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村改造后的北高营村。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卢义杰 摄
2016年11月15日,贾敬龙被执行死刑。前一年春节,这名在家人看来“连小动物去世都会伤心”的29岁青年,击杀了55岁的村支书何建华。
案发地北高营是河北省石家庄二环边上的城中村。该村2009年起开始旧村改造,贾家认为补偿不合理,但在被停福利之后签订了拆迁协议。最终,建于2007年、二层是贾敬龙婚房的贾家房屋,2013年在其反对声中被拆除了,彼时距婚期只差18天。绝望的贾敬龙两年后持枪复仇,这起“事出有因”的犯罪也引起舆论讨论:贾的支持者呼吁死者过错在先、应刀下留人,反对者则希望速杀以给死者家属交代。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调查发现,拆迁的起源,并非政府强制征地,而是以村民自愿为原则的旧村改造。在河北“三年大变样”的城镇化号召之下,自治行为转而“半官半民”,获得了政策托底,也受到政府督促。于是,该村改造项目获批之前,安置公告提前发布;本已答应“婚后再拆”,可承诺最终变卦;与此同时,部分集体土地转成了国有土地,至少以7亿元出让给开发商,但有商业住宅“未批先建”。
一个是城市政策的执行者,一个是旧村改造的异议者,城市发展的驱动之下,两个家庭被推向悲剧。
改装射钉枪击杀村支书
何志辉搬进了父亲生前的办公室。
2015年,30岁的何志辉成为北高营社区(原北高营村)居委会主任。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排装裱着的照片,照片里,父亲何建华正参观旧村改造规划、陪上级考察改造进展。那时正值河北大力推动“三年大变样”的城镇化建设,一名领导曾强调“第一招是要大气魄地拆,要坚持大手笔,所向披靡,成片地拆出土地来,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
何建华是因旧村改造而死的。这个北高营原村主任兼党支部书记,死于2015年的社区两委新年团拜会现场,忌日,2月19日,大年初一;杀人者,同村的贾敬龙,旧村改造的异议者,比何志辉小1岁。
按照判决认定的证言,团拜会设在村里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午9时许,待村里小学生表演完节目,村两委成员上台给村民拜年。之后,何建华走下舞台,站到台子的南侧。
血案在这时发生了。站在何建华前侧看表演的村民,听到“嘭”地一声,回头一看,何建华仰面倒在地上,右侧面部颧骨处插着一根银白色钢钉,露出的部分大约六七厘米。
何建华经抢救无效死亡。鉴定显示,存留在右面部的钢钉贯穿了他的颅脑。
“我姐大年初二回娘家,我去接她,都不敢告诉这消息。她当时怀着孕。”面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何志辉一边回忆,一边用力熄灭着烟,桌上烟灰缸嗡嗡作响。事发时,他和几人驱车追赶试图撤离的贾敬龙,最后将贾开的车撞停,还把贾揍了一顿,“这时,我接到母亲电话‘快来,你爸快不行了’ ”。
贾敬龙则腿部粉碎骨折。他的姐姐贾敬媛接到了电话,“家人说,弟弟把何建华打了,自己也被人揍了,快没命了,说着就哭了”。贾家陷入慌乱,四处借钱给贾敬龙治病。
击杀何建华的是一把射钉枪——它常用于施工,可击发使钉子打入建筑体,但必须顶着硬物才能发射。2014年,贾敬龙130元买了它之后,又花了3天左右改装,经过试验,枪可以任意打响。
“买下和改装射钉枪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何建华。”贾敬龙在供述里称。
酝酿已久的复仇行动开始了。供述显示,团拜会当天凌晨4时,贾敬龙开着一辆汽车进村,把车停在距现场50米左右的地方。随后,他下车,走回住处。4个小时后,他再次步行到团拜会现场,手里多了两个纸箱:里面装着3把射钉枪,1把仿真手枪。
9时许,枪声响了。
“早产”的安置公告
杀人者贾敬龙,给村民的日常印象却是斯文:瘦黑,一米七左右,爱养花草,擅长十字绣,话不多,“几乎不怎让人注意”,甚至“和女生说话都脸红”。他的家境更为普通。父母曾看过大门、做过环卫工人,贾敬龙姐弟外出打工。
