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贩”田强不愿意和记者接触，经过中间人几番工作，他才答应和澎湃新闻聊聊。

　　只有35岁的他，从事贩鸟已近20年，颇为“资深”。

　　“别听外面人说得（贩鸟）多赚钱，其实是操着卖白粉的心，赚着卖白菜的钱。”田强说，现在还在贩鸟的人，不少是因为没办法，“但凡能有点出路的，都改行了，谁还做这行？”

　　改行的念头他已萌生多时，却一直未能彻底“金盆洗手”，“一方面生活需要经济来源，另一方面跟打工、种田相比，这行比较清闲、自由……”

　　田强在贩鸟圈“深耕”20年，已然做出名气。即使自己不去贩鸟，也会有人找上门来。“利益主动上门时，要抵挡住诱惑并不容易。”

　　2016年，在这个被田强称为打击捕鸟、贩鸟“最严”的一年，他终于下定决心改行。

　　与田强的主动转身不同，还有很多人像兼职鸟贩周天洋一样，在被抓后才懊悔起来，“以后斩了我的手都不会做”。

　　在田强看来，贩鸟的问题，需要时间和代际更迭才能解决，“我这个年纪算是最后一代贩鸟人，再往下肯定没有了。”

　　

　　陕西警方查获的贩卖给放生者的鸟儿。 澎湃新闻记者 王健 图

　　北方鸟贩：放生和玩鸟占需求的八成

　　田强出生在天津，与身边不少伙伴一样，从小喜欢捉鸟，十几岁时辍学后，便开始从事贩鸟工作。

　　无论是拔光毛被送往餐馆的死鸟，还是批量放生的活鸟，抑或是在地下花鸟市场被一掷千金买回家的观赏鸟，均是鸟贩们的“生财之道”。

　　对于鸟类市场上三种需求的变化，资深鸟贩田强了然于胸。

　　他说，“放生”占市场的比例，如今已经超过了“吃鸟”。“过去吃鸟占到四成，放生和玩鸟各占三成；现在的话，吃鸟顶多占到二成，放生和玩鸟（观赏鸟）各占四成。”

　　田强表示，贩鸟行业利润最高的是玩鸟市场，“肯定是观赏鸟卖得贵，有时候一只就能卖到上万元”。

　　不过，由于玩鸟的主要交易地点仍在花鸟市场，长期受到林业部门的监控，加上活鸟目标较大，因此交易难度高。

　　说起玩鸟市场，田强如数家珍，语速也快了起来。

　　“中国人玩鸟的历史悠久，最早从宋代就开始出现，现在虽然管得严格，但是包括北京、哈尔滨、上海、南京、成都等城市，依然非常流行。”

　　在玩鸟市场，鹩哥、绣眼鸟、百灵等鸟类均十分受欢迎。田强称，即使部分卖家声称鸟儿是饲养的，“但据我所知，基本上百分百都是野生鸟” 。

　　田强认为，虽然法律规定不可狩猎、经营野生鸟类，但是法律一刀切也有碍于观赏鸟传统的继承，“观赏鸟传统拥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国家不应该完全禁止。”

　　

　　陕西警方查获的贩卖给放生者的鸟儿，其中一只已经死亡。澎湃新闻记者 王健 图

　　至于放生，则是鸟贩子利用了人性之善来“作恶”。

　　田强与动保组织“让候鸟飞”护鸟志愿者刘懿丹相识，就源于鸟贩和一些信徒的“供需关系”。

　　刘懿丹是一名佛教徒，在成为志愿者之前，她经常从鸟贩处购买大量被捕获的野鸟进行放生。

　　刘懿丹说，从2011年开始，不少鸟贩会找到她和她所在的居士群体，向他们售卖被捕捉的野生活鸟。

　　“一次都有1000只以上，他们收购来大约10-20元/只，卖给我们25元/只。”刘懿丹称，仅过去四五年间，经她从贩鸟人处买下并放生的野生鸟价值就超过100万元。

　　信徒有在初一、十五或生日、结婚等重要日子放生的习惯，因此一些信徒会找到鸟贩，并一次性购买大批野鸟进行放生。

　　事情最后变成了利用善心“逼买”。

　　刘懿丹说，因熟知信众的信徒，有不少鸟贩会直接找到他们买鸟，“被捕获的鸟最多坚持两三天，如果我们不筹钱买下来放生的话，鸟儿只有死路一条。”

