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汉字之美：中国古代哲人的沉思与当代书家的表现

　　中国人或许比任何其他民族更加习惯于密切注意书写的字体是否优美，精于此道的书法家受到很高的尊崇。—利玛窦［意大利］《中国札记》

　　在中国人民的许多业绩之中，最惊人的成就可能是他们政治及文化传统的连贯性。两千多年以来直至我们这个世纪，中国保持着它的地理领域、政治和社会结构、语言和书写体系以及艺术传统。从社会学角度而论，这种连贯性通过权威的士大夫阶级的共性得到支持，在意识形态上他们共有一套以儒家教义为中心的稳定不变的标准。不过我认为在这个标准体系里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名士所培养的艺术传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书法。—雷德侯［德］《中国书法：其审美底蕴和社会功能》

　　序言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先民们以顽强的意志、包容的精神、非凡的智慧，持续而富于独创性地发展自己的文化。汉字的创造，承载了中国几千年卓越的文明进程和文化底蕴。中国书法的生成与发展，正是以汉字为载体，以笔墨为媒介，依靠传统文化的滋养生发出来的一种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中华民族世世代代书写、记录哲人的智慧、贤者的思想、个人的情怀，笔墨之间流淌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传承千载，生生不息。从殷商的崇天尚鬼、甲骨占卜；到西周的敬德保民、金文铸器，中华民族开始从神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以自强不息的勇气和厚德载物的胸襟，迈入了海纳百川、百家争鸣的思想者的世界。当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思考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关系时，中国的老子、孔子等哲人提出了道法自然与和而不同的观念。金石篆籀，竹木缣帛，雄文睿智，蔚为大观，字字珠玑，墨韵飞扬。秦汉以降，儒、玄、释、道，多元激荡，篆隶草行楷，异彩纷呈。思想活跃，哲人辈出，与书家笔墨，相映生辉。唐、宋、元、明、清，风流相续，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书法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展现着中国人独特的精神气象及人格魅力。千百年来，中国书法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呵护与滋养中历久弥新，并走向世界。这次展览以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为内容，以各自时代的字体为载体，邀请中国当代书家书写，呈献给世界人民一道书法艺术盛宴。愿中葡两国通过本次展览，增进彼此间的了解与友谊，共同推进两国文化的借鉴与交流。

　　商 约公元前17 世纪〜公元前11 世纪

　　历史

　　中华民族悠远浩博的传统文化犹如汇流百川、奔腾不息的长江大河。上古时期，中华文化就已在辽阔的东方大地上多元发生，经过先民们艰难创物，在精神文化领域也开出了质朴之花。中华文明如满天星斗，绽放着璀璨的光芒，照亮着人类历史的漫漫时空。到了殷商时期，社会分工日趋细密、固定。由于人们对于自然力量的崇拜，神本文化逐渐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巫史文化兴盛起来，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现象。巫史垄断神坛、把持政坛、执掌学坛。他们从事的活动包括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医药等等，形成了中华文化黎明时期繁荣的格局，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思想

　　殷人宗天、尚鬼、嗜酒。“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尚书·伊训》）殷人相信人神之间的相互交通，在鬼神的震慑之下，凡事先卜而后行，对上神及宗祖虔诚崇拜，对鬼亦是顶礼膜拜，诚惶诚恐。而酒是达到这种与鬼神交通出神入化境界的理想媒介，从而酒与宗教、政治密不可分。殷人“荒湎于酒”，导致一朝覆亡。“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尚书·酒诰》）

　　

　　［篆刻］岳奇/ 刻

　　书法

　　“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尚书·多士》）殷商时期，以比较成熟的文字体系应用于文献记录，是人类社会过渡到文明时代的确切标志。商代流传下来的文字以甲骨文、金文为主。甲骨文已经用毛笔书写，然后契刻。书写者具有高超的运笔技巧，笔画平直、交错，追求工整协调，章法布局疏密错落。因甲骨文的书写者与书写时期不同，其书法风格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青铜器在殷商时代是国之重器，是庄严肃穆的象征，其铭文被称为金文，是以毛笔书写，然后烧铸而成。金文笔画丰满，尖圆结合，章法富于变化，随着时代的推移，其书写风格也在发生改变，逐渐形成金文特有的结构与书写规律。

　　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指天和人类相通，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

　　书体与风格

　　甲骨文

　　甲骨文因其书写材质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表现手法和风格特色。甲骨文先书后刻，以刀刻字于龟甲兽骨，由于质地较硬，不便宛转，一般笔画短而平直交错，结构位置随意性较强，整体章法工稳中追求变化，颇具法度。今人以笔墨将来自殷商的甲骨文呈现于纸上，亦不失其质朴之风格，令人对神秘的殷商时代心驰神往。

　　内容释义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语出《尚书·伊训》，意思是上天的旨意不是恒常不变的，人们如果做善事，上天就会给人类降临百种祥瑞；人们如果做不善之事，上天就会给人类降临百种灾祸。

　　

　　［篆刻］岳奇/ 刻

　　西周 公元前1122 年〜公元前771 年

　　历史

　　周人经过王季、文王两代的发展，骤然强盛起来，取代了宗天尚鬼的殷。在“殷鉴不远”的警示之下，西周人认为上天的恩赐不在于祭物的丰厚与礼拜的虔诚，而在于统治者的“宜民宜人”。所以西周人提出“德”的概念，“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西周人逐渐割断了人神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使庞大、复杂的社会构造体系井然有序。他们从“天命靡常”中引申出“敬德保民”的观念，在宗法制度的维系下，在抗拒自然或社会带来的灾祸时，保护了各自宗族的人丁兴旺和安居乐业。

　　思想

　　西周人对天的敬畏之情，从殷人僵化、迷信的状态中脱离出来，从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迈进。他们开始注重世事，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着力于创造现世世界的美好生活。周公认为，“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昭公元年》）。“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亲而事有序，其天所启也”的思想，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先河。滥觞于此的“德治”、“仁政”之说，在千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领域一直占有至尊地位。博大精深的《周易》哲学体系，是西周人从人类抽象思维向主观能动发展过程中推衍出来的。人们在运用卦象这种高度概括、浓缩信息的符号论证宇宙万物的过程中，表现出了高超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在《周易》的基础上，历代思想家、哲学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阴阳变易的逻辑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进程，并逐步走向世界。

　　书法

　　西周是青铜器制造的极盛时期，其铭文也由商代的少字变成了百字长篇。西周前期金文继承了商末的传统，笔画圆浑肥厚，并有块状笔触。结字严整，规律性强，章法整齐美观，与端庄的器体相映生辉。这个时期的作品以《大盂鼎》为代表。西周中期，金文的尖锋笔画完全消失，字形更为工整，结字规律已经形成。字与行之间关系清晰，更加严谨端丽，代表作为《墙盘铭》。西周晚期，金文发展到高峰。字体更趋于整饬，已经显示出了向小篆演进的迹象。《毛公鼎》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指一种自主自立、勤勉不懈的奋发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乾·象》）

