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第45届美国总统，美国政府进入了过渡时期。根据特朗普竞选时期的一些政策宣示，以及当选后的一系列任命名单，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可以锁定为强调实力的实用主义，这意味着，只要特朗普不寻求将中国定位为敌手（adversary），中美两国存在足够多的对话空间，但是强调实力至上的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将更趋于强硬，中国需要谨慎对待美国对亚太地区战略新调整。

　　2015年6月16日，特朗普在总统提名候选人演讲中提到美国需要通过军事力量强化实力。随后在7月27日演讲中，特朗普提到美国需要新的领导者，新的思维，美国需要实力，需要法律与秩序。随后在9月6日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会展中心演讲中，特朗普提出外交政策的核心是三个词：“实力促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具体包括，增加军事预算；扩张军备，包括强化空军、海军以及空间技术实力；强化对日本、韩国等军事盟友的安全承诺。

　　在特朗普眼中，中国是复杂多元且雄心勃勃的。在提名总统候选人那场演讲中，他提到23次中国，除了指责入世后的中国抢走了美国工人大量的工作外，操纵汇率、对美国市场倾销商品等所谓“不公平贸易”等老调重弹之外，他非常强调对中国的好感，表示对中国国家领导层领导能力的认可，特别推崇中国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成就。

　　特朗普认为美国的强盛需要与中国交好：美国与中国并不是天生的敌人，可以寻求共同的利益，与中国关系交好有助于创造繁荣的21世纪。考虑到中国从美国市场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他强调要与中国就贸易问题重新谈判，平衡中美之间巨额的贸易逆差。

　　如果说特朗普竞选期间的言论只是指明外交政策的基调，与中国重新贸易谈判，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退出“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有条件地强化亚太军事盟友关系等，可以视为特朗普总统为实现“美国伟大复兴”开出的清晰的外交处方。

　　特朗普施政纲领中对军事力量的强调，对实力原则的推崇，至少说明美国未来四年并非像很多评论认为那样，将要进行全面战略收缩。另一方面，特朗普明确抛弃了TPP，并且表示要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甚至提出对WTO的工具性操作，说明美国贸易政策有可能顺应国际上逆全球化这一潮流，更多地以美国国内就业和经济发展为中心，抛弃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转而寻求更为有效的强化美国领导者地位的手段。

　　有明显的商人特性的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对中美关系的走向该如何判断？我们大致可以从中美双边层次，亚太地区层次，以及全球治理层次三个层次进行分析。

　　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判断仍然遵循旧历：“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由于中美两个经济体都足够的复杂多元，即使由于贸易摩擦导致中美关系中一个压舱石出现问题，中美仍能从其他方面寻求共同利益，发展合作机会。例如特朗普提出他将投入一万亿美元兴建基础设施，这对正在积极推进中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建设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从亚太地区层次看，特朗普政府对亚太地区战略的调整会需要一段时期，目前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收缩是停留在口头上的，美国的全球领导者的雄心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如果特朗普任期内美国真的实施了暂时性的战略收缩，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机遇，中国可以借机推行以发展为导向的地区间合作机制，适时将“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战略与周边有雄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建立以发展为特征的地区经济和安全共同体。

　　从全球治理层面看，特朗普政府从国内经济角度表现出对全球治理机制的漠视，影响将会是复杂而深远的。例如，中国加入WTO被视为克林顿政府负面外交遗产，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最新成果《巴黎协定》也不被看好，联合国的未来一直也不为保守派共和党看好。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就全球气候治理、经济治理等可持续发展问题，达成了一系列默契，造就了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最大的遗产，美国在全球治理责任上的退缩，将对包括G20在内的新型全球治理机制造成复杂影响。

　　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美国之所以伟大，在于其承担的责任。特朗普如何实现“美国伟大复兴”，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通过实力寻求伟大，体现了特朗普务实的一面，我们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未来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席桂桂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