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欧洲统一货币—欧元启动的二十周年。作为欧盟政经两开花的工程，欧元在二十年间既带给了欧洲经济红利与繁荣，亦使得欧洲经历了金融债务到社会政治危机全面蔓延的过程。经济与货币联盟虽然对欧元有诸多争议，但它仍然是欧盟“大而不能倒”的一只支柱。然而，鉴于欧元区作为货币区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未来的发展恐怕道阻且长。

　　欧元的诞生是欧盟经济与货币权力的极大整合，将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等凝聚为全球第二大货币，覆盖了全球40%的跨境交易以及欧盟50%的出口结算。对于欧洲内部而言，欧元成为欧洲单一市场经济活动的助推器，大大降低欧盟内贸易的交易成本和汇兑风险，贸易创造效应明显。同时，欧元也给欧盟带来了丰厚的铸币税红利。

　　不仅是经济，欧元更是凝聚欧洲政治的工程。在冷战结束，两德亟待统一的前夕，欧洲其他国家对于统一后的德国如何使用其经济权力，是否重新成为欧陆强权心有余悸。而法国则提出支持德国统一的条件是德国需加入欧洲单一货币。在德国与欧洲他国公用货币、共享货币主权的逻辑下，历史上给欧洲带来灾难的德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彻底“同呼吸，共命运”，消除了欧洲国家对德国扩张谋霸的担忧，也让统一后的德国完全融入了欧洲，并且借助欧元的红利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彻底改变德国与欧洲大陆数百年的关系。

　　然而，随着欧元体制的运转，其内在缺陷与弊病亦逐渐显现。欧元区国家经济竞争力差距和单一市场财、人的流动程度差异，使得欧元在启动之初并不具备最优货币区的条件，随着欧元促进区内贸易增大，竞争力差距逐渐转化成贸易逆差，又通过政府国债融资体系转为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公债规模，成为欧债危机的导火索。欧元区在欧债危机二次衰退期后，才通过逐步建立“欧洲稳定机制”，控制住重债国的国债违约风险和传染效应，逐步恢复了市场信心，打破了“欧元崩溃论”的进击，并在欧洲央行超常规货币政策以及敦促重债国改革配合下，逐步回归增长和稳定的轨道上来。

　　欧元区虽然挺过了欧债危机并保住了经货联盟，但欧盟受到欧债危机的影响延续至今。欧债危机造成欧元区的多年经济衰退，加之欧洲在全球化负效应以及紧缩财政政策的挤压下，使得民众在就业、福利等方面获得感、幸福感锐减，并面临着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等多重危机共振，一同推升民粹主义及极端政治思潮的崛起，传统政治生态不断遭到侵蚀，而政治上的嬗变也在侵蚀着各成员国对欧盟深入一体化、财政纪律的支持力度，近期意大利与欧盟的财政预算风波即是这种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交错发酵的集中体现。

　　同时，欧盟也在内外变局中面对着一个更加自我主义、更加滥用美元体系权力的美国，从巴黎银行2014年遭遇的重罚、到美国金融机构媒体对欧元区问题推波助澜，再到围绕退出伊核协议不断挥舞的经济金融次级制裁大棒。欧洲也逐渐意识到强化欧洲主权、巩固欧元体制机制及国际地位，对于争取战略自主、保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性。

　　欧元区勾勒着内外两套强化方案。对内做实自己，通过构建欧元区预算、发行欧元区共同主权资产、建设实体化欧洲货币基金乃至欧元区财政部等机制，丰富欧元区在债务危机处理、扶持较弱经济体、抵御经济危机的能力。对外则是高举欧元国际化大旗，试图进一步推广欧元在能源、航空等领域的结算水平，同时与银行业联盟及资本市场联盟的措施相结合，共同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欧元国际金融投资市场及产品，深化欧元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存在感。

　　欧盟虽然理想丰满，但现实总是令人无可奈何。法国、德国均受到内政牵绊，欧洲民粹主义持续冲击现有政治版图，欧洲议会选举更是一场即将去布鲁塞尔的赶考。在这种民众持续反弹，成员国矛盾加剧，共识稀薄的政治环境下，推动欧盟的进一步建设毫无基础。同时，欧元扩大货币权力既要有强大经济增长动力作保证，也要避免外部干扰。然而，在欧元区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贸易、债务等问题联动加剧的同时，美国也不会坐视自身货币权力被侵蚀，再度出手将是美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政策的惯性逻辑。因此，建设一个更稳定、更国际化的欧元，恐怕对欧盟将是道路且长的漫漫旅途。（董一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