　　书体与风格

　　金文

　　“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西周金文，是铸在国之重器——祭祀器具上的，所以笔画凝重，结字严谨，章法整齐。早、中、晚三期，分别具有不同的风格，文字字体也从大篆向小篆发展。

　　内容释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语出《易·乾·象》，意思是说，天的运行以其自身的力量，刚健不懈、永不止息；君子以天为法，也应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努力进取，决不懈怠。既要兢兢业业、不畏艰险，也要与时俱进，顺应潮流。“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语出《易·坤·彖》，君子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使万物各遂其生。顺承天道，生养万物。君子取法于地，对人与事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宽厚精神。

　　

　　［篆刻］刘永清/ 刻

　　东周公元前770 年〜公元前256 年

　　东周的前半期，诸侯争相称霸，称为“春秋时代”；东周的后半期，周天子名存实亡，各诸侯相互征伐，称为“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是“革新时代”、“轴心时代”。“士”阶层的崛起，是春秋战国时代最引人注目的情势。“士”拥有独立社会地位，掌管专门文化知识，不耕而食、不富而贵。他们作为政治智囊、军事参议、外交使节、思想精英、文教师长，活跃于历史舞台，推动社会蓬勃前进，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鲜明的群体品格。春秋战国时期官学衰落，私学兴起，打破了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使大批新兴地主、商人、平民子弟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随着氏族宗法制的彻底崩解，区域文化的格局在宗族藩篱的废墟上呈现出早期的规模，以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三晋文化为代表的区域文化从学术上突出了文化的区域特色。东周时期的这一特色产物，对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

　　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天的权威动摇，神的地位沉沦，士的阶层崛起，人的力量开始爆发，“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从遵天道转变为重人事的民本思潮。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经典命题。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互相驳难、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有儒家的醇厚、墨家的严谨、道家的超逸、法家的冷峻、阴阳家的流转等等，诸子百家的热烈争鸣，为中华民族心理文化的构建提供了基本的、充足的思想资料，同时孕育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品格和博大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文化得到多元发展，文字的应用范围也大大扩展，各地区的文化差异也在文字的使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书法面貌多样化的表象下，文字发展则趋于规范化、条理化，书写工整、严密。同时为了便于书写也出现了隶书等新的文字样式，这是一个在中国书法史上极具开拓意义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风格区域差异越来越明显，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局面，包括北方中原系的清峻、南方楚系的秀美、西方秦系的方整。以《石鼓文》和《诅楚文》为代表的石刻文字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同时，书于玉石、丝织物和竹木简上的墨迹资料也被大批发现，如形态多变、笔法清晰的《侯马盟书》，形态扁平、接近隶书的《楚帛书》，以及风格各异的简牍书。

　　和而不同

　　孔子用语，谓和谐而不苟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书体与风格

　　楚简

　　楚简，属战国时期竹简，其文字具有商周金文大篆向秦汉隶书转折时期的风格。字形扁平欹侧，用笔厚重，亦不失灵巧，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今人书写楚简于纸上，与书于竹木效果另有不同，笔致古朴之中不失妍秀。

　　内容释义

　　和而不同

　　语出《论语·子路》。孔子认为，君子善于与不同意见和思想的人平等以待，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和谐相处，既不盲从附和，也不唯我独尊。

　　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意谓宇宙间最根本的原则是自然，听任世界上所有事物的自生自灭而不加以干预最为高明，而一切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人为活动都应该取消。只有道法自然的社会才是“至德”的社会。

　　书体与风格

　　战国金文

　　战国金文与殷商、西周的不同之处在于器形铸成以后镌刻铭文，所以笔画比较纤细；其次，此时的铭文多刻于器物的表面，具有较强的装饰效果，为金文书法开辟了一个新境地。今人书写战国金文，多笔画瘦硬、清峻，字形修长，笔画两头尖锐，刚健有力。

　　内容释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语出《老子·二十五章》，意谓人应该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而道具有顺其自然的本性。旨在倡导人们尊重万物的本性，遵循客观事物的规律，保持自然本真、淡泊名利的心态。

　　

　　［篆刻］韩东/ 刻

　　秦 公元前221 年〜公元前207 年

　　历史

　　秦王嬴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贾谊《过秦论》），灭六国，建立起中华民族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一统的文化与“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秦朝彻底废除了周代以来的封邦建国制度，粉碎地区壁垒，将东至大海，西至陇西，北抵阴山，南越五岭的辽阔版图统一于中央朝廷的政令、军令之下。又通过大规模的移民，开发边境地区，传播中原文化。政治的统一与文化的统一互为表里，互为因果，它标志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

　　思想

　　经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时代的大趋势下，理论的扬弃与综合正与秦代大一统的思想相契合。而秦始皇为了保全家天下传之万世，采取了思想专制的策略，片面地实践了韩非的学说中注重刑罚的一面，遭到民众反抗。并且严禁私学，限制思想自由，战国时代蓬勃生动的自由学术气息被遏制，焚书坑儒，开历代思想专制的恶例。

　　书法

　　殷商以降，文字逐渐普及。秦朝统一以后，由于各地区域文字差异，造成政令无法下达，秦始皇命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整理、统一工作。周代文字为笔画繁复的大篆，又称“籀文”。李斯等人以籀文为基础，创制出形体匀圆整齐、笔画简略的新文字，成为“秦篆”，又称“小篆”。随着时代的发展，又出现了一种更为省便的文字，将小篆圆转的笔画变成方折，字形扁平，书写更为流畅，称为“隶书”。

　　海纳百川

　　意指大海可以容得下成百上千条江河之水。比喻包容的东西非常广泛，而且数量很大。

　　书体与风格

　　小篆

　　秦代小篆在继承西周金文的基础上，经过省简，规范化、均匀化，形成形体长方、用笔圆转、结构均匀的小篆。在秦代，小篆主要用于官方文书、诏书、刻石、印符等。小篆的笔划较细 ，所以也有“玉箸篆”之称；字形结构上紧下松，左右对称，给人体态端庄、挺拔秀丽的感觉。

　　内容释义

　　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语出李斯《谏逐客书》，意指泰山因为不拒绝渺小土壤的堆砌，才形成如今的高大；河海因为不拒绝细微溪流的汇集，才具有如今的深度。以此奉劝秦王不能把六国的人才驱逐出秦国，也正是因为没有驱逐出这些个体力量看起来比较微弱的人，最后才统一了天下。

　　

　　［篆刻］韩东/ 刻

　　汉  公元前202 〜220 年

　　历史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分为东汉和西汉。汉朝和大约同时期欧洲的罗马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拥有最先进文明的强大帝国。两汉时期奠定的汉地范围，极盛时东并朝鲜、南包越南、西逾葱岭、北达阴山。汉朝文化统一，科技发达，思想活跃，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圈正式建立。汉儒在先秦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对“礼”文化进行新的、更深入的开拓，并总结出系统化的成果。佛陀东来、道教创立，对社会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两汉在学术、科技、文艺等众多领域无不精彩纷呈，气度辉煌。华夏民族自汉朝以后逐渐被称为汉族 ，两汉为华夏民族的延续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贡献。

