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报道，负责斡旋的阿曼外交大臣表示26日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专家认为，形势紧迫感仍然存在

　　当地时间2月26日，美伊新一轮日内瓦谈判结束。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布赛义迪在社交平台称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并透露双方将于下周在维也纳展开技术层面磋商。

　　对外界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往前走”的信号，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进展不等于突破，更不等于风险解除。从公开报道看，围绕铀浓缩、制裁减免以及导弹与地区行为等核心问题，双方仍存在明显分歧，军事压力亦未退场，谈判进入的是一个新的、更加技术化但仍高度脆弱的阶段，而非接近终局的“安全区”。

　　△CNN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布赛义迪在社交平台称，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三轮会谈后进入“技术阶段” 意味着什么

　　本轮日内瓦会谈前，美伊已在阿曼和瑞士进行了两轮主要接触。

　　首轮阿曼谈判的核心任务，是恢复高层沟通并设定大致议题框架，避免在完全缺乏沟通的背景下滑向失控升级。各方强调的均是双方愿意继续谈而不是谈成了什么具体内容。

　　随后的第二轮日内瓦谈判，伊朗代表团带去了核、法律和经济方面的专家，美伊代表分别与阿曼外交大臣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会面，伊朗媒体在那一阶段就已称谈判“进入技术阶段”，说明议题已开始从原则性对话向核与制裁等具体问题收拢。

　　目前结束的第三轮谈判同样在日内瓦进行，阿曼外交大臣宣布会谈取得“重大进展”，并宣布下周将在维也纳就技术问题继续讨论。考虑到维也纳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所在地，这一安排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技术谈判和核查议题的中心地位。

　　△半岛网站报道，伊朗外长在谈判结束后发表声明，表示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共识，但意见分歧也仍然存在

　　从以往伊核谈判经验看，进入“技术阶段”一般意味着几个层面的变化。

　　其一，政治层面的若干关键选择已初步定向，谈判不再纠缠于“要不要谈、谈还是打”，而是转向“在什么范围内谈、具体怎么执行”。

　　其二，进入“技术阶段”通常意味着双方已经接受一套大致框架。舆论猜测，此次涉及美伊谈判的可能是：伊朗被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保留有限核活动，美国及其伙伴可以在分阶段履约的前提下调整部分制裁等。

　　其三，技术谈判在操作层面具有一定“去政治化”的特点，技术团队会将政治折中转化为具体数字、库存规模、检查频率、访问权限和制裁清单等。不过，在核、军控这类议题上，“技术阶段”仍然高度依赖后续政治决断，一旦外部局势或国内政治风向发生变化，技术成果可能被重新打开甚至作废。

　　放在当前美伊谈判上，既然已经宣布了下一步有关维也纳技术会谈的安排，说明双方已经认可“用一份协议来管理核风险”仍是可以接受的选项，并愿意展开细致讨论；同时也意味着，谈判已从纯政治试探进入了“参数攻坚”，每一项技术设置都直接关系到双方评估的安全底线和经济回报，后续任何调整都可能引发政治层面的重新审视。

　　△美国媒体Axios报道，美伊谈判在一些问题上取得共识，但仍存在分歧

　　进入“技术阶段”后

　　谈判更容易成功吗？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谈判进入“技术阶段”，确实会提高出现阶段性成果的可能，但并不自动导向终局协议，更不保证协议能长期站住脚。

　　伊核谈判最典型的先例，是2013年11月在日内瓦达成的《联合行动计划》（JPOA）。当时，各方拉锯近20个月，至少两次被迫延长期限，最终才在2015年达成协议。有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表示，即便在技术附件已经初具规模后，政治分歧和国内阻力仍可能让谈判濒临破裂，具体到2013年的伊核谈判，只是各方在制裁压力与战争风险的双重驱动下，选择了继续投入政治资本。

　　与之相对，朝核六方会谈则提供了另一种结果。2005年和2007年，六方会谈曾通过具体文件，就关闭宁边核设施、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分阶段提供能源及政治对价等技术步骤形成详细安排，属于典型的“技术层面协议已成型”的情形。然而，随着信任恶化、导弹与核试验持续、制裁与反制升级，这些安排要么未能完全落实，要么在短时间内被逆转，谈判机制最终停摆。从过往国际谈判案例看，即便谈判已进入文本和技术推敲阶段，相当比例的谈判仍可能因为国内政治变动、选举、更广泛安全环境恶化而告吹，失败往往发生在“技术与政治交错”的后期阶段，而非一开始就注定。