　　鸟贩通常会将收购来的野鸟藏在一处隐蔽的窝点，在找到信徒谈好价钱后，就将其带至窝点，收款后便就地放生。

　　澎湃新闻注意到，相比将死鸟扒皮冷冻后卖往餐馆，将活鸟卖给信徒能赚取更多的差价。

　　随着不规范的“野外放生”饱受争议，与刘懿丹一样的不少信徒开始转型为护鸟志愿者。

　　转型还有另一层原因。“到后来，找来的鸟贩子越来越多，但是实在没钱买了，只能举报。之后就开始做志愿者，到处拆网。” 刘懿丹说。

　　

　　广西平乐查获的候鸟冻体，这些鸟贩卖目的地是广东和广西的餐馆。

　　南方鸟贩：主要供应给酒楼餐馆

　　不同于北方的玩鸟、放生，南方更大的需求是吃鸟。

　　10月27日，澎湃新闻在浙江海盐县一看守所内，见到了因涉野生鸟类违法犯罪行为而被刑拘的周天洋。

　　与田强不同，按照周天洋的自述，他只是一个“兼职”贩鸟人。

　　周天洋称，平时他主要从事水产生意，经营范围为给饭店供应黄鳝、小龙虾等常规水产品。

　　为何会兼职贩卖野生鸟？周天洋说，只因相熟的饭店老板主动提出，有客人想吃野味，希望他能顺便供应一些野生鸟，“不好意思拒绝，就给带一些”。

　　周天洋称，自己从本地捕鸟人那里固定收购麻雀、黄鹑（当地人对白眉鸫、灰背鸫、乌灰鸫、白腹鸫、斑鸫的统称）、花鸡等鸟类，收购和出售价格一般为：麻雀收购价为1.5元/只左右，卖给饭店2.2元/只；黄鹑收购价为10元/只，卖给饭店12元/只；花鸡收购价为38元/只，卖给饭店价格为42-45元/只。

　　根据海盐县委宣传部的通报，周天洋通过从当地多名捕鸟人处收购鸟，至今贩卖的麻雀、花鸡等鸟类合计已超过一百只。

　　对此，周天洋称，自己今年贩卖野生鸟赚的钱，总共不超过2000元，“如果没人吃鸟，没有需求，我不会贩鸟。”

　　海盐县农经局执法大队胡姓队长曾向澎湃新闻透露，当地的确存在买卖鸟类的非法市场，这些非法市场“促进”了当地的非法捕鸟行为，比如南北湖景区有一些餐馆就公然非法经营野味生意。

　　

　　广州市从化区兴富市场周边鸟贩“钟华”提供的“禾花雀”样品。广东市场上的禾花雀绝大多数都来自广东以外地区。澎湃新闻记者 李珣 图

　　广东更是贩鸟、食鸟的“重灾区”。

　　10月底，澎湃新闻在广州多家市场走访，除个别商户有野生斑鸠等出售外，均未发现有其他野生鸟类出售，禾花雀、鹭鸟都难觅踪影。

　　广州市黄埔区联和市场内一位销售野生斑鸠的商户告诉澎湃新闻，禾花雀、夜鹭等没有熟人关系基本上买不到，“如果你需要，可以定下什么时间，我可以帮你托人拿禾花雀。”

　　澎湃新闻还以购买野鸟为名，在广州市从化区的太平镇兴富市场外进行了暗访。

　　一位摩托车司机要求支付100元中介费后，帮记者联系到一名鸟贩，约好在一处宾馆碰头。“都是在市场外，通过我这样的中介牵线搭桥去交易，而且不是熟人你还拿不到。”该摩托车司机说，现在由于风声太紧，在市场内买卖无异于坐以待毙。

　　在宾馆的大堂，鸟贩钟华称，有禾花雀、夜鹭、白鹭、猫头鹰等多种野生鸟类可以选择，并拿出纸笔让记者写明需要的品类及数量。

　　“禾花雀我们这边拿20元一只，猫头鹰1000到2000元。”钟华说，找其买鸟的多为广州市内的酒楼餐馆，一次购买通常为数百到数千只禾花雀或鹭鸟，而且只卖给熟人介绍来的客户，近期由于正处食用野生鸟类高峰期，各种禽鸟供不应求。

　　钟华称，这些鸟类绝大多数通过火车运输到广州火车站，存储在广州偏远的花都区北兴镇的仓库里，“买家不能去，只有我们去拿货，再在约定地点交给买家。”