　　思想

　　汉朝的思想家对秦朝统治者思想的失误进行深刻反省，做出新的抉择。汉初尊崇黄老之学，到武帝时期，董仲舒继承了儒家注重教化的传统，建议设立儒学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将教育、考试、选官三者相结合，“学而优则仕”的文官制度正式确立起来。董仲舒从维护专制王朝的大一统出发，构建起了天人一统的宇宙论系统图式，是思维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文化进步的阶梯。两汉之际佛教传入和道教形成，与儒学一起，共同支撑起中华文化精神的基本构架。

　　书法

　　汉承秦制，文字亦承秦八体书。两汉期间，应用最多的是小篆、隶书和草书。小篆多用于官方文书、金石刻辞，以及官铸的铜器铭文和题识，宫殿官署的题额、瓦当、印章等。隶书在西汉初期主要用于日常生活书写，到东汉才普遍使用。草书主要用于文书、草稿、书简、药方、记录器物簿籍及杂书等。

　　以心原物

　　指用心对事物进行认真思考。（王充《论衡·薄葬》）

　　书体与风格

　　八分

　　八分书是隶书的一种，人们把带有明显波磔特征的隶书称为“八分书”，抑或是指八分大小的书体，亦称“分书”或“分隶”。汉末魏晋之际，“八分”这个名称才在典籍中出现。其中晋卫恒《四体书势》曰：“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法也。”八分书是隶书的前身，用于创作，颇具古意。

　　内容释义

　　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

　　语出东汉王充《论衡·薄葬》。王充批评墨子在《明鬼》中尊崇鬼神，又主张薄葬，是自相矛盾的。假如只是草率地相信耳闻目见，即使“效验”清楚，也可能失实。因此要明辨是非，通过理性思维，才能探究事物的真相。

　　有生于无

　　指道的存在形式，无是道体，有是道用。老子认为，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为本原，有为无的体现。（《老子·四十章》）

　　书体与风格

　　汉简

　　汉简是我们了解汉代隶书用笔的主要依据。隶书发展到西汉，字形已经从修长向宽扁发展，横划已呈波势，捺笔的挑法也出现了，形成了隶书所具有的特色和体态。有些边塞官吏写的汉简，与工整庄重的诏令、经籍不同，即兴发挥，千姿百态。书法创作取法汉简风格，与整饬的官方文书比较起来，更显妙趣横生。

　　内容释义

　　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

　　语出西汉刘安《淮南子》。意谓无形却能产生有形，无声却能形成五音，无味却能生成五味，无色却能形成五色。所以说有形来自无形，实体出自虚空。这段话以平实的例证表达了道家有生于无的观点。

　　实立名从

　　指先有实际存在的事物，它的名称、概念才随之而产生。名是为实服务的，而不是徒有伪名而无内在的真实。（徐幹《中论》）

　　书体与风格

　　汉草

　　汉代隶书的草率写法，越来越普遍，逐渐约定俗成，形成一种有规范和有法则可循的新字体，称为“章草”。章草书发展到完美成熟时期是西汉中期到魏晋，其标志是草书的笔画融入了隶书的波磔，使章草书具有典雅、古朴的趣味。如今以章草写汉人词章，颇具原汁原味之感。

　　内容释义

　　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

　　语出汉末魏初徐幹《中论·考伪》。他主张，名应当是用来表现实的。实际事物存在了，它的名称也随之而产生，不是先有个名称才随之而产生一个实际事物。所以长形的东西存在了，才名之为长，短形存在了，才名之为短。并不是长与短的名称先有了，而长短的物体才随之而产生的。这种实立名从、名实相当的理论，开创了汉魏名理之学的先河。

　　质文两备

　　指符合仁义道德的思想感情与感性的形式美同时具备。（董仲舒《春秋繁露》）

　　书体与风格

　　帛书

　　汉代篆书墨迹以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为代表，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字体，但是依然较多地保留着篆书的形体结构，其中亦有小篆写法。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帛书虽是小篆，但是更显修长秀丽、天真烂漫。汉代帛书用于当今书法创作，风格古朴，别具特色。

　　内容释义

　　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志。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

　　语出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质”指符合仁义道德的思想感情；“文”指感性的形式美。董仲舒继承了孔子“文质彬彬”的观点，主张“质文两备”，礼制的外在形式必须与内心的虔诚相结合，但在文质之间，更强调质，认为如果文与质不可同时具备，宁可有质而无文。

　　

　　［篆刻］费胤斌/ 刻

　　三国两晋南北朝 公元220 年〜公元589 年

　　历史

　　东汉之后，国内出现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继而西晋统一，却命祚短促。此时，北方先有十六国割据，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政权嬗递。南方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更迭。随着东汉末集权式地主经济的全面崩溃，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却蓬勃发展起来，具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魏文帝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又大大提升了门阀士族的政治地位，造成了“君道虽存，主威久谢”的局面。权力的分散造成了政治对学术干预的弱化，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契机。由于政治、经济、精神价值一元化都被打碎，三国两晋南北朝虽是一个政治混乱的时代，却又是一个精神自由、解放的时代。儒、玄、佛、道相争相补，造成这个时期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以及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使这一时期的文化更趋于多元走向。门阀士族的文艺观与创造性倾向于追求纯粹的精神愉悦，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受到空前重视。

　　思想

　　两汉儒学到东汉末年已经走向衰落，经学式微、名教危机，导致玄风蔚然。玄学是一种主体面貌与两汉儒学大不相同的学术思潮，是从儒学失落中生长出来的新的哲学思潮。玄学的思辨充分显示出一种理性美、智慧美和内涵美，影响了当时各方面的学人，使他们的创造具有深刻的美学内涵和鲜明的理论思维特色。魏晋人将老庄之学的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推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中华文化的面貌变得更加丰饶多姿。与此同时宗教在魏晋南北朝社会也找到了滋生的土壤，仙道丕显、佛光流照，与儒、玄二学互相抗诘与冲突，加之胡、汉文化的碰撞，使这个时期的文化结构呈现出多元激荡的态势。

　　书法

　　魏晋南北朝是字体剧烈变化时期，也是各种字体逐渐定型并进入完善时期。隶书逐渐被楷书所代替，行书也逐渐成熟，草书也由章草向小草、大草发展。东晋的王羲之诸体兼擅，改变了钟繇、张芝古风，创造了一种更妍媚、更流便的新体，后人认为他在书法艺术方面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地，尊他为“书圣”。其子王献之又开书法一代新风，与乃父并称“二王”，他们的传世法帖成为后世学书的典范，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朝的碑刻书风古朴，天趣盎然，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直到清代兴起“碑学”，才得到足够的重视。摩崖刻经与墓志书法也别具特色。

