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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中国记协的开创者

2012-02-24 13:48:08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沈湜   

1940年,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边区分会成立,后排右起第6人为邓拓同志

上世纪50年代,邓拓接见缅甸新闻代表团

  今年2月26日是邓拓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前几日见《光明日报》报道,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邓拓捐赠中国古代绘画珍品特展”,由此引发了我的思绪。正如邓拓同志的诗句所说:“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中国记协能有如今的局面,离不开邓拓同志继往开来的努力。

  邓拓同志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记协的创立者,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第一任会长。

  中国新闻界在1949年7月13日成立了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委员会,推举了14位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届全体会议,邓拓同志是其中之一。1949年8月10日,记协筹备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了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国际记协,国际记协的主要会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组织,也吸收一些亚非国家作为外围)。

  1954年9月24日,记协筹备会在京委员召开会议,决定结束记协的筹备工作,正式成立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通过了简单的章程,选出了领导机构。联谊会成立时,没召开全国新闻工作者大会,章程和机构也不完全适合开展国内工作的任务,没有固定机构,也没有专职人员,名称也只叫做“联谊会”,因此它只是一个过渡性机构。

  邓拓同志负责联谊会的活动,克服了诸多困难,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比如:加强国际联系,突破人为封锁,派出记者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埃及和叙利亚;还有一些记者团在国外用联谊会的名义活动,如陪同周总理出访的记者团,出席日内瓦、万隆会议的记者团,采访奥运会的记者团等。联谊会还热情接待了116位外国记者的访问,这些记者来自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日本、埃及、南斯拉夫等13个国家。这些交往直接配合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外交活动,结识了许多国家新闻单位的“头儿”或有名望的记者,大多数记者回国后,写出了有利于新中国的客观、真实的报道。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新闻界的国际活动日益增多,国内联系也更加密切,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已难以适应。1957年1月,邓拓同志开始筹备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1月25日,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同志给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呈送报告,报告中说:根据国际记协建议,本年3月要在北京召开国际记协执委会,届时我国若仍无一全国性的正式的新闻工作者组织,不但对外影响不好,对内也不能满足新闻从业人员的迫切要求。因此建议在本年2月末或3月初召集一次全国新闻工作者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王稼祥同志看了报告,表示同意,然后报邓小平同志。2月2日小平同志批准,并请刘少奇、陆定一、周扬、胡乔木批阅。2月4日,邓拓同志收到中央批件后,抓住时机,立即行动。由负责筹备工作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发出通知:2月6日晚7时半在人民日报社一楼俱乐部召开会议,讨论筹备召开全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问题。通知与会的人员有王揖、温济泽、李炳泉、陈用文、孔昭愷、于友、周游,以及《中国青年报》的相关负责同志。

  在邓拓同志的主持下,筹备会议连开了三次。邓拓同志提出,根据节约原则,这次会议每省(市)只推举代表一人参加,中央级全国性报纸也各推举代表一人,会议约50人左右。因为新闻工作者协会尚未建立,各地已经建立的新闻工作者联谊会也都没有行政经费,所以来京开会代表的来回旅费由派代表地区的各新闻单位按出差标准报销,或由当地新闻单位协商分担。

  各地、各新闻单位代表的推选工作进展顺利,只是港澳新闻界的代表因时间紧迫,无法民主推选,中共广东省委港澳工委遂指定香港《大公报》费彝民同志代表港澳新闻界参加大会。为避免港澳新闻界发生误会,手续上采取了妥善的办法:一是以总会名义,邀请费彝民代表港澳新闻界参加大会;二是以总会名义致函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周末报》等报,说明邀请费彝民代表港澳新闻界参加大会。

  这样,经过紧张的筹备,3月13日正式发出通知: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定于3月14日上午9时在北京日报社礼堂举行。胡乔木同志和邓拓同志在会上作了报告,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54人,列席代表13人。邓拓同志被选为会长,副会长有王芸生、吴冷西、金仲华、范瑾、梅益,秘书长是王揖同志。

