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27日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标志着日本战后延续七十余年的松散情报架构迎来根本性重构。该项由高市早苗政府力推的立法，以强化国家安全保障为名，实则在首相官邸主导下构建起一套集情报统合、社会管控与对外行动支撑于一体的权力中枢，核心是要打造“一元化”的集权式情报体系。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日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图片来源：东方IC）

　　“日本国内和平根基被持续掏空”

　　据新华社报道，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日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在此之前，该法案于4月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

　　“国家情报会议”自提出以来便伴随持续的争议与风险预警。在日本国内层面，在野党明确质疑新机构的合宪性，警告其存在情报被政治利用的巨大风险。而在国际层面，此次调整企图为日本强硬介入区域热点问题提供全链条情报支撑，直接冲击二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严重威胁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对于日本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一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27日表示，高市政府急于构建这样一个新的情报体系，核心还是要打造“一元化”的集权式情报体系。本质上是为了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为加速“再军事化”的进程服务。他指出，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这一法案之后，意味着该法案将正式成为法律而付诸实施。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延续已有七八十年相对松散的情报架构迎来根本性重构。这也暴露出日本政治生态的严重右倾化，以及日本国内和平根基被持续掏空。

　　项昊宇分析，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尚未达到过半数议席，要通过法案需要一些在野党议员投下赞成票才能顺利通过。这也反映出日本执政联盟推动的这一法案实际上得到了一些右翼在野党的支持，显示出日本政坛格局在进一步右倾化。

　　不止于情报的“再军事化”链条

　　高市政府上台后，日本“再军事化”野心持续膨胀，而日本近期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动作，正是这一进程的关键一环。

　　据报道，在“国家情报会议”设立前，日本二战后的情报资源长期以来分散在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防卫省情报本部、警察厅国际犯罪调查局、内阁情报调查室等多个机构，呈现碎片化格局。这种体制在“专守防卫”时代或许足以应对常规安全需求，却无法支撑近年来日本所谋求的“再军事化”能力。

　　近年来，日本在情报领域不断发力。2013年，《特定秘密保护法》为政府划定了宽泛的保密范围，将防卫、外交、反间谍、反恐等领域的大量信息纳入“特定秘密”，泄露者面临最高10年监禁；2017年，“共谋罪”法以“打击有组织犯罪”为名，实质扩大了对“预谋”行为的惩罚范围，为监控公民社会提供了法律依据。2026年，日本政府计划推进《防止间谍法》与《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进一步压缩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与媒体的活动空间。如今加上赋予情报机构的“综合协调权”，日本正在编织一个从“定义秘密”到“惩罚泄露”再到“统一收集”的完整权力链条。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看似各有其独立的立法目的，但组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制度效应，却是一个首相可以直接控制、不受有效监督、兼具对内监控与对外作战双重功能的情报—安全复合体。

　　从历史看，日本情报能力的强化，往往与其对外侵略冒险相伴相生。“情报开路，间谍渗透”是日本对外扩张的惯用策略。从中日甲午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侵略行动中，都扮演了先头部队的角色。如今，从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到派遣大规模战斗人员参加联合军演，从通过内阁决议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到此次情报系统升级，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环环相扣，严重冲击地区安全态势，给亚太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

　　“前科”在案，日本民众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除国际层面外，日本国内对“国家情报会议”的设立也表达了强烈担忧，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日本曾有过自卫队情报部门监控反战集会、警察部门擅自收集居民个人信息并提交给企业的违法先例。

　　总部位于日本广岛的《中国新闻》报指出，日本自卫队“情报保全队”曾对反对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的市民集会等进行过监控。此外，还发生过岐阜县大垣警察署收集可能反对风力发电设施建设的居民姓名、学历甚至病史等信息，并将其提供给建设方的案例。这些行为均已在法庭上被认定为违法，这一点不应被遗忘。

　　《中国新闻》报28日发表社论称，对于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一事，日本政府表示，在严峻的安全保障环境下，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国民安全，有必要建立一个能够准确、迅速作出决策的机制。然而，关于由谁批准、如何收集哪些信息、以及公民的隐私如何得到保护等关键问题，目前仍然模糊不清。这种做法可能导致法律被扩大解释，甚至引发个人信息被无限制收集的风险。

　　日本《北海道新闻》同日发表社论称，政府声称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为应对日益活跃的国际情报活动，但对象模糊，未纳入对个人信息收集的限制以及由国会等第三方进行活动验证的机制。外界仍无法消除对政府可能任意侵犯隐私、强化对公民监控的担忧。

　　项昊宇认为，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这一系列动向，是对日本战后和平体制的进一步架空，其潜在影响可能非常深远且重大。新机构只属于首相，且缺乏独立的国会或司法监督机制，很容易沦为权力滥用的工具。该机构掌握较宽泛的监控、调查、情报搜查等权力，这些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边界和执行对象。这在日本国内也被担忧会侵犯民众的隐私权和社会的言论空间，甚至可能重现二战前像臭名昭著的“特高科”那样的社会管控模式。对日本国内反战和平的左翼力量会形成“寒蝉效应”。

　　在地区层面，新机构会将周边国家列为重点监控和谍报渗透的对象，这必然引发周边国家的高度警惕和反制举措，从而加剧区域国家间的安全紧张，进一步破坏地区国家之间的安全互信，加剧区域情报博弈甚至暗战，阻碍地区合作进程。

　　事实上，日本民众已经走上街头表达抗议。26日和27日，数千东京市民到国会前抗议，他们高呼“未经允许，不要擅自查看我的信息”。抗议者担忧，法案可能导致“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国家随意监控的目标”。抗议组织者之一的海渡雄一直言：“此法案将为日本政治留下深重祸患。”（陆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