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一位白族科学家的初心使命

　　写在前面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国各族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用心血和智慧共同创造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

　　“人物”专题将介绍一批不忘初心使命、奋战在中华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的各民族英才，记录他们炽热崇高的爱国情怀、创新进取的时代精神，展示他们在各自领域对社会发展进步所作的突出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带领读者走近他们虽平凡质朴却蕴含人间真善美的灿烂人生。

　　一个个人物的奋斗担当，将成就一个民族团结奋进的伟大辉煌。

　　提起“两弹一星”，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科学家。1999年，78岁的王希季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人们才逐渐认识了这位中国航天事业的“幕后英雄”：将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发射上天，提出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研制出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

▲“两弹一星”元勋、中科院院士王希季

　　王希季少年时赴美留学，学成后回国效力，投身航天领域。在这位从云南红土地走出来的白族科学家心中，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民族的需要总是摆在最优先的位置。“飞天”一甲子，他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白族青年的“工业救国”梦

　　和中国共产党同年同月诞生的王希季，出生成长于美丽的春城昆明。白族崇文重教的传统，让他自小打下良好的学习基础。17 岁时，他才读完高一，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

　　在抗战中组建的西南联大不仅有着雄厚的师资，而且有着爱国报国的优良传统。那首铿锵的校歌《满江红》中所唱的“千秋耻，终当雪”，深深镌刻在王希季的心里。

　　1940年，日本侵略军占领越南后，频繁轰炸昆明。那些被炸得血肉模糊的躯体，火光中传来的凄惨哭叫声，让年轻的王希季悲愤交加、欲哭无泪。这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景象，永远定格在他的脑海。要想摆脱这种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祖国就必须强大起来。

　　在积贫积弱的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人才是稀缺资源。一个“工业救国”的梦想在王希季心里萌芽。他想成为一名电力工程师，为家乡云南建设一家相当规模的发电厂。

　　1948年，王希季前往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动力及燃料专业留学。他学习非常勤奋，上课之余，隔日还去附近的热力发电厂工作，从锅炉工一直干到领班，全面掌握了发电厂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学到了先进的管理方法。1949年12月，他以优异成绩获取了科学硕士学位。就在王希季准备进一步攻读博士学位时，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两张照片：南京路上好八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变了他的求学计划。

　　“我是在军阀间相互打仗，国家被蚕食、被分治的状态下长大的，有生以来首次看到真为老百姓服务的军队和祖国大陆的统一，我为此而欢呼，决心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半个世纪之后，王希季回忆起当初选择回国的动机时，充满感触地说。

　　美国政府为了留住中国留学生，给他们创造了许多优厚的条件。但王希季已经归心似箭。他出国就是为了学习先进技术，改变祖国的落后状况，如今新中国已经成立，有了施展抱负的社会环境，留在美国已无必要。因此，他毅然踏上了驶往东方的“克里弗兰总统号”商船。

　　1950年3月，一个阳光明媚、海风拂面的上午，王希季和几十名中国留学生围在华罗庚教授的周围，畅想回国之后如何建设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国。说到兴奋之处，学子们抑制不住激扬的心情，放声歌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正是在这次海上旅行之际，华罗庚写下《致全体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向海外留学生发出回国的号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

　　王希季回国之后，先后在大连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高校任教。

　　白手起家，拓荒中国航天事业

　　年幼时，王希季除了喜爱踢足球和游泳外，最爱看云南天上变幻无穷的蓝天白云、皎洁的明月和神秘的星空，还忍不住浮想联翩。没想到，这种幻想后来变成他一生要努力追求的事业。

　　1958年11月，入党刚一个月的王希季接到上海市委组织部的通知，让他到新成立的上海机电设计院报到。具体做什么工作，市委组织部的人没有明说，只是说“去了就知道了”。