　　澹泊明志

　　意指恬淡寡欲、不追求名利才能明确自己的志向。（诸葛亮《诫子书》）

　　书体与风格

　　小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小楷，以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钟繇的小楷略含隶意，高古纯朴，被誉为“正书之祖”。王羲之的小楷则更加规整妍美，对后世影响深远。王献之的小楷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结构挺拔隽美、欹正相依、顾盼生姿，完全去掉了隶书的笔意，有“小楷极则”之美誉。

　　内容释义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语出三国诸葛亮《诫子书》。君子的行为操守，从宁静来提高自身的修养，以节俭来培养自己的品德。不恬静寡欲无法明确志向，不排除外来干扰无法达到远大目标。学习必须静心专一，而才干来自学习。所以不学习就无法增长才干，没有志向就无法使学习有所成就。放纵懒散就无法振奋精神，急躁冒险就不能治理性情。年华随时光而飞驰，意志随岁月而流逝。最终枯败零落，大多不接触世事、不为社会所用，只能悲哀地坐守着穷困的居舍，其时悔恨又怎么来得及？

　　放浪形骸

　　意指行为不受世俗礼法的约束。（王羲之《兰亭序》）

　　书体与风格

　　王羲之

　　王羲之《兰亭序》在笔法上有许多重要的创造，在结构上充满着细微复杂的变化，虽然字字独立，没有可视的连带，但上下气脉贯通，俯仰有致，风神妍媚，平和高雅，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极具艺术价值，对后世影响巨大。

　　内容释义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人们彼此亲近交往，俯仰之间便度过了一生。有的人喜欢反躬内省，满足于一室之内的晤谈；有的人则寄托于外物，生活狂放不羁。虽然他们或内或外的取舍千差万别，好静好动的性格各不相同，但当他们遇到可喜的事情，得意于一时，感到欣然自足时，竟然都会忘记衰老即将要到来之事。

　　无名无相

　　名，指事物的名称；相，指事物的相状与内涵。无名无相，是说世间所有的名和相都是瞬息万变的，任何显现出来的名相都是假名假相的安立，所以说名与相都是空的，佛陀告诫人们不要执着于此。

　　书体与风格

　　摩崖

　　由于佛教的传入，尤其是南北朝时期，摩崖刻经书法十分令人瞩目。字径一般较大，结字宽博平正，笔画安详舒缓，常常出肥加重，平顺安详，不激不厉，体现了佛教精神。

　　内容释义

　　《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又称《文殊说摩诃般若经》《文殊师利般若波罗蜜经》，简称《文殊般若经》等，为佛教经典，是《大般若经》第七回的异译。其内容叙述文殊师利、佛如来及有情界之一相不可得、福田相之不可思议，及一相庄严三摩地等说法。

　　游外宏内

　　游外意指精神上因任自然，不为物累，游心于世俗之外；宏内即行为上不脱离世俗，不违背名教。（郭象《庄子·大宗师》注）

　　书体与风格

　　墓志

　　这个时期的墓志书丹者不为人知，志文书法比较质朴、端方，笔画方折、点略作三角形，划端方整如刀切，早期与晚期的字迹明显具有隶书向楷书过渡的痕迹，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字体演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内容释义

　　故圣人常游外以宏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见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

　　语出西晋郭象《庄子·大宗师》注。游外即精神上因任自然，不为物累，游心于世俗之外；宏内即行为上不脱离世俗，不违背名教。游外宏内即不违背名教而任自然的“内圣外王”之道。无心是就圣人的主观世界而言；顺有，就是对客观世界的态度而言。只有无心，才能顺有；只要顺有，就是无心，所以虽然终日见到各种物象，而内心的神气不变，观察各种事物，而能做到不慌不忙，举止自如。

　　

　　［篆刻］张伟 /刻

　　唐 公元618 年〜公元907 年

　　历史

　　公元7 世纪，当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及身后的“哈里发”建立起横跨亚、非、欧的阿拉伯帝国的时候，在东亚大陆杨隋和李唐相继开拓疆土，军威四震，建立起东临日本海，西至中亚细亚，南至印度支那，北至蒙古的隋唐大帝国，金光熠熠，威力远被，中华民族进入了强大的隆盛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都在大一统的形势下得到强劲的发展。唐代政策开明，儒、释、道三教并行，科举制度的确立使诸多寒士崛起并参政，胡汉文化融合进一步加深。外域文化涌入中国，帝都长安成为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诗的创作达到了辉煌的巅峰；书法极尽妍美；绘画充满活力；乐舞盛大欢腾；文章酣放茂郁。强大文化力度的拥有，使唐代中国成为向周边文化地区辐射的源地。唐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充实而全面，亦成为朝鲜半岛文化的母本。强盛深厚的唐文化不仅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东亚世界的文化面貌，而且将其光辉辐射向远西世界。唐文化在世界史上留下了巨大的、永不磨灭的足迹。

　　思想

　　唐代广阔的疆域、发达的经济、包容的社会、宽松的政策，促进了思想的多元扩展和深入发展。道教风行、佛教兴旺、儒学昌明，唐代统治者尊道、礼佛、崇儒，更鼓励自由展开辩论。三教并行不悖，互相吸取，造成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唐代的帝王以身作则，在文艺思想和政策方面都做出了表率。论文学，盛赞陆机“文藻宏丽”；论书法，思慕王羲之“尽善尽美”；论音乐，呼应嵇康“声无哀乐”。臣子们也上行下效，肯定前代的成就，推动文学艺术思想生动活泼地向前发展。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的思想文化以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象，与整个时代交相辉映。

　　书法

　　唐代是一个书法高峰竞起的繁盛时代，略可分为初唐、盛中唐、晚唐三个时期。唐太宗提倡书法，从法帖收藏到以书取士，都客观地推动了唐代书法艺术的繁荣和发展。初唐书坛，以欧阳询、虞世南和褚遂良为代表的书家，注重骨力、风神劲拔，以真、行书为胜。随着唐代经济、文化的发展，至盛中唐时期，中国书法进入鼎盛时期。由于唐玄宗的提倡，隶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篆书也是自成面目。楷、行、草诸体名家辈出，各立门户，蔚为大观。晚唐时期，书法自硕厚趋于瘦劲。佛教、道教的写经书法，在唐代也占有一席之地。

　　存仁行义儒家的“道”是从存于内的仁，到见于行的义，即从“治心”到“治国平天下”的过程。

　　书体与风格欧体欧阳询的楷书被称作“欧体”，用笔方圆兼施，点画劲挺，笔力凝聚。既欹侧险峻，又严谨工整。欹侧中保持稳健，紧凑中不失疏朗。精密俊逸，瘦硬峭拔，为千古楷式。时至今日，亦多为书者所取法。

