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金华浦江县郑宅镇,有一处古朴的郑义门古建筑群。它的声名,不在于雕梁画栋的奢华,而在于一个家族的传奇:十五世同居共食,鼎盛时三千族人同灶而炊,不分彼此。
这个家族的历史要从北宋年间迁徙而来的先祖郑淮说起。当时,郑淮来浦江求学,并在此安家落户。靠着宽厚待人、和睦乡邻的处世方式,郑家家业日渐兴旺。
靖康年间,金兵南侵,江南又遇到连年灾荒,目睹百姓流离失所,郑淮心中不忍,立即带人支起大锅,施粥赈灾。灾民越来越多,家中存粮很快见了底,郑淮又变卖1000多亩良田,换成粮食继续赈灾。千亩良田换成救命粮,郑家人的日子不再如从前宽裕,但他们却赢得了人心与口碑。为纪念郑淮的义举,人们就把他居住的地方称作“仁义里”。
南宋绍熙四年,郑淮之孙郑绮已年过七旬,自知时日无多,便为家族的长远之计筹谋。当时,同族之人聚族而居、共同生产生活,既能快速积累财富,也能显著增强抵御天灾等各类风险的能力。郑绮深知,一旦家族离散、人心涣散,势必引发利益纷争,即便再庞大的宗族,也终将走向瓦解。于是,他把族人召集到祠堂,立下一条家训:“吾子孙有不孝不悌,不共财聚食者,天实殛罚之!”就此开启了郑氏家族延续十五世、鼎盛时三千多人同居共饮的家族史。元至大四年,朝廷旌表郑氏为“孝义门”。从此,“郑氏孝义门”的美称响彻江南。
明洪武年间,“胡惟庸案”震惊朝野,郑氏家族也被牵连其中。朝廷下令捉拿郑氏族人进京问罪。彼时,族长郑濂外出未归,而郑家兄弟竟无人退缩,争相请命赴京顶罪。最终,年纪最小的郑湜站了出来。
而当官兵押着郑湜走到京城城门时,郑濂早已等待多时。兄弟相见,没有寒暄,只有争着赴死的急切,郑濂说“吾居长,当认罪”,郑湜道“兄已老,吾自往辩”。两人僵持不下,押解官不知该把枷锁套在谁身上。
这件奇事很快传入明太祖朱元璋耳中,他大为动容:“有人如此,肯从人为逆耶?”如此重孝义、有担当的家族,怎会参与谋反?朱元璋当即下令彻查案情,证实郑家确系遭人诬陷。此后,皇帝不仅赦免了郑家,还任命郑湜为官。一场灭顶之灾,因兄弟之义而得到化解。
朱元璋十分好奇郑氏家族为何如此团结,他召见族长郑濂,问“何以治家”?郑濂呈上一部《郑氏规范》,规范共有168条,从为人处世的道理,到出仕为官的操守,到和睦乡邻的处世之道,皆有细致规定。朱元璋不禁感叹:“人家有法,守之尚能久,况国乎?”
在修订《大明律》时,朱元璋把《郑氏规范》中“敦睦、节俭、廉公”等治家理念融入治国之法。为表彰郑氏家族的治家典范,敕封浦江郑氏为“江南第一家”。
1940年,抗日烽火蔓延至江南。郑氏族人郑骏声看到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心中悲愤,他召集族人,说道:“我郑氏以义传家,岂能坐视?” 经过公议,郑氏家族立下一条新族规:凡逃难至“义门”者,不问来处,均由宗祠收留,提供三日食宿,分文不取。
如今,义门家风早已融入郑氏族人的日常生活。2016年,郑宅镇决定恢复古镇核心区的历史风貌,为契合古镇统一的婺派建筑风格,不少民居需要调整层高。
当时,郑增光一家六七口人共同居住在一座四层半的小楼中。按照规划,他家要拆掉上面两层半。在政策细则尚未公示、补偿方案还没明确的情况下,郑增光第一个站出来签下减层协议。“家规一直教导我们,遇到大事要舍小家为大义。”在郑增光看来,为了家乡的长远发展,这点让步不算什么。
郑增光带头降层,其他人纷纷效仿,政府也依规进行了补偿。修缮后的老街古韵流芳,慕名而来的游人越来越多。郑增光家临街的小店,生意比以往更加红火。
“德”者终有“得”,“义”者自有“利”,从郑淮变卖千亩良田赈灾济民的慷慨,到郑濂、郑湜兄弟争相赴死的勇毅;从烽火岁月里“开门纳难”的担当,到新时代舍小家为大义的取舍,九百年间,“义”字始终滋养着郑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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