　　当时，王希季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副主任，工作任务很重;此外，他正计划赴德交流两年，科研项目也正是要出成果的时候。要接受这个新任务，他着实有些为难。但在国家发展与个人前途面前，他果断选择了前者。

　　当王希季拿着介绍信前往上海淮中大厦报到时，他才知道新单位是由中国科学院与上海市双重领导的科研机构，主要负责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他担任技术负责人，主管火箭的研制工作。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对于“天”，毛泽东曾经有过这样浪漫的描述。1957年、1958年，苏联和美国相继将卫星送入太空。面对茫茫宇宙，1958年5月，毛泽东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发出进军的号令：“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钱学森、赵九章等发起了一个“上天、下海、入地”的科研倡议，其中“上天”就是要发射人造卫星。中科院将卫星研制任务定为 1958年的头号任务。至此，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科研工作者聚集在一起，王希季就是其中之一。此前从未接触过火箭研制工作的王希季深知，发射卫星是国家重大战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要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就必须有足够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国家的需要，就是科研人员努力的目标!

　　从此，王希季过起了“神秘人”的生活，妻子、儿女都不知道他在从事什么工作。直到“文革”贴出来大字报，儿女们才知道父亲工作单位的名称。

　　中国是火药的故乡，但在现代火箭的研制上，中国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西方的封锁和孤立之中，不可能得到外援，只能靠自力更生。

　　王希季率领着一支平均年龄21岁的年轻团队，开始了艰难创业。缺乏技术，他找来资料自己先学，再给年轻人讲课，自嘲为“现学现卖”;经费不足，将火箭发动机推进剂供应系统的试验设备安装在厕所隔出来的小天井里，把日本人遗弃的废碉堡改造成了试车台;用电动和手摇计算器进行计算弹道，算一条就要45天，计算纸摞得半人高。

　　3个月后，王希季和他的团队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虽然距离只有短短的8公里，却成为王希季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成功。“(火箭)总算上天了，虽然还没有到真正的天上去，但毕竟是飞起来了!”39年后，王希季重新回看“T-7M”发射的现场视频，眼神里依然抑制不住喜悦之情。

　　这枚完全由中国人研制的火箭，发射条件却是意想不到的简陋：控制火箭头体分离的定时装置，是用一个7元的闹钟改装的;火箭点火装置是用手电筒的灯丝裹上硝化棉制成的;没有吊车，就用辘轳绞车把火箭吊上发射架;没有燃料加压设备，就用自行车的打气筒加压;没有自动的遥测定向天线，靠几个人用手转动天线跟踪火箭……

　　“T-7M”首次发射成功4个月后，毛泽东在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参观时激动地说：“了不起呀，8公里也了不起!我们就要这样，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个天翻地覆!”

　　不断攀登航天事业的新高峰

　　从第一枚探空火箭到“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设计方案，再到返回式卫星设计、小卫星研制，直至载人航天技术的突破，王希季带领着几代航天人，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一个又一个奇迹。

　　1965年，在“两弹”建设基本完成之后，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任务被提上议事日程。上海机电设计院承担卫星运载火箭总体任务，由上海迁至北京，正式改名为七机部第八设计院。王希季被任命为该院总工程师。

　　时代再次赋予王希季以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任：主持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研制工作，承担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型号设计工作。

　　这样的历史机遇对于王希季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曾经动情地说：“作为一个专家，我不否认个人的天赋和勤奋，但是，如果党、国家和人民不交给我这些任务，我怎么可能去研制?如果不给我这些环境和条件，又怎么会出现我这样一个人呢?”

　　王希季是一个头脑清醒、求真务实的人。面对研制我国第一个卫星运载火箭的重任，他深知其关键在于要提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行的技术方案。

　　王希季查阅了资料后，创造性地提出一个以中程液体推进剂导弹为第一级和第二级，研制一个固体推进剂火箭作为第三级的运载火箭方案。这一方案就是后来的“长征一号”。

　　时任七机部四院副院长的杨南生说：“至今我都非常钦佩和感激王希季!在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上，敢于采用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固体火箭为第三级，需要有相当的魄力与勇气!”