2007年,贾家盖了一栋三层楼房,此后,贾敬龙经人介绍认识了女朋友。变故起于2009年11月29日,《北高营村旧村改造搬迁安置办法》发布了。
公告显示,此前一天,村民代表大会刚通过该方案,何志辉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同意率很高,达到了96%左右。一名时任该村两委成员受访时称,安置方案是各村制定的,“一村一案”,彼时是何建华上任第一年,正赶上政府重视城中村改造。
安置公告称将实施旧村改造,但事实上,拆迁手续是随后补齐的。根据石家庄市有关规定,改造项目应由各区政府向市城中村改造办公室申报,未经批准,不得实施;并且,改造启动之前,规划方案需报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但官方资料显示,前述安置办法公布7个月之后,2010年6月,北高营改造项目方获石家庄市批准,2011年9月,该村旧村改造项目规划总平面才被原则通过。
村委会委托的评估机构2010年3月已进入了贾家。估价报告显示,贾家一、二层共计273.66平方米,估值19.3999万,其中,二层婚房为9.3628万。贾敬媛称,“盖房花了20多万”,不知为何,三层没有被评估。
按照北高营的安置办法,只有二层及以上能按评估价给现金,一层是按平房的补偿方法——先免费置换回迁房100平方米,再允许低价购买100平方米,待旧村改造完成后再免费拿100平方米。超出100平方米的部分另行结算。
2010年11月,贾敬龙的父亲贾同庆签下了拆迁协议。在多名受访亲属看来,这笔买卖不太划算:原房一层的部分,目前置换、低价购买了各一套毛坯房,合计230平方米,需补交17万元,其中14.8万元属于低价购买的。二层可拿到9.36万元补偿,与17万元相抵扣,还要再给村里近8万元。即使村里能发3.14万元拆迁安置费,装修毛坯房又要一大笔钱。
尽管石家庄规定各村补偿方案可视村情酌情调整,但其他村显然更让他们羡慕——有的可选择3500元/平方米货币补偿,多个村3套合计300平方米的回迁房全为置换、不须购买。北高营过渡安置费是每月400元,有的村则达2500元。
“我们其实不想拆迁。”贾同庆及家人向记者坦言,家里新房盖了没几年,“在村里还算可以”,补偿也较少,除此之外,二层卧室还准备再装修作为贾敬龙的婚房。
然而,这份拆迁协议措辞强硬,几无商量余地。第二条称,“凡是不支持我村旧村改造及有关规定的,后果自负”,并且,“甲方(指村委会)有权终止乙方(指村民)一切集体福利待遇,且今后不再补发,甲方有权辞退乙方在集体范围内安排的工作。”
何志辉向记者解释,所谓“集体福利待遇”,指村里发的米、面等,“社保是国家直接发的,村里停不了”。但同时,判决认定的村拆迁办主任证言称,为了保证拆迁顺利进行,不给办养老金是村里的统一规定,不是针对贾敬龙家一户,“现在村里还有其他村民家存在这情况”。贾同庆证言也说,他如不签字,村里就不给办理他母亲的养老金。
虽然石家庄市多次强调旧村改造“市政府主导、区政府负责”,但这份《北高营村旧村改造拆迁协议书》,甲方仅为该村村委会。熟悉拆迁的多名学者、律师告诉记者,法律规定村委会无拆迁主体资格,故所谓“拆迁”只能靠民间自治、协商,“如果个别村民不同意,也没办法,事关私权,不能通过集体投票决定拆除”。
贾同庆并不知道这些。签约之后,贾同庆2012年搬进了低价购买的第一套回迁房,他与未来媳妇的父母见了面,并把儿子的婚期敲定在了2013年5月25日。
答应的“婚后再拆”变卦
与政府出面的强制征地不同,旧村改造充满了协商的可能。贾同庆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何建华曾答应允许待贾敬龙婚后再拆旧房。何志辉也向记者承认,“村里确实答应了‘婚后再拆’,都是乡里乡亲的,也不会不同意”。
贾敬龙在2012年底装修好了婚房。他亲自动手,粉刷,贴壁纸,直至满意。“弟弟对喜爱的东西特别在意。”贾敬媛说。事实上,彼时贾父母住在第一套回迁房,而第二套回迁房尚未拿到,更来不及装修,在旧房结婚也是最现实的选择。
局势在2013年春节之后紧张起来。贾家遇到了第一次“强拆”。现场视频显示,贾敬龙站在楼上,高举红旗,一辆钩机开来,铲伸向建筑。一名妇人在旁大喊:“我们多不容易啊”,“这要结婚的,你们连结婚都不让结?”