　　△BBC报道，虽然阿曼外交大臣表示美伊第三轮会谈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否能达成避免战争协议仍不明朗

　　综合这些案例，学界普遍认为：重大国际问题进入“技术阶段”后，成功概率相对初期有明显提升，却依旧高度依赖三个条件：

　　一是谈判议题是否足够聚焦；

　　二是国内政治是否愿意为妥协买单；

　　三是外部安全环境是否允许长期谈判。

　　在当前美伊谈判中，这三项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议题上，双方虽然尝试将本轮聚焦在“核与制裁”，但美国国内和部分盟友持续强调导弹与地区代理人问题不能被永久排除，伊朗则公开将这些视为不能纳入谈判桌的议题；这一分歧使得议题“纯核化”并不牢固。

　　国内政治层面，美国政坛围绕对伊政策存在明显分歧，任何被解读为“对伊让步”的协议都可能面临国会和舆论的激烈争议，而伊朗方面也需在经济压力与安全叙事之间平衡，难以在核与导弹议题上做出被视为“单方退让”的决定。

　　外部环境上，本轮谈判是在高密度军事部署和明确武力威胁背景下进行的，美方多次以“若不达成协议就会有严重后果”的措辞施压，而伊朗方面则保持军事警戒，这种“边谈边对峙”的状态既可能推动谈判，也放大了突发事件打断谈判的风险。

　　可见，目前条件下，如果将此次谈判与2013年伊核谈判类比，很难简单据此认为当前“技术阶段”的成功概率会高于2013年，甚至更可能低于当年。特别是考虑到，当前双方多个分歧都在公开报道中被描述为“关键红线”，短期内并未出现实质软化迹象，因此即使进入所谓“技术阶段”，后续达成协议的难度依旧较高。

　　△美联社报道，美国的关注不仅限于伊朗核计划，还包括弹道导弹、地区代理人等问题，但伊朗坚持谈判仅限于核问题

　　影响美伊谈判“技术阶段”的

　　三个关键障碍

　　有观察分析认为，此次影响美伊谈判在“技术阶段”推进的关键因素，集中在几个相互交织的障碍上。

　　首先，双方对核能力终局的设想完全不同。美方希望将伊朗核计划限制在远低于武器化门槛的水平，实际效果接近长期“零浓缩”或“极低浓缩”，同时以严密核查和快速触发机制防止秘密突破。伊朗则坚持在一定范围内保留本土核燃料循环能力，对完全放弃浓缩的选项缺乏政治空间。在技术层面，这种差异会具体反映在铀浓缩水平上限、可使用的离心机型号和数量、核材料库存的处理方式及时间表上，每一项数字都会牵动双方对安全与主权的评估。

　　△《华尔街日报》报道，新一轮美伊谈判中，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同时美国也在加大施压力度

　　其次，双方在制裁减免程度与节奏上立场完全不同。美国强调，解除制裁必须分阶段、可逆，并与伊朗履行核义务的核查结果紧密挂钩，以防出现“先给出经济利益、后遭遇履约倒退”。伊朗则强调，需要在能源出口、金融系统等关键领域看到“实质性、可见”的制裁解除，以证明谈判对本国经济有实际意义。在技术磋商中，对此如何设计，将成为双方的拉锯焦点之一。制裁调整过快，美国国内政治阻力无疑会加大；调整过慢，伊朗方面又会认为谈判缺乏经济激励。这一矛盾在以往伊核谈判中就存在，如今在单边制裁范围更广、金融工具使用更复杂的背景下，难度只会更高。

　　最后，双方在“议题边界”上也始终观点对立。美国一直希望把核议题与导弹、地区活动挂钩，而伊朗则拒绝把导弹问题纳入谈判，公开表示这些议题不在谈判范围内，任何涉及导弹能力的约束都触及国家安全红线。从程序上看，如果导弹与地区议题被硬性捆绑进当前技术谈判，将显著增加达成协议的难度，谈判很容易从技术轨道滑回政治对抗，文本工作可能被外部事件与国内政治迅速打断。

　　可以说，美伊谈判虽已进入一个与此前破冰阶段不同的新阶段，但从历史经验和当前条件看，这一阶段既是距离潜在协议最近的一段路，也是最容易因内外变量发生逆转的一段路，进入“技术阶段”后，难题才刚开始。谈判能否从“技术攻坚”进入真正的文本定稿和政治批准阶段，还需要密切观察双方在红线管理、国内政治动向以及地区局势上的一系列实际选择。

　　（央视记者 武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