　　1967年，“长征一号”的研制工作初样阶段即将结束时，按照国防科工委要求，“长征一号”总体任务移交给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一院)负责。王希季再次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两年后，“长征一号”成功地把“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5个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

▲上世纪90年代，王希季在卫星总装现场。 图片来源：《王希季院士传记》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希季对“长征一号”的研制贡献很少为人所知。1999年，党和国家为“两弹一星”专家授勋时，王希季的故事才逐渐为人们所了解：“他创造性地把我国探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结合起来，提出我国第一枚卫星运载火箭的技术方案，主持‘长征一号’ 运载火箭和核试验取样系列火箭的研制……”

　　在攀登航天高峰的道路上，王希季的脚步从未停歇。1975年，他研制的我国第一个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欧洲人敬佩地说：“中国的航天技术有两件事了不起，一件是独立自主研制出氢氧发动机，另一件是独立自主研制出返回式卫星。”

　　这些成功背后，王希季付出了多少汗水，已经无法计算。仅返回式卫星的回收系统，他和团队就经过了58次空投试验，反复改进。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先后成功发射8颗返回式卫星，其中有6 颗是王希季负责研制的。由于他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和返回式卫星研制中的突出贡献，王希季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和一次一等奖。但他却认为，功劳应该归于那些不计个人得失、跟着他加班加点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

　　开拓太空，造福国家和人民

　　人类征服太空的目的是什么?随着对太空的了解不断深入，王希季开始认真思索这个问题。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主要空间大国就已经在返回式航天器的微重力环境下，开展材料加工、空间制药、空间生物学效应等多方面的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在微重力条件下，地面上不能相溶的物质可以均匀混合，而且不需容器即可融化和固化物质;所形成的晶体不但纯度高、均匀度好，而且体积大，有利于制造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从而大大提高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和可靠性。

　　王希季将目光投向了应用卫星和太空资源的利用和开发。

　　1987年，著名半导体材料专家林兰英请求，在第9颗返回式卫星上进行砷化镓晶体的生长实验。王希季听了非常兴奋，这意味着我国的航天技术朝着应用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然而，当时距离返回式卫星确定的出厂日期只有半年时间，如果要增加微重力搭载实验项目，将要冒非常大的风险。砷化镓的晶体加工炉炉内温度高达1200摄氏度，无异于给卫星装入了一枚“炸弹”。

　　此外，这颗卫星原计划要搭载法国马特拉公司的蛋白质晶体生长和藻类培植实验项目，这是我国首次利用航天技术为国外用户提供服务，也是我国航天机构正式进入国际市场的一个标志，容不得半点闪失。

　　在这两难情境之下，面对各种不同意见，王希季果断拍板：“国内国外一起上!”

　　关键时刻，这个身材并不高大的云南白族人有着令人惊讶的勇气与魄力。

　　在忙碌了6个月之后，我国第9颗返回式卫星如期发射升空，经过5天的轨道运行，舱体安全返回，所搭载的中法两国微重力实验均获成功!

　　法国舆论界认为，这次成功的发射和回收，“证明了中国在航天领域的潜力，尤其证明了中国跻身世界卫星发射俱乐部的能力”。

　　如今，我国已陆续在返回式卫星上进行了上千项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搭载项目，在材料加工、微生物培养、动物繁殖、植物育种及流体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极有价值的成果。

　　在涉及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利益等大是大非面前，王希季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那就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

　　王希季晚年一直倡导把太空作为国家疆域的一部分来看待。他常说：“天，中国人是有份的。在太空这个世界各国争夺的新领域，中国不仅要有一席之地，更要扩大到一片之地。”

　　坦荡无私，提携后辈甘为人梯

　　王希季的家，就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家属楼。90多岁高龄，人们还能常常见到老人去办公室上班。新华社记者曾经采访他，题目就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94岁仍是“创客”》。