  邓拓同志在报告中提出中国记协今后的任务。第一,要开展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拉国家的联系,要参加国际记协的一些专业会议,如:农业编辑、摄影记者、体育记者、小品文作家等等。第二,国际活动的开展,是在国内新闻事业的发展和记协工作开展的基础上进行,无论是通讯社之间交换消息、图片,报纸之间交换文章、资料,广播电台之间交换节目,学校之间交换经验和教材等等,都要在我们的新闻事业发展的基础上,才作得出文章来。因此记协成立之后,它的工作完全依托在各新闻单位的工作之上,而不是孤立在这些工作之外。第三,建议设立国际联络的专门机构,设置专职人员。报告的末尾,邓拓同志希望早日成立记者俱乐部,以便开辟活动场所。

  这位会长对记协工作忠心耿耿,殚精竭虑。会议刚过,为解决记协会费问题,邓拓同志写信给全国总工会的赖若愚、张修竹同志,希望今后记协会员的工会会费交给各省市记协分会和中国记协理事会,以便根据新闻工作者的实际需要,办理教育和福利事业。同时指出,过去新闻工作者很少有休养和疗养机会,希望全国总工会主办的青岛、庐山、北戴河、杭州等地的休养机关,每年每地拨给中国记协一定的床位,由记协分配给各地会员。

  中国记协成立之初,百事待举,不料邓拓连续受到指责:“书生办报”、“死人办报”。4月10日,上级召见邓拓等编委会常委,对《人民日报》改版提出批评,批评报纸没有抓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上面说:中央党报办成这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1957年6月,毛泽东调吴冷西同志到《人民日报》当总编辑。一年后,邓拓同志离开《人民日报》,到北京市委书记处任分管文化教育的书记。他在离任时写下一首词《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笔走龙蛇20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1959年7月,中国记协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主席团主席候选人已换为吴冷西。

  邓拓同志力主创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历史性思考的。1939年,抗战正酣,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陆诒同志跋山涉水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从重庆来到晋察冀边区,带来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写给晋察冀边区新闻工作者的一封信,信中表述,远在万里之外大后方的青记总会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边区战地记者的工作、生活情况,也为敌后新闻工作者的成功和胜利而受鼓舞。陆诒同志专程来边区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边区建立青记分会。

  1940年1月13日下午,边区新闻界在边区民革分社召开了座谈会,酝酿建立青记分会的问题。抗敌报社、救国报社、民革边区分社、晋察冀边区通讯社的编辑、记者出席了会议。与会的还有陆诒和李公朴先生。第二天的青记筹备会上推选了抗敌报社社长邓拓同志、《抗敌三日刊》的丘岗同志、晋察冀通讯社的刘平同志、救国报社的李宗美同志、民革社的张遂同志为筹备委员。

  3月10日,青记边区分会成立大会在阜平第一高小隆重召开。边区新闻工作者数十人到会,这是个大团圆的会。会场门口扎了华丽的牌坊,路边还扎了两只狮子。会上,邓拓作了国内外形势报告,他的广博学识、深刻思维博得了与会者的好评。邓拓讲了边区新闻工作的任务和努力方向,敌后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整肃舆论阵营,加强舆论引导,保障舆论自由,报道应与敌后战争紧密配合,特别应与边区军事政治任务相配合。《新华日报》记者袁勃、文艺工作团的周而复、草明祝贺青记分会的诞生。大会选举邓拓等9人为理事。

  值得一提的是,会上搞了一个新闻报刊展览会,小小的展览室里收集了边区出版的铅印、石印、油印的各种报纸。展品中还有日寇偷窃《抗敌报》的报头而编排、印制的假《抗敌报》。可惜这些展品在战争环境中都失落了,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3月21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边区青记分会成立大会宣言,邓拓同志在宣言中写道:大会号召全体会员,竭力以赴,务使人人有相当之理论基础,判断之政治能力,一定之军事知识,丰富之社会经验,真正之新闻卓识,锐利之文字武器,刻苦之学习精神,严肃之生活态度,能担负日益艰巨之神圣任务。由此可见,邓拓同志对建立新闻工作者自己的组织,从而建设一支优秀的新闻队伍,是有远见卓识的。王大龙(北京)

  (作者为中国记协新闻研究中心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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