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近日发布消息称，将设置垃圾“分类、分质、分时”收运试点，促进居民源头分类，同时将探索设置垃圾“不分类、不收集”惩戒试点。但《工人日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知道如何分类，成为困扰诸多小区居民的难题。

　　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其作用得到世界公认，但知易行难。即使垃圾分类到“严苛”级别、被公认为做得比较好的日本，经过40多年的努力，也还没达到100%的水平。不过，北京与上海、南京等作为全国第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城市，已经“试”了16年，公众仍不知如何分类，这份成绩单有点难看。一方面，当然与城市垃圾总量不断攀升有关。据权威部门预计，至2020年，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将会达到每天2.8万吨。每天一座“垃圾山”，处理起来确实令人头疼。另一方面，垃圾分类推行本身是否也有需要完善之处？

　　公众对垃圾分类认知水平低，当然与公众的公共意识有关。有些人能够坚持垃圾分类投放，有些人不愿意，公共意识是分水岭。垃圾分类作为一种新习惯、新素养，公众需要在生活中不断适应、反复习得，才能内化为一种素质，外化为一种习惯。这一过程中，政府也要有所作为，引导、帮助公众养成垃圾分类意识。在日本的垃圾分类指引中，一个塑料饮料瓶被分为瓶盖、塑料纸、瓶身等几部分予以投放。反观国内，垃圾分类普遍处于粗放状态，分类简单且缺乏标准指引，公众难以准确拿捏。还有就是公众教育，对成年人更要对未成年人，这方面，许多城市乏善可陈。16年试点，假如一开始就从幼儿园抓起，当年的孩子如今都踏入社会了，垃圾分类意识也都深入这一代人心中了吧。

　　公众对垃圾分类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参与水平。在公众参与维度，公共管理是否做到无缝对接？城市垃圾分类处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分类开始，不同种类垃圾经过不同渠道进入不同处理终端，这样的分类才算彻底。一些垃圾分类较成熟的国家，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填埋场、餐厨垃圾处理厂，对那些不能再生的垃圾分门别类送至不同处理厂，最大程度减少垃圾总量。而国内城市的垃圾分类，后端处理往往跟不上，结果出现了这样的场景——老百姓在前端仔细地做好垃圾分类，并按不同种类分别投放，却被环卫工人一股脑儿扔上车运走，导致前功尽弃。久而久之，公众参与热情也就被浇灭了。

　　由于缺乏刚性制度保障，个别城市的垃圾分类还出现随主政官员变动而发生变化的现象。有些领导重视垃圾分类，便会在他任期内出台政策，力推这项工作，但当他调任或退休，后来者未必对垃圾分类那么用心，这项工作就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所以，垃圾分类必须有一系列的保障——硬件配置主要体现在后端处理上，要让公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软件配置主要体现在制度保障，成文制度既约束城市管理者，保证垃圾分类成为一座城市恒久的公共政策，也要约束普通公众，譬如利用经济杠杆，对不守规矩者进行处罚等。

　　16年的试点、试错，得失几何心里应该有个谱。下一个16年，路要怎么走，还请多费心、多尽力。（连海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