　　当谈及此类交易是否有风险时，钟华笑称该类生意已存在多年，早已根深蒂固。

　　因为澎湃新闻是生客，且佯装买鸟时购买数量较小，钟华有所警惕，“我实话跟你讲，不管你是什么目的来找我，我都不怕。”

　　此外，11月16日，在广西桂林市平乐县解救的3万多只活体候鸟，当地森林公安负责人称，其贩卖目的地也是广东、广西的餐馆饭店。

　　

　　广西平乐查获的3.5万只候鸟（部分），这些鸟贩卖目的地是广东广西的餐馆。

　　“贩鸟比较清闲，挣的不多但够家用”

　　在浙江海盐县看守所栅栏那边坐着的周天洋，穿着蓝色马甲，头发泛白，神情落寞。

　　他说，自己知道捕鸟、收鸟违法，政府在山边竖的宣传牌也看到过，只是不知道会这么严重，“抱着侥幸的心理，人家（饭店）让带，就带一点”。

　　他说着就叹息起家庭的困难来，称年迈的父母均卧病在床，妻子在酒店帮忙洗碗，家里仅靠其水产生意挣的钱生活。

　　“有餐馆要，我就顺便带一点，顺便赚一点钱补贴家用。”怕记者不相信，周天洋有些激动，“你们都可以去我家看的” 。

　　目前被刑事拘留的周天洋说：“以后斩了我的手都不会做”。

　　而从业20多年的资深鸟贩田强，最后之所以答应和澎湃新闻聊聊，多少也因为他打算改行。

　　田强告诉澎湃新闻，原先一同贩鸟的人逐渐改行出去打工谋生，自己也思索改行，可能回家务农。

　　护鸟志愿者刘懿丹说，近年来田强多次向护鸟志愿者团队提供非法网捕野生鸟的线索，“特别像是禾花雀（黄胸鹀）有关的，他还跟我们一道去拆网、救鸟。”

　　在田强的印象中，身边的鸟贩开始陆续转行，是从2007、2008年开始。

　　“2007、2008年开始 严 起来的，身边不断听说有人被抓了起来，再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就改行不做这个了。”田强说着又补了一句，“今年，算是最严的……”

　　10月8日，澎湃新闻率先报道天津、唐山惊现“万米网海捕鸟”。国庆期间，动保组织“让候鸟飞”志愿者在两地拆网约两万米，发现挂网死鸟5000余只，解救挂网活鸟3000多只。

　　该事件引发高度关注，随后，国家林业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40天的“清网行动”，强化对候鸟等野生动物集群分布区、繁殖地、越冬地、迁飞停歇地及迁飞通道等重点区域和线路的野外巡护看守，严防使用网捕、毒药等违法工具乱捕滥猎候鸟等野生动物的活动。

　　对于未来改行的方向，田强不无怅然地说，准备回去种田，“贩鸟不比种田挣得多多少……”

　　其实，田强此前多次萌生过转行的念头，在几年前因贩鸟在东北某地被公安拘留时、在目睹禾花雀（黄胸鹀）数量骤减后转向志愿者提供捕鸟网线索时、野鸟催肥交易窝点多次被执法部门查处时……

　　面对为何又屡屡涉险重操旧业的问题，田强解释，一方面是自己做这行久了，没别的一技之长；另一方面，相比务农、外出打工，贩鸟比较清闲，挣的钱虽然不多，但也够家用。

　　他还称，“贩鸟并不像外面人传的那么好赚，其实现在政策好，种田比贩鸟赚得多，”要是有更好的挣钱途径，没有谁愿意捕鸟、贩鸟。

　　田强告诉澎湃新闻，自己非常支持对濒危、珍贵野生动物的保护，但同时他也另有意见，“我认为不应该一竿子打尽，对于一些数量较多、存在市场需求的鸟类，应该允许一部分合法狩猎。”

　　田强还给出了具体的操作路径：林业部门经过严格的审核后，给予少部分符合条件的捕鸟人颁发狩猎证，并且严格规定对哪些鸟类可以在什么时间段进行狩猎，并且要缴纳一定的保证金。

　　（应采访对象要求，田强、周天洋系化名）

　　（原标题：迁徙劫 ｜资深鸟贩：消灭贩鸟需要时间，我这年纪算最后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