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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邹勇
胡先骕与胡适,两个反对的朋友


胡先骕(右二)与胡适(中)的合影,胡适题为“皆兄弟也”

  以词描花,受到胡适讥笑

  1914年,胡先骕开始与胡适交往。当时,胡适在留美学生中名气很大,胡先骕有意结识,就托同乡杨杏佛、饶树人介绍,想和他通信,没想到却先收到胡适的来信,使他喜出望外。回信时乃以“适之宗兄”相称,说自己“仰慕殊久”,以前在《留美学生季报》读到胡适《〈诗经〉言子解》、《非留学篇》及英文论儒家

  的文章,“皆适得我心,乃窃自喜,引为同调”。胡先骕在这封信中还简单介绍了他治学的经历和志向,虽然在美国读书是志在“农林山泽”,但对中华文化的衰落非常担忧,愿意与胡适一道“恢弘圣道”。

  然而,胡先骕与胡适不仅所事专业不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从一开始就有分歧和距离。胡先骕珍爱传统文化,浸淫于诗词歌赋之中,而胡适则提倡文学革命,与胡先骕的愿望恰恰相反。1916年,胡适应陈独秀的邀请,写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不方针”:“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对于第五条“务去烂调套语”,胡适用胡先骕以前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的词《齐天乐·听临室弹曼陀铃》为例,进行了批评,说胡先骕的词里是“一大堆陈词套语”。

  今试举吾友胡先骕先生一词以证之:“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零乱无据。翡翠衾寒,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 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词套语。“翡翠衾”、“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那时候胡先骕试学填词,初学者当然不无肤浅之处,胡适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也算不上多大一个事儿。对胡先骕受到的批评,钱仲联曾说:“自为词有被胡适所讥者,时人学梦窗者多有此失,不独步曾为然。” 《钱仲联自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这种说法是比较公正的。

  参与创建“《学衡》派”,批评胡适的文学观

  1919年前后,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学,陈独秀、胡适等人先后被聘为北大教授,创办《新青年》杂志,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社会上影响巨大。针对这场来势汹汹的批判传统的运动,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中心的学者们挺身而出,以《学衡》杂志为阵地,以继承中国学统、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向“北大学派”发起反击,形成与北方对峙的南方“学衡派”,其主要成员有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

  宿儒林纾 琴南 对陈独秀、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大为不满,出手作文相争,但是由于他不懂西文,未能抓住对方的要害,结果败下阵来。林纾是胡先骕在京师大学堂的老师,老师受辱,学生当然不能旁观,于是有了胡先骕与胡适的笔战。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谈到这桩已经过去多年的往事,胡先骕仍然是这样说:“胡适诸人欺侮林琴南等老先生不懂英文,我却引经据典,以西文的矛来陷胡适的西文的盾。在当时我是自鸣得意的。”胡先骕在美国读书范围极广,曾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其造诣胜过林纾——尽管林是以翻译外国小说而著称;即使是胡适,可能也有其不及之处。胡先骕家庭藏书中,有一书柜的英语文学书籍,都是在美留学时所购,或可印证他所言不虚。

  当时胡先骕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文学改良论》,刊于《南高校刊》,后又刊于《东方杂志》。作者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对胡适的改良之说提出批评:用白话推翻文言、把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全盘否定的态度过于偏激,对社会有负面影响。他结合自己对西方文学的了解,阐明了他的文学改良观:“欲创造新文学,必浸淫于古籍,尽得其精华,而遗其糟粕,乃能应时势之所趋,而创造一时之新文学。”

  另一篇是《评〈尝试集〉》,胡先骕花了20天的时间才写出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章。他以中外文学的史实和理论,批驳了胡适新诗和文学革命理论的不当,最后得出《尝试集》不仅没有价值,而且还将扰乱思想的结论。

  《学衡》的创刊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而现实的起因,则是由于胡先骕与胡适的论战。吴宓说《学衡》杂志的发起,一半原因是胡先骕《评〈尝试集〉》写好后,投遍南北各大报纸和文学杂志,竟没有一家愿意刊登,或者没有一家敢刊登。这样,才促成了《学衡》的诞生。

  胡先骕说胡适主张的“八不主义”中,如不用陈言套语,不避俗语,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几条,早已是古代诗人的共识,并非胡适首创,其实在中学老师教作文时,也经常提到。至于不用典、不对仗、不模仿古人,“则大可商议”。胡先骕具体分析了用典的优劣得失,他反对用僻典和堆砌典故,指出胡适不知道外国诗也一样用典,荷马史诗中的神话故事,被文艺复兴以后的诗人用了又用,几乎用滥了;待莎士比亚、弥尔顿的诗作出现,则几乎人人都引用他们诗中的情事。关键要看用得是否恰到好处,用得好则可起到暗喻、含蓄、耐人寻味的效果。胡适在后来谈不用典时,谈来谈去,也是这个意思,只是不认错,坚持“不用典”的提法。他晚年的私淑弟子唐德刚,就指出他文章的题目用“逼上梁山”就是在用典。