　　内容释义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而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语出韩愈《原道》。博爱叫做“仁”，恰当地去实现“仁”就是“义”，沿着“仁义”之路前进便为“道”，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而不去依靠外界的力量就是“德”。仁和义是意义确定的名词，道和德是意义不确定的名词。韩愈的这种观点，是为了建立儒家道统说，反对佛教、道教的理论，认为儒家的道是仁存于内，义见于行。必以仁、义为定名，方可区分儒家与佛教、道教在“道”的界说上的不同。

　　正本清源意谓从根本上整顿，从源头上清理。（《汉书•刑法志》）

　　书体与风格狂草草书在盛唐时期最为炫目。以贺知章、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狂草书家，笔法变化多端，骤起骤落，大开大合，连绵缠绕，极大地发挥了中国书法的动感特征，创造了一种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风格。唐代的狂草折射出盛唐时代人们一种奋发昂扬的心理状态，被视作时代精神的一种浓缩。后世狂草继承者不乏其人，今人亦在学习古人的基础上，更赋于狂草以时代气息。

　　内容释义清其流者必洁其源，正其末者须端其本。语出《隋书•李文博传》，意思是说如果想让水流清澈就必须保持其源头的清洁，如果想要端正其末端，就必须端正其根本，或者说欲端正一个人的行为，就必须端正他的思想。

　　贵愚贱圣意谓居于尊贵地位的人也有愚蠢的，居于卑贱地位的人也出圣贤。（柳宗元《六逆论》）

　　书体与风格褚体褚遂良的楷书被称为“褚体”。“褚体”深得王羲之书法之媚趣，华丽柔婉，起收转折富于变化，结构加强了开合、欹侧的调整，为历代论书家所推重。当今书者取法“褚体”者，其作品亦妍媚可喜。

　　内容释义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从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谓“远间亲、新间旧”者，盖言任用者之道也。使亲而旧者愚，而新者圣且贤，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语出柳宗元《六逆论》。他认为“贵而愚”和“贱而圣且贤”彼此之间的地位是应该改变的，打破儒家所规定的贵贱圣愚地位不变的界限。人的智愚不是固定不变的，后天的努力学习是可以改变的。表现了柳宗元在传统儒家思想面前敢于标新立异的独立思考精神。

　　借古鉴今意谓了解过去作为今天的借鉴。（唐太宗语）

　　书体与风格颜体颜真卿的楷书被称为“颜体”。颜真卿的楷书摆脱了初唐延袭晋人的藩篱，创造了新的书法风范。他的楷书大气磅礴，雄健端庄，舒展平稳，赋予阳刚之美。千百年来，颜体被尊为典范，后世学颜之人亦不乏自出新意者。

　　内容释义借古鉴今。唐太宗语，见《旧唐书》。“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意思是说，用铜来做镜子,可以用来端正自己的衣帽；用历史来做镜子,可以知道国家的兴亡和王朝的更替；用人来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优缺得失。

　　慎始敬终意指自始至终都谨慎。（《礼记•表记》）

　　书体与风格柳体柳公权的楷书被称作“柳体”。柳公权曾任三朝侍书达二十年之久，他的楷书综合了本朝前期书家的优点，方拓峭险，别开生面，亦不乏妍媚，自成一家。柳体楷书精练苍劲，以骨力见长，为楷书最为精致者。后世学书者多以柳体为范本，追求精致谨严的风范。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

　　语出吴兢《贞观政要•论君道》。意思是作为国君，在遇到想要的东西时，就要思考知足常乐的道理，进行自我约束。在有所行动之前，应该想一想，这是不是可以不做，会不会惊动百姓。常常有危机意识，才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谦虚平和。害怕骄傲自满，就应该常常思考海纳百川的道理。如果喜欢打猎，就该有所限度。担心自己懈怠，就应该想想凡事如何做才能善始善终。害怕自己受蒙蔽，就应该想一想自己如何虚怀若谷才能广纳臣子的意见。担心听信谗言，就应该思考如何使自己行为端正，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实行赏赐，不要因为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改变标准。执行惩罚，也不可因自己一时的怒火而恣意滥用。做到以上“十思”，发扬“九德”，那么一个国家就能够人尽其才，智者能够发挥他的智谋，勇者能够竭尽他的武力，仁者能够传播他的贤德，信者能够表现他的忠义，文臣武将都能够竞相为朝廷效力。

　　诸法空相佛法认为一切法都没有自体，都是因缘和合而现的幻相。相不是没有，是有，但是它不是真实的。佛法里面真妄的定义是说：永恒不变的，那就是真实的；如果会变化，无论它变化的速度是快还是缓慢，那都是假的，都不是真实的。

　　书体与风格写经

　　唐代写经书法具有浓厚的特色，被称为“经生体”，但在师承渊源上仍以社会流行的书法范本作楷范。细观每一个字，都极富变化，特别突出横划、捺划等主笔，在字形中间部位的横划，多破锋直入，类同尖刀，收笔时稍事停顿，即作回锋，给人以迅疾、畅快之感。这样单刀直入的笔法也是抄经速度上的要求所致。由于写经体的独特艺术魅力，多为后世学书者取法。

　　内容释义《心经》《心经》是佛经中字数最少、含义最深、影响最大的经典。本经系将内容庞大之般若经浓缩，成为表现“般若皆空”精神之简洁经典。

　　

　　［篆刻］陈华/ 刻

　　宋 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

　　历史

　　宋朝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儒学复兴，程朱理学构建起了庞大、精致的哲学思想体系，礼制秩序、宗法文化亦得以创造性重建。以世俗地主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赵宋政权，明确昭示“与士大夫治天下”，培育出一个庞大的士大夫阶层，文人意识更为自觉，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气息。继唐诗之后，宋词登上了文坛，并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样式。宋词以婉约含蓄为主格调，也不乏豪放词风。品味高雅的宋画，标志着集诗、书、画为一体的“文人画”的诞生。在儒生和士大夫的全力推进下，宋代书院蓬勃发展起来，成为研究学术、推行道德教育的基地，在官方教育外另立一个知识世界。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崛起，是宋代的一道靓丽风景。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巅峰时期，地理学、地质学、医药学、冶金术、造船术、纺织术、制瓷术、印刷术都取得了令人炫目的成就。

　　思想

　　以中晚唐儒学文化复兴为前导，北宋时期，在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的努力下，创建的中国后期中古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理学，已初具规模。至南宋朱熹，理学更以集大成的姿态趋于成熟。理学是一种以儒学为主体，吸收、改造释、道哲学，在涵泳三教思想精粹之上建立起来的伦理主体性的本体论，其建树理想人格的理论与观念，将中国文化重伦理、重道德的传统精神推到极致，从而引出极为复杂的文化效应。对中华民族注重气节、注重道德、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书法