“2010年就签了拆迁协议,怎么是强拆呢?如果不签协议、不要房子,肯定不会拆你。”何志辉告诉记者,春节后的拆迁,同一批次要拆4户,因担心不拆贾家会让别家有意见,于是打算象征性“挖个墙角,不影响使用”,“一般村民给了一套回迁房就要拆旧房了,正是考虑到他家情况特殊,才允许给了两套再拆。没想到,给了,他又不愿意拆。”
贾敬媛称,这次拆迁最终“只拆了南墙门洞”,“主体还在”,但楼房前全是建筑垃圾,几乎没法再住下去。家人劝贾敬龙到回迁房结婚,贾敬龙没有同意。
“婚后再拆”承诺彻底落空了——2013年5月7日,差18天到婚期的时候,旧房被全部拆除,有亲属声称被打。“准新郎”贾敬龙在法庭上依然难过,“我们所有家居、婚嫁、梳妆台等全部毁之一旦,这是撕心裂肺的痛”。
贾同庆、何志辉都对记者称,不知为何承诺突然变卦。
贾同庆向记者回忆,拆房后,儿子埋怨其签了拆迁协议,说要断绝父子关系。贾敬媛说,弟弟到回迁房住了两天,就搬到了村北一间小屋,“他觉得,回迁房是以婚房为代价换来的,住起来难受”,而那间小屋“潮湿得不行,他拿板当做床”。
一名负责拆迁工作的时任村干部透露,他不主张马上拆贾家旧房,虽然村里当时已拆80%,但拆迁不是没有余地的,“曾经有一家没谈妥,但因位置不重要,就先少建他那部分,拆了再补建。贾敬龙家也是,那地方又不急”, “何况,小伙子谈个对象不容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婚啊”。
记者在2013年4月的卫星航拍照片上看到,10栋左右回迁房彼时已立在了贾家西侧,被拆房之前,包括贾同庆在内的村民已回迁了一部分。贾家所在土地盖的不是回迁房,而是商业项目,现今仍未全部盖好。
事实上,原本基于村民自治的旧村改造,正由政府督促进展。长安区政府工作报告多年均提到北高营村——2011年,报告称北高营等9个村的旧城改造项目“正在强力推进”,2012年,报告强调要在当年内完成北高营等4个城中村拆迁工作。贾家的拆迁进度显然慢了。
贾敬龙踏上了讨说法之路。另一张姓村民也对同期的拆迁不满,他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被拆,物品均未搬出,故将北高营居委会列为被告之一。居委会辩称,房屋不是居委会拆除的。法院判张姓村民败诉,因为其无证据证实房屋是居委会等被告拆除的。
贾敬龙同样未得到满意的答复,他的未婚妻也丢了。判决认定的证言显示,未婚妻说,双方父母都劝说贾敬龙在回迁房办婚礼,但贾敬龙始终不同意,因他一直和村委会对着干,她的父母不再同意两人来往。
判决书记载,离家独处的贾敬龙日益绝望:“什么也没有了,婚没结成媳妇没了,工作也没了,所有的理想都破灭了。”
最高法称拆除方法虽有不当,但不能成为杀人理由
“没有办法,没有人给我说法,那么好,我贾敬龙自取说法。”贾敬龙在法庭上坦露心迹。在其描述中,作为旧村改造的主持者,何建华立场强硬,通融不多。贾家因拆迁多次报警,有时报警时间是凌晨1时20分,称有人砸玻璃,贾敬龙认为“都是何建华主使的”。
2015年2月18日晚上,北高营新年团拜会的前一天,贾敬龙拟好了“自首短信”: “我以颤抖激忿的心潮按下群发,以热泪感馈关心我之短信对方;狂野在报仇何建华的自首之路,心絮沸腾的坦然……贾敬龙”。
短信被保存在手机草稿箱,他解释,“为的是打完何建华后给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一个交代”。
次日,枪响了,贾敬龙驾车撤离现场。短信未发送成功,按其说法,他正要点“发送”,“追兵”撞了他的车。此前,他在车上给前未婚妻打了一个电话,贾称,内容是让她告诉她父母,自己把何建华打了,正去派出所自首。
但在判决认定的证言里,前未婚妻仅说“他在电话里讲,让她告诉她爸妈他把何建华杀了,说完电话就没有音了”。
