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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人:从“台湾王牌”到蒋介石的囚徒

2010-08-24 15:57:49  来源:人民网  编辑:曲灵均   

  黄埔系眼中的“杂牌”

  上个世纪40年代末,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军队惨败后退守台湾。60年来,台湾当局之所以能够在台湾坚持,固然有很多因素,而1949年冬守住金门、阻挡解放军渡过厦金海峡,这无疑是其他因素存在的先决条件。孙立人当时虽然没有参加这场战役,但经他亲手训练的部队却在这次战役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国民党撤往台湾初期(1947—1949),孙立人曾经先后担任陆军训练司令、台湾防卫司令、台湾防卫总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要职。他在清华大学是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对于建构防卫工程非常在行。在担任台湾防卫总司令期间,经过他的努力,台湾沿岸的防御工事体系很快就建立起来。

  孙立人一直努力向蒋介石表示忠诚。1949年,当蒋家逃难到台湾的时候,蒋介石见到孙的第一句话就是:“台湾安全吗?”孙回答:“有我在,绝对安全。”

  即便如此,得到的依旧是蒋介石的不信任与排挤。蒋不断调换他的职务,削弱他的兵权。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其一,孙不是黄埔学生出身;其二,也是最致命的,是因为美国人喜欢孙立人,经常直接与孙立人打交道。

  假“共谍”释兵权

  在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认为,在部队中和社会上有太多“共谍”渗透,他下令在各地尤其是部队展开肃清“共谍”的工作。蒋经国秉持父命,领导整个情治与政工系统积极推动。当年,到处流传有“隔墙有耳”、“匪谍就在你身边”等语。所以,以“共谍”的名义来抓人,是“戡乱”时期情治系统办案最容易不过的方法。

  1950年蒋介石“复出”后,立即重新进行人事安排,将孙立人明升暗降,让他担任陆军总司令。他担任陆军总司令期间,只负训练之责,既没有指挥权,也没有人事权。即便这样,孙还是很卖力地尽责。然而,从这一年开始,孙周围的许多亲信开始被清理,其罪名都是“共谍”。

  蒋介石对孙的第一次打压是逮捕孙所领导的女干部。孙的英文秘书黄正及其姊黄珏,这一对姊妹花第一批因“共谍”罪在6月被捕,被关了十年。

  紧接着是对孙的第二次打压。孙立人设法将原国民党新一军散落在大陆的部将接到台湾。这些人当中,有享有“东方蒙哥马利”之称的李鸿,以及陈鸣人、彭克立等人。李鸿由大陆到台湾后,由孙立人陪同去见蒋介石。见面时,蒋介石表示有意要李鸿担任陆军官校校长。没想到,才过了两三个月,李不但没有当上校长,反而以“共谍”罪被逮捕入狱,一关就是25年。其妻马贞一也受连累入狱,在狱中生下儿子李定安。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从1949年到1950年,台湾当局对孙立人的态度有很大转变:1949年,蒋家政权的命运依赖台湾,台湾的防卫依赖孙立人;而到了1950年,蒋家政权在台湾的地位相对稳固下来,孙立人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蒋介石便开始解决孙的问题了。为什么会这样?据推测,孙立人由于个性耿直,时常为公事与重要官员(如蒋经国)、重要将领(如周至柔)公开争吵,对核心人物(如彭孟缉)不假辞色,而他本人又受美国青睐,这对蒋介石在台湾重新构建权力核心形成了威胁。

  因此,蒋一面将孙升任陆军总司令,使其有责无权;一面将他的一些重要部下陆续送进监狱,而且都以同样的名义——“共谍”。这也是蒋介石多年来解决异己的基本方法。

  而孙立人为人处世的原则一直是本着“诚”与“拙”。这一点,在《孙立人言论选集》中尤其可以看出。孙立人一直强调做人要脚踏实地、要诚恳,不要有小聪明。他可能做到了“诚”与“拙”,但“诚”、“拙”是否管用呢?蒋介石对他“信”吗?从上述两批人的被捕可见一斑。

  力主“诚”、“拙”的孙立人,眼见自己千方百计从大陆带到台湾来的亲密战友、得力助手连遭秘密逮捕,音讯全无,自己却无法代为申冤,并没有激烈地反抗,仍旧认真做自己分内的事。同时,继续与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与将领,就相关议题公开争吵。在旁人看,孙立人能做事但是不贴心;从蒋家看来,敢当面争吵似表示有反意;孙立人自己也向美国人吐苦水,甚至流露出表示要采取激烈行动。孙的这种态度,进一步促使台湾当局“解决”孙立人。经过重组的情治与政工系统,以“共谍”罪名来对付孙立人的部下,几乎无往不利。