  胡适提倡白话文,坚持俗字入诗。其实俗字入诗也不新鲜,历史上许多诗人也曾用过俗宇。胡先骕说,俗字能否入诗,应该以能入诗者为限,即入诗后应能增加诗感诗味,而不是什么俗字都可入诗,并且举了很多例证。他说《尝试集》仅仅是白话,而不是白话诗。“夫诗之异于文者,文之意义,重在表现(denote ,诗之意义,重在含蓄 connotative 与暗示 suggest ”。他批评胡适的白话诗,实际是取消诗文差别,以文为诗,以白话本身为诗,诗的特点被消解了,只保留从外国借来的分行排列。

  有人认为,《新青年》迅速崛起,不可避免地对一些人造成压迫,所以《学衡》起来抗争,其中原因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即或如此,《学衡》的文化观念毕竟与时代相左,其表达方式也有缺陷,尤其是胡先骕的文章印证繁复,语言口罗嗦,加上卖弄学问,因此“打破垄断的愿望没有实现”。这只不过是保守主义最终遭到批评之后所出现的情形,是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学衡》起来抗争,目的在于维护中国文化,并没有个人被压迫的处境,谋求的也不是个人的利益;《新青年》当时也没有那样高的地位,只不过提出新的学说,受影响的只是青年人。至于胡先骕的文章,其实作者一开始就声明了评论胡适的《尝试集》,必须先评论胡适的诗论,作者把古今中外的诗论摆出来,目的在于和《尝试集》及胡适的观点作对比,以论证胡适理论和实践的荒谬。文章环环相扣,只是文言的论述方式现在阅读起来不便罢了。

  胡先骕大力出击,胡适却没有回应。胡先骕曾说:“此文出后《新青年》、《新潮》两刊物中迄无人作一文以批评之,仅罗家伦曾作一讥讽口吻之短评而已”,但罗不足以与他抗手。不过,论战双方因为都经过西方自由主义的洗礼,言论不合并没有影响到友谊。后来胡适的声望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胡先骕所领导的中国植物学事业也需要胡适支持;胡适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地位,也需要胡先骕等科学家来维护,尤其是在中基会、中研院等范围内。这以后他们没有发生公开的争论,胡先骕也曾为胡适主办的同仁刊物《独立评论》写稿。1925年他们在上海合影,胡适题名为“两个反对的朋友”,也可以看出两人的胸襟。所以在1927年胡先骕与吴宓谈《学衡》今后办刊的方向时,胡先骕有“胡适对我颇好”的话。

  鼓动胡适竞选总统

  1948年初在南京,胡先骕还曾鼓动胡适出来组织社会党和竞选总统。此事起于3月30日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一次预备会议之前,蒋介石要王世杰去与胡适商洽,准备请胡适出来竞选总统。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有当天的记载:“王世杰和先生商洽之后,先生对于蒋主席的意思甚可钦佩。先生觉得自己的身体不甚健康,又怕他的性格不能充分和蒋主席的性格协调,颇为犹疑,但允考虑后答复。”

  这件事最终以蒋介石作总统候选人而当选总统,但此事在胡适的生平中当属一件大事,近来不断被人论述,有人认为胡适对突如其来的总统候选人感到兴奋,不能自已;也有人认为胡适根本就没把这当一回事,仍然心如止水。

  当时,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在南京召开,胡先骕也南下出席会议,所以与胡适也有接触,在耿云志所编《胡适及其友人》的照片集中,收有一张南京会议期间胡适与胡先骕等友人在一起的合影,胡适题为“皆兄弟也”。他们都是有意推进中国民主建设的自由主义者,胡先骕还可谓是胡适被列为竞选总统候选人的见证人,他在解放后的一份检讨中说:

  我到南京,有一次二陈 立夫、果夫 曾请我与胡适之吃饭,他们的党徒我认识不少,他们要我参加国大的选举,我拒绝了。我那时是希望有一种第三种力量,能获得政权,来澄清政治,我劝胡适之组党,便由于这种思想。在那时似乎有这种可能,因为国内对于国民党反动派不满、而又怕共产党革命成功的人都希望有进步思想的人士组织第三种力量,来获得政权,美国人也是如此希望的。胡适之便是美国所寄以希望的一个人物。蒋介石要胡适之做总统,后来不是他的党徒怕万一选出不是胡适之,则结果更坏,蒋介石才自己竞选的。我愿意胡适之当选总统,并不是佩服胡适之,我认为他太保守了,而且我也知道胡适之虽当总统,仍是一个傀儡;但是他是一个名流,他当选总统,可以一新社会耳目,一些进步人士可以获得一部分政权,政治实施总会有些进步。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胡适与王世杰商洽之后,做出“允考虑后答复”,而终未参加竞选,并不是拒绝蒋介石的邀请,也不是蒋介石出言无信,而是国民党内部对胡适的竞选没有十分把握,才作罢论。

  胡适被学界推为现代大师,但胡先骕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在1950年《北京的科学运动与科学家》一文中评述胡适,认为他的著作以《中国哲学史大纲》 上卷 最有名,但“可以议论之处甚多”,而且没有写完,他真正有价值的可能是小说考证。至于胡适的成就,胡先骕认为“将来历史上之评论,恐怕只是新文化运动之倡导人,而学术上之成就,则殊有限。至于其政治经济思想,则甚落后,与其新文化运动殊不相称”。(摘自《不该遗忘的胡先骕》)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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