　　唐代以书取士之风，到宋代已不复存在，朝野不再以书法相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人学书的积极主动性，直到北宋中后期，才出现了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苏轼在书法理论与实践上蔑视成法、提倡入神、张扬个性、崇尚自然。黄庭坚提出作书要“不俗”、“有韵”。尤其是他的草书，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米芾对古人的技法有深刻的理解，并能持之以恒地揣摩临习。他的书法创作崇尚天真自然，主张“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的“尚意”创作心态。南宋初期，书法仍以学习北宋为主，真正能代表南宋最高水平的当属陆游、范成大、朱熹和张孝祥。

　　格物致知程朱学派强调知识是先天固有的，但人们因受物欲的影响泯灭了“知”的能力，也丧失了“天理”，为了要恢复人固有的先验知识和道德，主张通过穷其理而去重新获得。

　　

　　书体与风格

　　米芾

　　米芾为宋四家之一。若单纯论技法，米芾当属第一。他学习王羲之、王献之，却能有所突破，实为难得。他对书法的分布、结构、用笔，有着他独到的体会，要求在变化中达到统一，把裹与藏、肥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等对立因素融合起来。章法上，重视整体气韵，兼顾细节的完美，书写过程中随遇而变，独出机巧。今人学习二王不易得其精髓，而从米芾入手，可以略窥其天机。

　　内容释义

　　格物致知。

　　《二程遗书》曰：“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初见于《礼记·大学》，东汉郑玄注曰：“格，来也；物，犹事也。”宋以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很多。《二程遗书》认为，知识是我们先天固有的，然而不去穷尽它内在的道理，就不能掌握它。 而穷尽事物的道理是要有方法的，所以说我们获得知识要先穷尽事物的道理。

　　革欲复理朱熹认为，唯有将“人欲”逐渐消除，才能使伦理原则不受破坏。

　　书体与风格

　　黄庭坚

　　黄庭坚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他在上溯晋唐、学习前人经典书法的同时，还得益于苏轼的影响，而对草书笔法的认识和掌握尤为深刻。黄庭坚草书走向成熟还因为其对书外功夫的参悟。他对禅宗的妙悟，使他的用笔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开创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界。今人取法黄庭坚草书，亦可借古鉴今，别开生面。

　　内容释义

　　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语出《朱子语类》卷十三，宋明理学用语。欲，指人的物质欲望；理，指符合伦理道德的原则。朱熹认为，人的私欲如果没有“理”的限制，就会出现道德危机。“欲”与“理”相对立，经常处于相互斗争中，所以只有消除人欲，才能恢复到恪守伦理道德的道路上来，也是人道德修养的任务所在。

　　新故相除天地万物之所以运动变化是由于自身固有的矛盾对立而引起的，新旧代谢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

　　书体与风格

　　苏轼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 为“宋四家”之首。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各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主张学书“自出新意，不践古人”。他用笔欹侧跌宕、纵横挥洒、雄浑有力。其《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苏轼的书法风格底蕴源自他深厚的学养和复杂的经历，后人欲学其书，实为不易。

　　内容释义

　　有阴有阳，新故相除者，天也。有处有辨，新故相除者，人也。

　　语出王安石《字说》。他认为，阴阳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两种对立的物质或势力。在阴阳矛盾的推动下，旧事物不断地转化为新事物，新事物又变为旧事物，并为更新的事物所取代。同样，在人类社会领域也存在着两种活动方式：“处”与“辨”。处是对于事物的处理，辨是对于事物的辨别。处是行动，辨是认识。社会领域中“有处有辨”，也不断进行着“新故相除”。

　　

　　［篆刻］连剑宇/ 刻

　　元 公元1271 年〜公元1368 年

　　历史

　　13 世纪初叶，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崛起大漠，彪悍的蒙古铁骑南征北战，在空前辽阔的版图上建立起蒙古帝国。其疆域“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元帝国不仅是一个幅员广大的中华帝国，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横跨亚欧的版图以及驿站制度的完善，使东西交通畅通无阻。在这种开放的国际环境下，东西方的交往空前频繁，不同的文化交流融汇。随着军事征服的完成以及少数民族统治者袭用中国之制，儒学得到了发展。同时也造就了戏剧艺术领域的空前伟业，并推动了中国山水画的重大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迅速，科学技术也在异常壮阔的时空背景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农学、水利、纺织、数学、天文历法、医学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与世界各国交流。空前开畅的文化交流格局中，中华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绚丽多彩地展开。伊斯兰教中国化、景教复苏、天主教传入，旅行家交通东西方文化信息，为东西方的互相了解开创了新的局面。

　　思想

　　构建于北宋、成熟于南宋的理学，在元代开始张大。忽必烈推行汉法，大批中原儒士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士人们一如既往地具有深切的儒家道德自信心和社会使命感。以汉法为己任的中原儒士，不断积极地渗透到非汉族政权中，推动非汉族文化汉族化，进而重建儒家社会政治秩序。因此，理学在元代迅速发展，从忽必烈到蒙古幕僚辅臣都对理学开始尊崇。理学的社会效应与儒生士大夫对理学的热烈回响，迅速在制度文化层上体现出来。程朱理学作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和标准，使其一跃成为官学。程朱理学在元代的张大，为这一哲学流派在明代的进一步发展为具有政治意义的官方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书法

　　元初书法基本延袭宋、金遗风，直到赵孟頫引入“江左风流”，才改变了元代的书风。赵孟頫以复古为旗号，成为元代的标帜。他篆、隶、楷、行、草兼擅，笔法灵动、结构简要明快。赵书流传最多的是行草，也是他成就最高的书体。他以重构王羲之笔法系统为基础，力图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他技法纯熟、功力深厚，整体风格趋于平和。他在书法理论方面提出“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强调用笔的内在原则，对后世学书者具有一定的影响。除赵孟頫之外，鲜于枢的草书继承张旭、怀素以来的传统，笔力遒劲，强调胆气，使草书正脉得以传承，下开明代祝允明一派。元代的奎章阁书家群和隐逸书家群，在书法实践上都各具特色。

　　见微知著意指看到微小的苗头，就知道可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比喻小中见大、以小见大。

　　书体与风格

　　赵孟頫

　　赵孟頫篆籀、分隶、楷、行、草书俱佳，以楷书、行书造诣最深、影响最广，他是集晋、唐书法之大成的很有成就的书法家。赵孟頫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力。他的贡献不仅在他的书法作品，还在于他的书论，他有不少关于书法的精到见解。同时代的书家对他十分推崇，后世有人将其列入楷书四大家：“颜、柳、欧、赵”。后世学赵孟頫书法的极多，赵孟頫的字在朝鲜、日本也非常风行。

　　内容释义

　　惟君子为能见微而知著，遏人欲于将萌。

　　语出宋元之际许衡《鲁斋遗书·语录下》。他宣扬“存天理，去人欲”，是说只有君子才能从微小的苗头看到可能会发生的显著变化，从而将人欲遏制在将要萌发的时候。他认为“正心”是修养的根本，“正心”的内容就是以“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为准则。他的观点对于程朱理学的流行、传播和朱陆合流具有一定的影响。

