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地处新疆东南，贯通天山南北，毗连河西走廊，交接青藏高原，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文物资源丰富独特，自古为西域门户和丝绸之路枢纽地带，是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特征明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的典型区域。

　　公元前101年，汉朝政府在今巴州轮台、尉犁、库尔勒地域设使者校尉，管理屯田事务。公元前60年，汉朝统一西域，在今轮台境内设西域都护府，作为管理西域的军政机构，开创了新疆历史的新时代。自汉代开始，新疆这一多民族聚居的广大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唐朝时期，640年平定麴氏高昌，设立了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州下设县、乡、里等政府机构，并设立安西都护府于西州，辖天山南北。658年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晋升为大都护府，下辖濛池、昆陵都护府，又设焉耆、龟兹、于阗、疏勒都督府，统称安西四镇。702年又设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以北诸部。唐朝在伊、西、庭三州实行与中原相同的州县制。都护府为唐朝在西域的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官有定员，职有专任。大都护下设副大都护、副都护。安西都护府管辖范围包括葱岭以西、波斯以东、阿姆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共计20个都督府。安西四镇的建立，大大扩展了唐王朝直接治理西域的范围，对维护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安全、维护唐朝政治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在大唐盛世之下，西域社会经济和文化迅速发展，西域历史进入了鼎盛时期。

　　作为安西四镇之一的焉耆，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曾是丝绸之路北道必经之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要冲。“焉耆”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汉书·西域传》中，书中描述：“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户四千，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西南至都护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与乌孙接，近海水多鱼。”今天的焉耆回族自治县（简称焉耆县）直接继承了唐代“焉耆”的名称，是巴州下辖的县级行政区。 

　　位于焉耆县四十里城子乡的博格达沁古城，2019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代为汉-唐，是西域汉唐时期焉耆地区重要的城镇之一。根据古城内采集和附近出土的文物，以及结合文献研究表明，博格达沁古城在唐以前一直是焉耆国都城，唐焉耆都督府所在地，开元七年设置的焉耆镇也在这里。博格达沁古城是焉耆盆地发现的规模最大、建筑形式最突出的一座古城，它的发现对研究汉-唐时期焉耆的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曾出土了一件唐代文物：铜龟符，国家一级文物，龟符为铸造，扁平龟状，长4.15厘米、宽1.9厘米、厚0.45厘米。背部阴刻龟纹，龟首有一个小的系孔，龟腹部阴刻“同”，字形介于篆、楷之间，周围有阴文“右玉钤卫将军员外置阿史那伽利支”。学者根据龟符铭文考证“阿史那伽利支”应是唐朝名将“阿史那忠”的原名，唐高宗时他曾任过西域道行军大总管。符的用途是为了“起军旅、易长守”，或作为出入宫门、关隘的信物，因此，朝内外的文武官员“皆给之”“蕃国亦给之”。在古代通信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封建帝王为了直接掌控军队，便发明了兵符制度。虎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采用铜制的虎形作为中央发给地方官或驻军首领的调兵凭证，一直延用至隋代。唐代时期将“虎符”改为“鱼符”，武则天时期改为“龟符”。龟符一般由两件组成，若符上阴刻“同”字，则为雌符，阳刻“同”字，则为雄符。使用时，若两符“同”字互相契合，兵符才有实际意义，表示命令验证可信，方可执行。龟符为唐代兵符，与唐朝治理焉耆、龟兹、于阗、疏勒四镇有着密切的关系，充分反映出唐朝政府有效治理西域的历史事实。

　　位于焉耆县西南七个星镇的七个星佛寺遗址，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存，始建于晋代，一直延续到宋元，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残存佛塔、僧房、大小殿堂等建筑93处，是印度佛教东传和中原佛教西渐过程中的重要遗址，也是古焉耆的佛教中心，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出土的泥塑佛、壁画、建筑装饰构件、菩萨、武士、护法神、供养人头像和十二肖像残件、回鹘文木牍及吐火罗文抄写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等文物，反映出各宗教之间相互融合交流的情况，印证了新疆历来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的历史事实，其丰富的建筑遗存和文物遗存，向世人展示着曾经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交流交融的繁荣盛景，对研究古代焉耆乃至西域佛教建筑、历史、艺术等方面具有极高价值。

　　（陈莹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博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