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大眼睛”为什么能够牵动亿万人心？

　　20世纪90年代初，受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青基会）委托，纪实摄影家解海龙拍摄了一组“我要读书”的照片，它们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其中有一张“大眼睛”的照片尤其引人注目。在那张黑白竖图中，手握铅笔的小女孩苏明娟抬着头，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因为这张照片，苏明娟被选为希望工程的“代言人”。

　　“很多人因此关爱我，更多的人因此为希望工程献了爱心。”苏明娟回忆当时的情景，非常感恩。

　　承载着苏明娟渴望读书眼神的照片引发社会各界对贫困失学少年儿童的广泛关注，也让捐助资金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1989年10月30日，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基会发起了一项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使命的公益项目——希望工程。截至2019年9月，希望工程援建希望小学20195所，资助家庭困难学生599.42万名。目前，希望工程的内涵仍在不断丰富。

　　希望工程的“代言人”——“大眼睛”苏明娟。 解海龙摄

　　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曾对希望工程进行过效益评估，并得出结论：希望工程已经成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的民间社会事业。

　　直击社会教育问题 希望工程应运而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80%的人口都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

　　1950年起，全国开展大规模扫盲工作。1956年，党的八大之后，我国开始探索建立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制度。1961年到1963年，党中央先后颁布《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提出了大中小学教育的任务和培养目标，我国开始形成比较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会上，中央极其重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曾强调，“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倡导全党全社会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

　　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路。“教育为本”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然而，20世纪80、90年代的教育现状令人堪忧，据《瞭望周刊》报道：当时的中国，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小学生，平均每年有100多万。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已经于198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但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每年要交纳的学杂费仍然是沉重的负担。

　　贫困地区的教育状况亟待改善。1989年3月由共青团中央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基会，旨在通过资助服务、利益表达和社会倡导，帮助青少年提高能力，改善青少年成长环境。

　　“我们这儿今年又欠收了，我又从学校出来了，我要背着口袋外出去讨饭……”这是河北涞源县桃木疙瘩村张胜利和吕成山小时候写给当时县政协副主席车志忠的信。1989年10月初，中国青基会河北调研组发现，全村14户人家共13名学生，其中有11名学生失学，张胜利和吕成山因为爱读书，常常靠收集头发换钱来交学杂费上学。

　　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昔日“大眼睛”，今日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兼职）、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团委副书记苏明娟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回忆：“1991年我上小学一年级，那时候学校根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校舍，就是旧社会的祠堂改建的，有窗户，但是没有玻璃，上面糊着纸，破了很多洞，冬天非常冷，也就是那时候解海龙老师拍了很多我们上课时的照片，其中就有那张‘大眼睛’。”

　　据解海龙回忆，1991年到大别山区采访时，有一个孩子闯入了他的视线，她不断地抬头看黑板，低头记笔记，这个女孩就是苏明娟。“我发现苏明娟的眼睛非常大，有一种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在苏明娟抬头的一瞬间，解海龙快速按下快门，于是有了后来经典的“大眼睛”。“回头看这张照片，我觉得苏明娟的眼神特别能表现孩子对读书的渴望。”

　　苏明娟（右）在安徽合肥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 人民网记者 罗旭摄

　　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承担着庞大的教育工作。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特别是贫困地区多、人口居住分散、义务教育规模庞大、教育经费短缺等，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希望工程自发起以来，始终奔走在帮助贫困失学少年儿童重返校园的第一线。根据政府关于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方针，以民间的方式广泛动员海内外财力资源，建立希望工程基金，资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儿童继续完成学业、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以促进贫困地区事业的发展。

　　凝聚广泛的社会力量 爱心人士举不胜举

　　希望工程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它为大众参与援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儿童搭建了公益慈善平台。

　　写信是希望工程发起初期的主要筹款方式。当时，中国青基会员工手写了几十万封“劝募信”，寄送给社会爱心企业，号召大家支持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希望工程，中国青基会开始寻求媒体帮助。1991年5月25日，《人民日报》率先刊登了“希望工程——为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募捐”的公益广告。随后，《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等报刊也纷纷刊登了公益广告。

