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林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有这样一群来自外国的时代记录者：埃德加·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他们怀着崇高的理想踏上了当时战火纷飞的中国大地，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用镜头、声音和纸笔记录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谱写了一首首国际主义之歌。这些国际友人与中国结缘的故事，也从另一个层面折射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轨迹。

　　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凭借在中共苏区四个月的实证考察而撰写的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扬名全球。

　　北京理工大学讲师张虹曾在斯诺母校、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攻读博士学位，对斯诺有过深入研究。她说，斯诺是外国记者中第一位向世界介绍中国红军长征的人。张虹说：“斯诺去到陕北苏区的时间点刚好是在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之后，所以长征是他和中共领导人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他也带有很多疑问，中共领导人都为他一一做了解答。这也就是为什么斯诺能够说出红军长征是‘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是‘一次武装宣传’这种警句的原因。”

斯诺在延安（网络供图）

　　在陕北的时候，斯诺与众多朴实真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高级将领成为了好朋友。在当地考察过程中，斯诺拍摄了30卷珍贵的照片，其中包括著名的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单人相。党史研究专家赖生亮讲述了这段历史：“在斯诺的邀请下，毛泽东站在窑洞外，拍了一张单人相。当时毛泽东的头发不是很整齐，这个时候，斯诺想了一个办法，把自己头上戴的红军的八角帽戴到毛泽东头上，就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诺对中国进行了三次长期访问，期间对中国领导人进行了深度采访，内容涉及中国的内政、外交等，中国领导人无不给予坦率回答。包括1964年斯诺对周恩来总理的那次采访，斯诺说：“周总理，我发现今天中国的情况和1960年我所见到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是否可以说，现在中国的国民经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周恩来说：“是，现在可以说我们的国民经济情况是全面好转了。”

　　回到美国后，斯诺利用每一个机会，向美国社会介绍他所见到的新中国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力图弥合中美之间业已存在的鸿沟。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同一星期，斯诺病逝。按照斯诺生前愿望，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他以这种方式永远留在了他终生挚爱的中国。

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图书馆里的斯诺阅览室，这里收藏有大量斯诺文献。吕晓红摄影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另一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记录者。1925年至1958年间，斯特朗曾先后六次来华，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和抗日活动。

斯特朗（网络供图）

　　关于斯特朗最著名的一个故事，是毛泽东在和她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历史论断。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董德兵说：“1946年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经提出之后，立刻传遍了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的力量。不仅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极大地增强了人民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勇气和必胜信心。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不断取得佳绩，这个著名论断也为中国人民社会建设事业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还极大地鼓舞了世界无产阶级斗争，与第三世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战争。”

　　斯特朗回美国后，克制不住对中国的思念之情，最终在73岁高龄决定定居在中国。直到1970年在北京逝世前，斯特朗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最远到达海南岛和西藏。在媒体的报道中，斯特朗85岁的生命，三分之一在美国，三分之一在苏联，另外三分之一在她视为“理想归宿地”的中国。

　　另一位对中国共产党充满热情和好奇的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1928年底来到中国，并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在中国的12年间，史沫特莱走遍了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撰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著作，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念、历程，还帮助中国共产党护理伤员、组织医疗活动和募捐。

毛泽东（左）、朱德（中）和史沫特莱在延安（网络供图）

　　1937年，史沫特莱应中国共产党之邀访问当时中共所在地——延安。《史沫特莱传》的翻译者、翻译家江枫介绍说：  “那是她久已盼望的，她胳膊上带上红十字的袖标，放出话来说她要到前线去做救护工作。”

　　深夜的窑洞中，史沫特莱敲击打字机，记录所见所感。

　　——她笔下的毛泽东：“每个人都可以与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比得上毛泽东。他的著作已经成为中国革命思想中的里程碑。”

　　——她笔下的周恩来：“一位学识渊博，阅历深广，见解精辟，襟怀坦荡，不存门户之见，毫不计较个人的安福尊荣、权利地位的卓越领导人。”

　　——她笔下的红军战士：“在这里，没有人没受过伤，有些人甚至受过七八次伤之多；没有人记得自己参加过多少次战斗，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太多，记不起来了’”。

　　史沫特莱病逝后，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烈士陵园，她生前的挚友、中国共产党著名将领朱德为她撰写了碑文。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董德兵指出，这些国际友人用客观公正的态度，毫无党派偏见的报道，见证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的成长史、发展史，也及时澄清和批判了诸如中国工农红军是流寇的政治谣言，对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董德兵说：“斯诺到陕甘宁边区之前，他也曾听到‘红军是一批顽强的亡命之徒和不满分子’的谣言，但他实际到达延安之后，他听到当地的百姓都把红军称为‘我们的军队’，他看到红军大部分青年农民和工人对于革命都充满着乐观的态度。斯诺实事求是地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向全世界宣传出去。这批国际友人的著述、回忆录以及反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军队的一些情况在美国等国家出版之后，也成为了国外友人、海外华人以及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最初发生联系的精神纽带；也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人民友谊的最典型的象征。而且国际友人的这些著述还影响了几代人，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到中国访问之前也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