2015年11月,石家庄中院一审认定,贾敬龙虽事先编辑短信称作案后要投案自首,但并未向他人发送,作案后也未拨打110报警电话,其驾车离开现场时被群众撞伤后抓获,证实其行为属正在投案途中被抓获的证据不足,故不认定为自首。贾敬龙被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016年5月,河北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8月31日,该死刑得到最高人民法院核准,10月18日,贾家收到了死刑核准裁定书。3天后,多名学者、律师呼吁停止执行,理由是“贾敬龙是在财产受到暴力侵犯,且寻求救济未果的情况下杀人的”,“应少杀、慎杀”。
自首依然是他们认为应从轻或减轻处罚的理由。在律师重新提交的前未婚妻证词中,她补充称听到了贾敬龙在电话中说要自首。
何志辉无法接受自首的说法。他告诉记者,自首的最近路线是从案发地向西行驶,再往南到北二环,此后西有高营派出所、东有长丰派出所,全程都不超过4公里。然而,贾敬龙撤离案发地后却不是往西,而是向东行驶,即使也到了北二环,按照交通规则,要绕路才能到派出所,比最近路线多出近一倍。并且,判决认定的多份证言还显示,贾敬龙在被追赶的时候曾用枪指着村民“上来打死你们”,甚至开了一枪。
这一枪的射钉等痕迹,判决认定的现场勘查笔录中并未体现。贾敬龙称,他只是朝草坪开枪,且身上没带大量金钱,车油不多,显然是去自首的。他称,拆迁时他与高营派出所打过交道,认为不公正,故打算去长丰派出所自首,案发地往东到北二环后逆行500米即可到达,全程也是4公里左右。
最高法最终认为,贾敬龙的行为依法不构成自首。最高法称,贾敬龙在作案当日,实施作案前的凌晨2点多,在其手机上编写一条反映其作案杀人的短信存在草稿箱中,其中虽有“狂野在报仇何建华的自首之路”一句内容,但其在作案前至案发后,始终未向外界发送该短信。其前女友吕某某证明贾敬龙在作案后逃跑途中给其打电话,只是讲把何建华杀了,说完就挂断电话,并无要投案自首的表示。贾敬龙逃跑被群众驾车撞停后不仅没有表示要去自首,反而威胁前来抓捕的群众“再过来就打死你们”,并向群众开了一枪,直至被群众制服、公安机关将其抓获归案,贾敬龙也没有任何投案自首的表示。“故贾敬龙的行为依法不构成自首,不具有自首的从轻处罚情节。”
在贾敬龙的支持者看来,贾家拆迁协议是因停福利等因素被迫签订的,且贾敬龙作为成年的农村家庭成员,对房子处理应有一份权利,故父亲单独与村委会签的协议应当无效。
但一名熟悉拆迁诉讼的律师对此悲观。他坦言,若因停水、停电、停福利等因素签订协议,属于逼迁,应当无效;但实践中,即使存在这些行为,也很难举证协议不是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比如,有的法院会认为,之前逼迁,但有可能过了10天后,你确实同意这个方案了。100个协议诉讼案,只有几个会被确认为无效”。
“理论和实践有时是脱节的。”他说,虽然宅基地上的房屋是共同共有的,而实践中,拆迁往往只和持有产权证的人签协议,“这在农村已是普遍现象”,其他住户如不同意可起诉, “同样的,法院一般不会判协议无效,除非有书面等证据证明,足够的共有产权人当时就不知情或反对。”
支持者另一理由“拆迁是强行进行的”,则得到一些律师、学者更广泛的认可。有学者称,虽签了拆迁协议,但与村委会签订的协议属民事合同,若不履行,可去法院起诉,任何一方不得通过私力强制实现;另根据《行政强制法》,行政强制执行只能由法律设定,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最高法刑三庭负责人向新华社解释,村委会根据贾同庆代表全体家庭成员签署的拆迁协议,组织拆除贾家旧房,方法虽有不当,但并非何建华个人独断所为,不能成为贾敬龙藐视法律、肆意杀人的理由,也不能成为对贾敬龙杀人行为从轻处罚的情节。
死者儿子称“基层工作不好做”
争议许久之后,2016年11月15日上午,贾敬龙被执行死刑。前述刑三庭负责人答复新华社时,称其预谋报复,主观恶性极深;持枪作案,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杀人后持枪抗拒群众抓捕,人身危险性极大;刻意选择在春节作案,犯罪情节和社会影响特别恶劣。
何建华去世当年,何志辉当上了北高营社区居委会主任。多名原村干部、村民质疑这系上级安排,何志辉对记者回应,他是通过合法程序上任的,“我想顺着父亲的工作把事情弄好,不想他这么多年白费了”。
