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打工仔谈在华工作经验：不要“与众不同”

　　美国《纽约时报》7月18日刊登了一篇曾在广州工作的美国人撰写的文章，这名美国人名叫塞缪尔·马西。他在文章中陈述了自己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全文如下：

　　和我的很多同学一样，从大学毕业后，我一直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结果一出校门就赶上了经济大萧条。在面试不断被拒后，我的理想主义就演变成了恐慌。

　　之后，我看了一篇文章，说是200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9%。很明显，所有的工作都流向中国了，所以我为啥不紧跟这股热潮到东方去呢？做了几个月兼职包办饮食后，我赚了足够的钱，订了一张机票，直接飞到了北京。

　　感谢我的大学中国老师给我的指引，我在广州——这个中国第三大城市郊区的一个科技企业找到了一份业务分析员的工作。从外面看，这个有着玻璃外墙建筑的小型企业的园区完全就是加州帕洛阿尔托或是芒廷维尤的翻版。进到楼里，工作隔间和灯光让人感到熟悉，然而，在中国办公室里办公的我就一直没感觉正常过。

　　度过了最初的两三个月，我的生活轨迹基本固定了下来。一天从早8：30开始，一直工作到中午。之后内部音响系统会传来凯丽·金的萨克斯音乐，盖过了背景音乐“茉莉花”，这算是吹响了午餐的号角。人们会陆续到餐厅排队吃大锅饭：泛着油光的炒莲藕和除了骨头就是肥肉的排骨。

　　1点是午休时间。整个工作组的人都会从桌子底下掏出床和铺盖卷，钻进被窝开始睡觉（有个女的竟然还抱了一只填充玩具猪）。午睡直到1：30结束，伴随着凯丽·金那悲伤的《秋日私语》，人们纷纷起身，开始了下午的工作。

　　在半梦半醒之间，我经常会忘记自己身在何处。窗外那排一模一样的蓝色玻璃建筑让我感到深深的恐慌。在这时，我就会打开联想电脑，冲一杯雀巢速溶咖啡，重新回到工作中来，至少在微软的office软件里，每样东西都有个目标。时间到了下午5：30，耳边又传来了凯丽·金的《回家》，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其实在寻常的工作之外，我还是很享受做一个专业外国人的。由于我是单位里唯一的美国人，有人认为我能够带来一些异域风情。我在一个企业的招聘广告中扮演了一个外国人，跟人握手，假装跟人会谈。有的时候我充当司仪和歌手。在我外国人的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就数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春节联欢会上给台下2000名工人献歌了。

　　我在中国交的第一个朋友是杰克——一个呆头呆脑却很自信的产品经理。一到周六，他就会开着他那辆中国制造的奇瑞QQ带着我到处兜风。我们会去公共游泳池游上几圈，那里总是人满为患，都没法游直线。从泳池出来，我们会开车去海鲜大排档，点些鱼和啤酒，坐在塑料椅子上边吃边聊。

　　杰克会发发牢骚抱怨一下，不过不是关于什么反腐、污染或是人权之类的问题。困扰他的是房价。杰克有份体面工作，但要想成为成功人士，就得找老婆，而要想找老婆，首先得有房子。而在这里，一间双卫公寓的售价在30万－200万美元之间，且在房地产投机的作用下，房价仍在不断上涨。因此，杰克一直蜗居在他的陋室里，一分一毫的攒着通往那遥不可及的幸福生活的船票。

　　这让我想到，这难道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巧妙手法？

　　在广州一个半空的叫做“科学城”的发展区，我和一众单身屌丝同事一起住在公司宿舍。在那里无事可做，也没有吃饭的好去处，只有前面文章提到的那家可怕的食堂，以及一家让人倒胃口的快餐店。

　　跟杰克不同，大多数同事都没车，要到市里去需要坐一个小时的汽车。汽车上经常人满为患，挤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因此我那些同事们闲暇时间大都待在宿舍。

　　这样周而复始的平淡生活在我看来就像精神上的慢性自杀，这让我突发奇想搞一个匿名的雇员满意度调查。

　　于是我就真的搞了一个调查问卷，问卷包括15个多项选择题，题目范围涵盖食物、居住环境、薪水和公司文化等。我找了个网站做这个调查，并把问卷的网址贴到了公司的公告栏上，再向所有同事群发一封邮件。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然后按了发送。

　　不到10分钟，公司人事的工作人员就来到我桌前，把我叫到了一个没人的会议室，让我把邮件和网站上的调查问卷删掉。

　　然而，我决意以我专业外国人的身份来成就一番不同，于是我坚持没删。最后收到了大约300个回复。

　　其中一个同事写道：“男的太多女的太少，阴阳不平衡，篮球场地太小。”

　　还有人写道：

　　1.“虽然表面上来看，加班是自愿的，但实际上加班也有潜规则。如果你这个月加班少，等到下个月，手里拿着加班统计表的老板就会找你谈话。”

　　2.“食堂饭菜难以下咽，严重影响员工健康。”

　　3.“薪水不算高，福利逐年递减。”

　　然而好景不长，我还是被叫到了老板办公室。“你看，人们怎么都不会满意，我们总不能每天都供给大家鹅肝酱吧。你这么做似乎是在离间公司和员工。还是和谐最重要。”

　　我最终还是妥协了。在老板的要求下，我给行政部门写了一份毫无意义的检讨，并删除了调查问卷。我在公司又待了一年多时间。

　　回忆那段时光，我觉得我就像拯救世界的英雄——我冲进来，挑战权威，然后拯救工友。

　　然而要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改变一些东西，你需要时间和精力去深入了解当地的民众。

　　如果是美国的公司，也会反对员工在没有得到准许的情况下向全公司的人发什么调查问卷。不过说到底，我所在的公司还算宽容。管理部门最终翻修了自助餐厅，并设立了一项奖金计划，虽然我不知道这一切是否与我有关。

　　我时常问自己，如果当初留下来工作，我还能做些什么？

　　然而，调查问卷的小插曲告诉我，我可以利用数据和几个问题来对付难题。甚至在那之后，我又去了香港、波士顿、雅加达和印尼，现在我到了上海，在这些地方做分析师，帮助国际公司解决问题。

　　生活教会了我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与众不同”并非关键，而是要真正的去理解。从此，无论是在中国、在全球业务还是个人生活中，我都尽力去恪守这一原则。（编译/文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