　　有记者曾经问王希季的老伴聂秀芳，王老长寿的秘诀是什么。聂秀芳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思想单纯，注意力都在工作上。”

　　王希季自己也说：“我的脑袋里，经常想的是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怎样做得更好。一个事情做好了，我感到很高兴;做得不好，就赶紧找原因。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挺有乐趣。”

　　《王希季院士传记》的作者朱晴在两年的撰稿过程中，曾多次采访王希季。她印象最深的是，王老不愧是抗战时期著名的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他们的爱国情操发自内心，在国家和个人之间，他们选择的是国家。王老谈航天时严谨、认真，却也有着丰富的生活情趣和深厚的人文知识，你可以和王老谈各种名著。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王老从不谈自己，只谈团队做的事情。已步入老年的王希季，眼神依然清澈、真挚，那是一种经过岁月洗礼后的纯粹和坦荡。

　　60载航天生涯，王希季担任过很多职务：所长、副院长、科技委主任，但王希季说：“我只适合搞技术，不适合‘当官’。”他的老同事、老部下也一直以“王总(工程师)”称呼他。

　　尽管在技术问题上严格遵循科学规律，“不好商量”，是个“倔老头”，但在工作中、生活上，王希季却是难得的严师益友。

　　比王希季小10岁的中科院院士、返回式卫星专家林华宝，称王希季是自己“事业上的引路人”。王希季很早就相中了聪明好学、踏实肯干的林华宝，经常有意识地交付他一些重要的任务，并且精心加以点拨和培养。两人一起共事40多年，林华宝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

　　上世纪80年代初，王希季兼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508所所长，从事理论研究的李大耀受命担任他的技术秘书。在王希季的指导下，李大耀完成了《空间技术》《卫星设计学》等一系列专著的撰写，硬是被“逼”成了一个卫星专家。

　　情牵故土，为民族地区发展出谋划策

　　王希季的老家在大理古城南面七里桥的观音塘上末村。少时离家去国，回国后忙于科研工作，王希季回乡省亲的机会并不多，但他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发展。

▲2003年，王希季和夫人聂秀芳在家乡云南大理和白族姑娘合影。新华社供图

　　1980年，王希季因工作需要来到昆明市嵩明县基地，这是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回乡。看到彝族乡村的贫困面貌，他深感痛心。他问自己：“当年要为红土地建设大发电厂的初衷早已彻底落空，卫星能不能用来改善农民群众的生活呢?”

　　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王希季将主攻的目标从进入空间的技术层面，转向了空间技术的应用层面。

　　耄耋之年，王希季依然没有忘记建发电厂解决民族地区能源的初心。2009年，88岁的王希季与3位院士联名写信，建议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研发百万千瓦级的空间电站，以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

　　除了在自身领域尽可能地为民谋福祉，一生中仅有的几次回乡，王希季都为大理的发展出谋划策。1985年，他在大理师范专科学校作了《大理如何加速现代化》的报告。他还振聋发聩地提出：洱海一定不能污染!他说：“世界上这么大、这么干净的湖泊已经不多了，至少我没有见过。”

　　在当时，人们对污染还没有任何概念，认为王希季只是杞人忧天。直到21世纪以来洱海几次爆发蓝藻污染，人们才意识到，王希季的警示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1983年起，在京工作、学习的白族及大理乡亲每年举办“三月街”联谊活动，至今已经举办了37届。王希季是联谊会的最早参与者之一。至今，联谊会会长杨聪还保留着王希季率家人参加首届节日活动的签名。30多年间，只要时间排得开，王希季几乎都来参会，对年轻后辈寄语勉励，在白族歌舞、云南乡音中以慰思乡之情。

　　(本文参考了王希季回忆文章《箭击长空忆当年》、朱晴专著《王希季院士传记》、李大耀专著《王希季》。特此致谢。)

　　来源：国家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