　　1992年，作为希望工程的“代言人”，“大眼睛”照片一经推出，立刻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当看到那双渴望的眼睛，中国人内心的爱和善意立刻就被唤醒了。同在蓝天下，人们的生活却有这么大的差别，相对富裕的人们就想为这些孩子做一些事情，让他们有书读有学上。”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院长刘慧教授告诉人民网记者。

　　1994年召开的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立到2000年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国家级目标，分区规划分步实施，形成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经费体制，建立贫困学生资助体系，倡导社会捐资助学。

　　在国家政策的号召和媒体宣传的影响下，许多爱心人士参与到希望工程捐助活动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给贫困家庭的孩子带来了爱的温暖和希望。

　　大音希声，大爱无言。

　　“如果一定要留名，就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1992年6月10日傍晚，两位军人带着3000元钱走进中国青基会的捐款室，他们是受人之托来捐款的，在得知捐款必须留下姓名后，他们这样回答。同年10月6日，这两位军人再次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捐助了2000元。中国青基会的工作人员几经辗转终于了解到，这位“老共产党员”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当年为希望工程捐款的收据。 中国青基会供图

　　蹬三轮车20年，捐款35万，资助300位贫困学子，天津老人白芳礼曾这样感动中国。当有人问他对受资助的孩子有什么要求时，老人回答说：“我要求他们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做人，多为国家做贡献。”

　　山东省淄博市第二届十佳青年志愿者张明昭，结对助养了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贫困学生小郭，每季度都为孩子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资和学习用品。目前，在张明昭和朋友的影响下，已经有150余个像小郭这样的贫困孩子得到了一对一的长期资助。

　　“爱心人士举不胜举，太多了。”苏明娟当年的老师，安徽省金寨县三合实验学校校长傅启鹏告诉人民网记者，当年“大眼睛”的照片在社会上引起关注后，很多人捐助苏明娟，捐助其他学生，也捐助学校，孩子们受助后学习成绩都有所提高，很多人通过努力最终考上大学。也有很多人像苏明娟一样常回母校看看，捐助现在就读的孩子，反哺社会。

　　金寨县希望小学副校长廖桂林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非常感慨地说：“现在学校是拥有两个校区、数栋校舍，以及标准化操场的现代学校。每个教室都配有电脑，学校还有图书室、美术室、音乐室等。”金寨县希望小学先后有650余名贫困生得到救助，周祥明、曾龙、张宗友等一批受助者先后跨入清华大学等高校大门。

　　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金寨县希望小学。 人民网记者 罗旭摄

　　中国青基会党委书记、理事长郭美荐告诉人民网记者：“从当初以个人、以组织发动捐款为主，到现在有各个层面的公益伙伴，包括一些大型企业的慈善基金和一些公益基金会。”

　　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群众，他们都关注着贫困地区的孩子，帮助孩子们获得同等教育机会。作为无数爱心人士的缩影，他们也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各种力量，用实际行动照亮了孩子的求学之路。

　　慈善公益事业围绕人民关切 不断发展壮大

　　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进步，以希望工程为代表的中国特色公益慈善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但依靠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更是依靠国家制度、法律的多重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团告诉人民网记者。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扶贫济困、乐善好施是国人的行为习惯。所以当我们实施希望工程时能得到社会的快速响应。”郭美荐深有体会，公众的参与是公益慈善事业持续发展的基础。

　　“我们国家公益慈善事业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就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围绕大局，始终关注和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切、最需要的现实问题。”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二级调研员沈东亮告诉人民网记者，“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响应党的号召积极为人民群众服务。这带来了希望工程以及同时代的春蕾计划、母亲水窖等一批公益慈善项目的成功。”

　　2007年3月9日，河南郑州的两位农民工子女在希望工程捐款箱前拿出了所有“积蓄”。 常亮摄

　　2016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实施，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和公益慈善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程度。民政部联合多部门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也为慈善组织登记管理、有序活动和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遵循。