  当时,只要“孙系”军人一有风吹草动,情治人员一定马上报告上级。在这种情形下,第三次整肃孙立人部下的行动,于1955年展开。

  稀里糊涂成了“叛乱”主谋

  在1955年受到整肃的人当中,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曾受到孙立人高度赏识与重用的少校郭廷亮。1944年,国民党新一军在一次反攻缅北的战役中,郭廷亮身受重伤,孙立人知道之后,立即派遣飞机,将郭载回后方医院急救。郭廷亮一直认为:他的命是孙立人救回来的。在孙立人的部队里,他一直表现很好。郭廷亮到台之后,由于身体壮硕,动作利落,为人豪迈,担任第四军官训练班示范营的营长,并且获准住在训练班正对面的诚正新村。当时的他,一心希望能够支持与拥护孙立人,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孙立人心直口快,想到什么,就直说什么,因此得罪了一些国民党重要人物,其中有汤恩伯、黄杰、蒋经国、彭孟缉。1949年以后,蒋经国与彭孟缉都是扶摇直上的人物。特别是蒋经国,更是如此。孙担任陆军总司令期间,常常为了争取陆军的利益,与曾经希望与其结为拜把兄弟的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当众“争吵”。蒋经国来拜年,他也不见。由于孙立人这些冲犯的行为,再加上他的旧部对孙1954年未能担任参谋总长表示不满,在私下相互联系,违反了不能自行集会结社的命令,1955年5月25日开始,包括郭廷亮在内的孙立人旧属受到第三波的整肃,并在8月牵动到孙本人。

  5月25日,郭廷亮被捕,受到刑讯逼供。后来在他的案卷中发现,5月27日至6月1日仅五天之中就有九封自白书及询问笔录。郭廷亮在要求平反的《陈情书》中提到,他连续十天受到刑讯,无法睡眠或休息。又根据1955年监察院五人调查小组的调查日记中提到,郭廷亮在自白书上签字时,竟然连“郭”字都不会写!他们由此判断:在签字时已经意识模糊的郭廷亮,很显然遭到了严厉的刑讯。另外还发现,郭在5月25日到6月底这段时间的口供,和7月14日以后的有很大不同。也就是说,7月14日之前,郭拒不承认是“共谍”。7月14日,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献策,改用劝服软攻,搬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先对郭予以肯定,再进一步说服,又经过大约21天,郭廷亮才终于承认为“共谍”。

  郭廷亮承认“共谍”并写下自白书后,黄伯度携案卷至孙立人的官邸,交与孙阅读。孙立人知道其中有诈,态度仍旧强硬。后来黄伯度通过原副总司令贾幼慧及孙的侄子孙克刚等转达高层(其实是蒋经国等人)坚决要整顿孙立人旧属的立场。言明若孙再不主动辞职,必将株连更广。孙立人眼见已无转圜可能,乃于8月3日写信给蒋介石,表示引咎辞职。蒋介石于8月20日批准,并将孙交由国防部随时查考,以观后效。发布当天,随即又命令陈诚等人成立九人调查委员会,查明真相。

  经过42天的调查,九人委员会于10月8日将《调查报告》呈给蒋介石。10月20日,当局正式公布,郭廷亮的罪行为“利用其与孙立人亲近之地位,资为掩护”,尤其是“利用孙立人所赋予,联络第四军官训练班毕业学员之任务,藉作号召,以展开其为匪作兵运之活动”;并称此种行动已经触犯《惩治叛乱条例》“以暴动窃据国土,颠覆政府,并已着手实行”。报告意在昭告天下:当局不得不准许孙立人下台,因为确有坚实的证据,证明其有叛乱的嫌疑;而蒋介石还是宽大为怀,不予追究,仅派人看守孙的住处,随时查考而已。两个月后,即1955年12月,蒋介石还曾召见孙立人,并询问其近况,以及读些什么书。孙表示近来常阅读《曾胡治兵语录》,特别是《曾文正公家书》。蒋表示赞同。

  从1956年开始,孙立人被迫在台中市向上路的住所开始了长达三十几年的幽居生活。孙立人外出,由国防部派车,国防部军情局派人做司机。另外还加派一部吉普车跟随。孙家里面,有副官常年驻扎把守;围墙之外,有军事情报局加盖的一栋三层楼的指挥中心,居高临下,随时监视孙家的一举一动;其大门对面,据说也有一幢用做监视的房屋。孙立人外出,要由副官向上申请;出国则不被允许。

  黯然走完33年囚徒生涯

  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在台中荣民总医院去世,享年90岁。弥留之际,嘴巴还念着:“我是冤枉的!”

  孙立人去世后,李登辉会同“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在11月27日颁发旌忠状。12月7日,在举行告别式上,李登辉会同郝柏村颁示褒扬令,并以军礼进行了国葬。这算是台湾当局对孙立人的最后一个“交代”。

  当孙立人的丧礼在台中殡仪馆举行时,郭廷亮自绿岛返台参加,并率领昔年弟兄祭拜。

  孙立人去世之后,郭廷亮积极推动平反活动,从而使警总保安处处长胡世明,不得不派人紧密跟踪郭廷亮。在郭氏每次返台之后,即予严密监控。1991年11月16日上午,为了吊祭孙立人,郭廷亮自绿岛返台,由警总接机。11时25分,郭廷亮自台北搭第109次复兴号至中坜。在中坜火车站,12时15分,火车开始滑行约30公尺时,郭氏突然被发现掉落在月台的第七、八车厢之间。经紧急送医,辗转进入省立桃园医院,当天凌晨又转往台北荣民总医院,数天后死亡。法医、检察官以“交通事故”、“跳车身亡”为由宣告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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