　　安身崇德意指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和完善品德。

　　书体与风格

　　章草

　　章草是由隶书草化而来，使之省易简便，故其用笔仍然多沿袭隶书。到了元代，章草逐渐走向程式化，篆隶笔意技法逐渐流失, 加之元人书家在章草的临写创作中无意识地融入楷书笔法, 使其呈现出楷书的用笔特征。元代章草复兴是从赵孟頫、邓文原开始的，但是他们没有更多的创新。杨维桢把晋唐楷法和汉隶、章草、今草笔法融合在一起，笔势开拓，奔放不羁，风格清劲可喜。今人习章草，可以转益多师，而别具风貌。

　　内容释义

　　日月寒暑之往来，尺蠖龙蛇之屈信，不往则不来，不屈则不信，皆是感应自然之理，正不必憧憧然于其间。夫动而无静，物也；动而无动，神也。得其精义 而入于神，则可由体以致诸用。用既利矣，复归于体，必安其身以崇其德焉。主静如此，寂则能感，定则能应，心法之妙也。过此以往，他无法矣。谓别有法焉，吾未之或知也。知此者，知大而化之，圣矣。知圣而不可知之，神矣。知所过者，神之事矣。故曰德之盛也。

　　语出保巴《周易原旨》。保巴吸取了宋代理学成果，经过改造发挥，形成自己的宇宙本体论思想。他认为，人心“感应自然之理”，即所谓“感应心法”。通过“感应心法”，即以静修、体悟圣人之心的方法来领悟易道的精髓，发挥了理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元代理学的发展心体主静，静则能感应天理。他认为“心以主静为本”，绝去一切私欲，“心诚、贞正”，一切事理就能被感知、被认识，才能真正加强自身的修养，提高和完善自己的品德。他以朴素平实的说理，促进了元代理学的传播。

　　

　　［篆刻］蒋明/ 刻

　　明 公元1368 年〜公元1644 年 

　　历史

　　明代疆域辽阔，极盛时国土面积约达一千万平方公里。明太祖为了巩固统治，建立健全各种政治制度，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严惩贪官污吏，加强了中央集权。明初的农业宗法社会文化随着农民所有制的普遍发展，逐渐走向衰落，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繁荣，出现了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经济的深刻变化，将一股强劲的活力输入到传统文化的结构之中，产生了越礼逾制的社会风尚，文化艺术呈现世俗化趋势。明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王阳明的“心学”，便是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编撰于明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为了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明成祖派遣宦官郑和出使西洋，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的经济交流。16、17 世纪，欧洲耶稣会士来华，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交融与冲突的序幕。明代自然科学家走出了经学传统的藩篱，对外来文化的汲取，为晚明科技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思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风尚与社会观念的变迁，有力地推动了哲学意识对社会与人展开新的思考，一种自我意识或主体意识觉醒的思潮开始涌动。直到王阳明创造“心学”，才打破了明初沉寂的思想局面。“心学”即是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哲学，否认了用外在的规范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强调伦理学的意志自律，突出了个体的历史责任感和道德的自我意识。王阳明的弟子王艮改造了“心”的伦理特征，赋予“心”一种自然的本质，他强调，人的本性是自然而然的不受既有观念污染的、纯真的，而不是由仁义道德的“天理”所决定的。他还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命题，一贯被理学家视为邪恶的“人欲”，反而成了天经地义的“道”，这种追求人格独立、争取思想自由的、憧憬人伦世俗生活情趣的“自然人性论”深广地影响了同时代以及后世的文人学士。

　　书法

　　明初书法，基本继承了元代的典型书风。宋克尤善行草，更精章草，将狂草、章草与行草相融合形成独特的风格。明成祖培养了一批御用书家，遂台阁书风兴起，以沈度、沈粲兄弟为代表，其笔致雅洁轻灵，结体内部紧密，外取纵势，端庄而不失秀逸，虽然格调、意境没有特出之处，但也具有文人本色的清新典雅。明中叶，江浙一代经济逐渐发展，文化也因之而起，成为书法的核心地区。“吴门书派”与“吴门四家”的出现，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前进，书法“文人化”的清雅气息逐渐有所减弱，而好异尚奇之风逐渐兴起。晚明时期，书法领域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变革，狂放书风成为书法发展的主流。“晚明四家”则全面地拓展了传统行草的笔法、字法、章法以及墨法，大大丰富了行草书法的艺术表现力。

　　慎独为宗意指人独处时做到诚意，无不善之念和不善之行为，以此为修身的宗旨，属于一种修养自律。

　　书体与风格

　　董其昌

　　董其昌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笔画圆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在清代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它书法家无法比拟的。今人亦不乏学习董其昌书法之人，或欲以此上窥二王门径。

　　内容释义

　　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

　　语出王阳明《传习录》。他认为，心就是理，如果心内没有被私欲蒙蔽，就是天理所在，即“心外无理”。这就是纯粹的天理之心，发此心去侍奉父亲，便是孝；发此心去辅佐君主，便是忠；发此心去结交朋友、治理民众便是信和仁。

　　取是去非正确认识或真理性认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真理性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以古人的是非为是非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的心不能受蒙蔽，保持光明洞达，仔细辨别，取其正确的认识，去除其不正确或过了时的认识。

　　书体与风格

　　傅山

　　由于晚明社会“尚奇”风气大环境的影响，傅山的书法具有一种奇特的怪味。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的人生观和审美观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推崇颜真卿，写大字小字皆喜用颜体，皆端庄遒劲，刚健有力。他的草书也没有一点尘俗气，外表飘逸内涵倔强，正象他的为人。傅山在书法艺术理论上“四宁四毋”理论极其精辟，对整个艺术界有着普遍意义和深远影响。在傅山的传世法书中，“杂书册”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品种。字体不统一，或小楷，或行草、篆、隶间出，花样繁多。他的独特书风代有传人，盛行不衰，直至今日。

　　内容释义

　　了然于前，我取其是，而去其非。

　　语出傅山《霜红龛集·杂记一》。这是傅山对待认识的一种态度。他认为，正确认识与错误认识是客观存在的，认识中的是与非即正确与错误的问题，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联系的，都是以客观发展着的事物为依据的。即使是圣人的认识，也会发生一定的误差，更何况在认识过程中，会受到主观成见的影响。我们要保持内心的光明，对前人的认识加以甄别，并有自己正确的判断，以不受蒙蔽。

　　知行合一

　　把人的道德意识与人的实际行动自觉地结合起来，即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

　　书体与风格

　　王铎

　　王铎一生，独尊羲献，兼习钟繇、颜真卿、米芾等大家，长于布白，楷、行、隶、草，无不精妙。王铎书法独具特色，世称“神笔王铎”。他的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却充满流转自如，力道千钧。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完全打破了传统的章法平衡美原则，在大幅立轴作品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惊险效果。今人多习王铎书，亦有可观。

