意志。在内罗毕国家公园旁，有一个大象孤儿院，David Sheldrick Wildlife Trust，用于救助和养育因为盗猎或其他原因失去母亲的小象孤儿。姚明曾在那里与当时年龄最小的小象基南戈亲密互动，小象的身高不到他的膝盖，头顶还长着细密的胎毛。2013年，为了继续拍摄野生动物保护纪录片，姚明再次来到肯尼亚，并去大象孤儿院看望基南戈。但他得知，虽然有保育员24小时的精心照料，基南戈因为失去母亲太难过，最终还是去世了。

　　存在于眼前的真实现场与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完全不同，从大象被切掉头部的黑洞和被斑鬣狗撕咬地四分五裂的尸骨，我仿佛看到了它无尽的凄凉和深深的绝望。亲眼目睹这样的残忍，我不知道该如何宣泄心中的悲愤，只能蹲下身子任由泪水汹涌而出......姚明和Peter都过来安慰我，他们说很能体会我现在的心情，因为他们在第一次见到被盗猎者杀死的大象时，心中的愤怒与难过也无法抑制。这是我不愿提起的一段回忆，即便在多年之后，每每看到与非洲象有关的纪录片，我仍然会想起那天的场景。每当周围有朋友问起如何从非洲带出象牙制品来，在非洲买象牙是不是很便宜时，看到他们对象牙偏执的渴望，我既感到悲哀，也深切地体会到人们对血色象牙贸易的无知。

（姚明在大象盗猎现场，版权属于Wildaid）

　　悲伤并不能解决问题，人们的泪水不会唤起盗猎者对大象的同情。我能做到的，就是拿起摄像机记录下眼前的一切，用自己微薄的力量，让观众明白洁白光润的象牙制品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血腥的真相，在这灿烂的阳光下又发生着怎样的罪恶。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归根到底，象牙的巨额利润和市场需求直接导致了象牙非法贸易的猖獗。

　　旅程结束，我和野生救援的团队在机场道别，姚明继续着他的野生动物保护之行。那之后，全球不断有公众人物，以各种方式加入野生动物保护这一漫漫长路。这是一项持久的工作，需要各国之间的通力合作。除了公众人物身体力行的宣传，政府的支持与法律的健全也不可或缺。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美达成关于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的共识，其中包括中美承诺在各自国家颁布禁令几乎完全停止象牙进口和出口。2016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将于2017年12月31日全面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的活动。这意味着，从这一天开始，中国禁止国内象牙商业性贸易全面实现，买卖象牙在中国是违法行为，将面临法律制裁。这一举动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全球生态保护人士也纷纷点赞。事实上，自通知颁布起，便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象牙价格开始走低，非洲许多国家的盗猎现象也有下降趋势。

　　在今年野生救援最新的公益广告中，姚明这样说：“象牙制品十分昂贵，昂贵的不是它的价格，而是背后一条条大象的生命。我国现已实施象牙禁贸，以法律的名义，让象牙不再是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