　　为统筹落实党的十九大要求的“完善慈善事业制度”“推动志愿服务制度化”，民政部在今年专门设立了慈善社工司，进一步整合力量，大力动员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发展壮大慈善社工事业，引导慈善社工资源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100个社会公益组织，发展到目前超过7500个；社会组织接收的年度捐赠总额从20世纪90年代初不足10亿元到2008年超过100亿元，再到2018年接近千亿元。中国特色公益慈善事业围绕人民关切，不断取得成绩和进步。

　　“互联网与慈善有机结合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慈善生态，互联网慈善的发展尤为迅速。”沈东亮说。目前“互联网+慈善”增效提速，利用科技创新来推动“人人公益”。

　　2019年上半年，1400多家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开展的公开募捐有1.7万次，获得52.6亿人次的点击、关注和参与。2019年9月，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举办的“99全民网络公益日”3天共募集善款24.9亿元。“我国的‘互联网公益’可以说走在全球前列，让普通百姓都参与到公益中来。”杨团如是说。

　　教育、公益、扶贫齐头并进 合力攻坚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988年，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文章中强调：“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

　　1995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曾给延安杨家岭小学校长写信表达对孩子们的关心，“有机会通过捐建希望小学与你们建立联系，很高兴。帮助老区、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解决学生入学困难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新时期扶贫工作的一项富有意义的内容。”

　　“治贫先治愚。要把下一代的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要注重山区贫困地区下一代的成长。下一代要过上好生活，首先要有文化，这样将来他们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义务教育一定要搞好，让孩子们受到好的教育。”2012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表示。

　　“人穷不能志短，扶贫先要扶志，教育扶贫是脱贫攻坚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工程正是教育扶贫的典型体现。”杨团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要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就要靠教育，而学校教育体制中最基础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小学。”在刘慧看来，“希望工程对我国九年义务教育能够更快地实现起到了很好的助力作用。”

　　希望工程将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提到希望工程，人们便会想到教育、公益、扶贫。希望工程在唤起社会的重教意识、促进义务教育发展的同时，更改变了一批批贫困儿童的命运。

　　在社会的持续捐助下，希望小学以每年760多所的速度递增，上万所贫困地区的农村小学彻底告别“有砖不过千，有门没法关，有窗垒着砖，有顶露着天”的危房校舍。

　　截至2019年9月，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52.29亿元，资助家庭困难学生599.42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195所。

　　“希望工程所取得的成绩属于所有参与希望工程的人，更属于全社会。”中国青基会党委书记、理事长郭美荐说，“希望工程在启动之时，有很多人提出，只要有一个孩子失学，这个项目就不会结束。”

　　2019年9月26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国用20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义务教育普及之路。

　　“现在国家已基本解决了‘有书读’的问题，接下来希望工程将朝着‘读好书’的方向发力。”郭美荐表示。从希望小学、1+1助学等发展到涵盖希望工程快乐系列、希望小学教师培训、希望厨房等希望小学建设公益项目集合，以及在非洲援建的23所希望小学，希望工程的内涵在不断丰富。目前，希望工程开展“希望工程助力脱贫攻坚”等公益扶贫项目，引导社会爱心力量向贫困地区倾斜，助力公益扶贫、教育扶贫。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在广大城乡社区、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积极作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发展壮大。

　　曾经接受捐助的学子们怀着感恩的心反哺社会，成才后不断将爱的希望薪火相传。

　　苏明娟曾是希望工程最具代表性的受益者，如今，她转身成为践行社会公益事业的行动者，第一笔工资就捐给了希望工程。“因为大家的爱心，很多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有机会重返学堂。一路走过来，我和其他小伙伴都非常幸运。”在去年圆梦大学行动中，苏明娟资助了15名大学贫困新生，今年她打算资助50名大学新生，希望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

　　成人善事，其功更倍；动人善愿，其量无涯。曾经的“大眼睛”女孩，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苏明娟常常给孩子灌输公益的理念，“希望能够将爱的接力棒传递下去”。（孙竞、熊旭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