　　内容释义

　　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语出王阳明《传习录》。他认为，“心外无理”，心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伦理本能，所以心即是理，如果到心外求理，那么行为就不会符合道德规范，知与行便不能统一；向内心求理，而去指导行为，才符合圣人知行合一的教导。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篆刻］焦新帅/ 刻

　　清 公元1616 年〜公元1912 年

　　历史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幅员广大，极盛时期的疆域西抵中亚巴尔喀什湖北岸，西北包括康努乌梁海地区，北达漠北，东含库页岛，南有南海的西沙和南沙群岛。在充分汲取前代政治制度优长的基础之上，清统治者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完备、最为严密的君主集权制度。统治大清帝国的满族地主阶级生气勃勃，富有作为，厉行政治、经济改革，以一种锐意进取的精神吸收汉族及异域的先进文明，更以一种大帝国创建者的气魄去进行文化建设。清代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澜壮阔。图书事业繁盛，学术文化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总结时代。《四库全书》的编纂，在充分总结了前代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构建起中国古代最为完备、最为系统的图书分类体系。朴学兴起，注重实证的学术探究，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总结。晚明进入中国的西学，在清初呈现出活跃的势头。与西学注入中国文化系统的同时，中国文化也经西方传教士的传介，在欧洲流播开来，中华民族进入思想启蒙时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将民主共和政体引入中国，在彷徨、挫折、求索和不屈不挠的顽强奋进中，中华民族跨入了新世纪。

　　思想

　　明末清初的历史大变革，直接动摇了中世纪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制度、原则和学说，促使一些有识之士做出一番重新思考。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唐甄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君臣平等，以法治来限制君主专制。他们竭力张扬儒学“实学”传统，强调务实，认为宋明理学空谈理性。实学思潮不仅摧毁了阳明心学一家独尊的地位，也为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潮奠定了基础。清代的经学考证发端于宋明理学内在的矛盾冲突，他们的斗争从义理的战场转移到考据的阵地，造成了朴学的勃兴。清代思想家对中古禁欲主义进行了极为尖锐的抨击，并以一种强烈怀疑的精神对先儒的经注、经说加以重新审视。在人文思潮的影响下，清代士人开始弃儒经商，日益深刻地修正着中国传统的商人观，以儒家理论去指导经商活动。中华大地上古老的商业活动因士人的参入与推动，开始呈现出一番新的景象。

　　书法

　　清初书家承袭了晚明放逸的书风，以傅山、王铎、朱耷等人为代表。学习汉碑的书家以郑簠、朱彝尊最为有名。由于皇帝的喜好，清前期学习董其昌风格的书家甚多。由于金石考据学大盛，清代中期成为书坛由学帖为主流转化为以碑派为主流的过渡期。继金农、丁敬之后，以邓石如、伊秉绶为代表的篆隶书家登上了历史舞台。清代晚期，碑派进入了鼎盛时代。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使碑派理论发展到了高峰，书坛出现了一批追求浓厚金石气息的书家。如吴熙载、徐三庚、吴昌硕、吴大澂等人。人们很快认识到碑帖融合的重要性，何绍基、赵之谦、杨守敬等人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把清代书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事求理意指理不在事物之外，而在事物之中。只有事物的条理，没有超越事物的条理。

　　书体与风格

　　何绍基

　　何绍基初学颜，得其神髓，复研北碑、篆、隶，以“回腕”法化为自家之貌。其书法熔铸古人，自成一家。他的楷书取颜字结体的宽博而无疏阔之气，同时还掺入了北朝碑刻以及欧阳询、欧阳通书法险峻茂密的特点，从而不同凡响。他的行书得力于颜真卿的行草，也曾临习二王，并揉入北碑的特殊用笔感悟，故结字古朴、自然率真。他的篆书，中锋用笔，并能掺入隶笔，而带行草笔势，自成一格。何绍基书法，早年有一种清刚之气；中年渐趋老成，笔意纵逸超迈，时有颤笔，醇厚有味；晚年书法已臻炉火纯青，堪称清代书坛成就最高者，为后世学书者所取法。

　　内容释义

　　从而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为之理，而转其语曰理无不在，视之如有物焉。

　　语出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反对程朱“万物一理”之说，认为程朱把理看做超越事物的实体，这种理实际上是没有的。事物的“分理”、“条理”是各种事物的具体规律，存在于人们的“人伦日用之中”，脱离万物高高在上的绝对普遍的“理”是没有的，理只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所以求理必须依据具体的事物。

　　道不离器中国古代哲学阐述道器关系的重要命题。主张道不离器，道寓器中，道由器显，器是道之用。

　　书体与风格

　　赵之谦

　　赵之谦初学颜真卿，后完全放弃了颜体书而转向了北魏书法。上溯秦汉，下开风气，篆隶行融会贯通。赵之谦篆隶初学邓石如，而后上溯汉碑，不死守一法，融合碑帖笔法，终成自家面貌。晚年正书、篆书，沉稳老辣，古朴茂实。笔法则在篆书与正书之间，中锋为主，兼用侧锋。行笔则寓圆于方，方圆结合。结体扁方，外紧内松，宽博自然。平整之中略取右倾之势，奇正相生。赵之谦北魏风格的行书是其独创，前无古人。赵之谦的行书作品最多、传世最广。当下学赵之谦者甚众，各种展览作品中皆可见到赵之谦的影子。

　　内容释义

　　道不离器。

　　语出章学诚《原道》：“道不离器，如影不离形。”明清之际讨论道器关系，多主张道不离器，道在器中。王夫之明确提出“道器合一”的命题。从根本上推翻了永恒不变之道的观念。章学诚认为，通过治史可以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精神和基本特征。

　　道寓于艺意谓事物的一般规律存在于具体的技艺之中。在文艺美学中，则指思想政治存在于艺术的形式、技巧中。

　　书体与风格

　　吴让之

　　吴让之诸体皆擅，而篆隶功力尤深，特别是他的圆劲流美的小篆为世人所重。在篆法上，吴让之师法邓石如及汉篆法，更善于“铁笔写篆”，撷取金石精华。包世臣对吴让之也有直接影响，他继承了包氏衣钵，恪守师法而自成面目，给人以清澹甜润之感。用笔浑融清健，篆法方圆互参，体势展蹙修长，有“吴带当风”之妙。吴让之隶书结体，中心紧敛而肢体舒展，颇富古意，被誉为清初以来篆隶书体创新者之一。时至今日，他的篆隶仍为学书者追摹。

　　内容释义

　　道之于艺也，内之于外也，顿之于渐也，体之于用也，有用之于无用也，皆相因，一有俱有者也。

　　语出方以智《东西均》。他认为，道在艺中，通过艺术表现出来，没有艺外之道，也没有道外之艺；二者关系如同内外、顿渐、体用之间一样，都是互相依存，一有俱有，一亡俱亡的。他主张道艺并重，艺中求道，反对艺外求道，是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清初的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张岱年 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年版；欧阳中石 主编，《中国书法艺术》，中国外文出版社，2007 年版；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 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