在旧村改造的支持者看来,北高营的确实现了“三年大变样”。这个规划总用地26.25万平方米、容积率2.5的改造项目,如今村口立起西式大门,两侧华灯相望,大道直通市区,村内除20栋左右回迁房之外,还有锦融尚御、赫石府等商品住宅项目。回迁房房价每平方米四五千元,商品房则可卖到1.3万左右。
北高营一部分集体土地,在变成国有土地之后,至少出让了7亿多元。国土系统信息显示,2012年5月,北高营旧村改造一期项目,以755.98万的成交价被划拨了2.8万平方米土地。2013年2月,石家庄一家公司以1.26亿元挂牌拿下4.67万平方米的“其他普通商品住房用地”。今年2月,该公司再次斩获北高营村9.79万平方米商服住宅用地,成交价6.15亿元。“土地出让是由政府进行的,钱都是由政府来收的。我们只是配合。”北高营一名村干部说。
此前,在该市2008年《关于进一步加快城中村改造的实施意见》中,“城中村改造范围内户口农转非后的现有集体土地依法转为国有土地”,被视为一项优惠政策。北高营也被列入石家庄大片区土地规划收储试点。
“村里一分钱都不掏,不会吃亏的。”何志辉认为,“三年大变样”是惠民工程,各种商机接踵而来,开发商还承诺给村里回馈商铺。
城镇化发展的冲动之下,北高营多次被曝“未批先建”。记者获悉,2013年,该村5栋回迁住宅楼、8栋商品住宅楼,因未办理施工图审查、质量监督、安全监督及施工许可证,开发商或施工方被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罚款。今年2月,赫石府项目补办了用地手续,当地房产网站直言其“补证”。
这只是石家庄房产乱象的冰山一角,河北省住建厅2015年披露,该市房地产违法项目比例高达93.8%。
随着贾案发酵,针对何建华的质疑也随之而起。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称,1996~2006年,何建华曾被判刑、劳改,后“突击入党”,成为村支书。何志辉对此否认,称父亲当书记时的确入党不久,“但那时和现在不一样,村民入党都不积极”,而父亲1996~2006年期间都在做油品生意。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从官方渠道查询的结果显示,何建华无犯罪记录。
获证实的一起相关土地纠纷则是2009年。河北联诚物流有限公司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认识何建华之后,他们在北高营村签订了土地租赁合作意向书, “当时何建华说的,以及合同上写的,土地都是一般农田”。另有举报称何建华索要好处、贪污。
这名负责人说,公司在该项目上投入了一两千万,但没多久,长安区国土资源局发出停工通知,称正在建厂的土地为基本农田。公司损失巨大。
何志辉承认了这件事,但称父亲贪污等行为不存在,“纪委查过好多次了”。他强调父亲对北高营的贡献:村里此前负债60多万元,父亲任上却实现了发米、面等集体福利,“以前开发商一般先盖商品房,但父亲坚持先盖回迁房、再盖商品房,并‘当年拆迁、当年回迁’,开发商还因此资金困难了一顿时间”。
舆论风暴眼中的贾家,与媒体最有共鸣的话题是贾敬龙和拆迁。贾的女友后来嫁给他人,贾让最好的哥们参加了婚礼,还随了1000多元礼金。“他可能是觉得,自己不能给心爱的人一个幸福,但想让人祝她幸福。”贾敬媛说。
何志辉时不时也会翻阅网友评论,对一些指责直言气愤。有村民向记者评价何建华能干,但很“厉害”、对不支持工作的人不留情面,他则辩解“工作做不好训两句很正常”,“吊唁的时候,村里去了好多人”。这个85后村官强调,父亲所有工作都是基于党委会、居委会的决策,只是,基层工作都不好做。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卢义杰王景烁
实 习 生姚晓岚
中青在线河北石家庄11月15日电
原标题:贾敬龙杀人案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