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日韩两国在首尔正式签署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此后，双方将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完成协定生效所需的国内法律程序，协定即告生效。根据协议规定：日韩两国可不经美国直接共享包括朝鲜核导信息在内的二级以下军事机密。此前，日韩两国根据韩美日三国2014年达成的情报共享协议经由美国互换情报，但很难迅速共享。因而该协议的签署可以视为日韩安全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实现了由美国“居中协调”到“直接沟通”的发展。

　　由于内政困局，韩国近期在外交上则是频频上演强势突袭，无论是中韩渔业争端升级、萨德入韩提速还是日韩军事情报协定签署，似乎都是朴槿惠政府试图转移国内困局的努力。不过对于当前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签署，韩国国内政局虽有影响，但并非主因，问题的关键在于朝核危机的日益严重使得韩国的安全威胁增加，对外安全合作的需求增加。

　　日韩安全合作的相互需求长期存在，但两国安全合作却一直踟蹰不前。同为美国的东北亚盟友，美国的态度对于日韩安全合作具有重要影响。尽管美国为了自身战略需要，不断撮合日韩加强安全合作，但效果不佳。其原因在于日韩两国的历史问题、领土争端严重地损害了两国的政治互信和民间情感，也成为两国安全合作的主要障碍。关于日韩安全合作的动因，大体存在“美国撮合说”、“中国威胁说”、“朝鲜威胁说”三种说法，纵观近年来日韩安全合作的动因——朝核问题无疑至关重要。

　　在应对朝核威胁上，日韩之间存在很大的共同利益。在历次朝核危机中，日韩都持鲜明的反对态度，不过日本的态度比韩国更为激进，并且基本每次朝核危机之后日韩领导了都会进行沟通，安全合作也是逐渐推进。2016年9月9日,朝鲜进行了第五次核试验。日韩两国政府反应强烈。韩国政府当即发表声明，称“这是无法容忍的重大挑衅，韩国政府对此予以强烈谴责。”针对朝鲜第五次核试验，日本政府称正在考虑对朝鲜加强单独制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在当天上午表示强烈谴责，“如果(朝鲜)真的进行了核试验，我们是绝不能容忍的，必须郑重提出抗议”。9月19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与韩国外长尹炳世当天在美国纽约举行会谈，双方认为朝鲜制造的威胁已进入新阶段，确认了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日韩此轮军事协定的谈判实际上早于韩国国内的“崔顺实门”事件爆发。不过韩国政局的动荡并未滞缓日韩军事协定谈判。

　　10月27日，韩国国防部官员便对外透露称，已决定重启签署日韩《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而且还强调“谈判时间不会很长”。11月14日，韩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韩日两国国防部门当天在东京召开旨在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第三轮工作会议，并草签该协定。从9月19日立场松动，到11月14日草签协议，韩国政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扭转了多年来的平衡立场，完成了过去4年间没有完成的工作。其速度之快难免不令人瞠目结舌，特别是在韩国国内政局十分动荡的情况下，朴槿惠政府居然能置在野党和广大民众的反对于不顾，执意签署此协定，真是令人捉摸不透。由此可见，此次《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之所以能够签署当然主要归结于日韩两国在应对朝核威胁上所具有的共同利益，但也不乏韩国政局动荡所带来的两点影响：一是利用对外事务转移国内焦点；二是总统失能情况下的军方自主性提升。

　　日韩两国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可以视为两国安全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尽管其仅仅是较低层次的安全合作，但其苗头依然值得关注。通过此协定的签署，日韩将就朝核问题更多加强直接交流，这对于情报能力较弱的韩国而言，可以利用日本的先进情报搜集能力，但其合作显然对东北亚局势会产生连带效应。由于协定的内容是否涉及中国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中国外交部已经表明了态度：“有关国家固守冷战思维，加强情报军事合作，将加剧半岛对立对抗，给东北亚地区增添新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不符合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不符合地区各国共同利益。”尽管日韩双方以及美国都否认此协定有针对中国的一面，并且韩国还曾积极邀请中国签订类似协定。但毕竟该协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一面，不利于地区安全合作的开展。

　　总体而言，日韩目前签订的情报合作协定主要还是针对朝核问题的相对较低层次的安全合作，但回顾近年来日韩安全合作的不断增多与逐渐推进，日韩同盟或许并非遥不可及。在美国有可能战略收缩与向盟友不断卸责的情况下，美国的盟友之间实际上已经加强了抱团取暖，日韩如此，日澳也是如此，况且美国也是乐见这一趋势。只要朝核危机久拖不决，日韩安全合作的动力就持续存在，一个针对朝核威胁的松散的日韩同盟实际上并非没有可能，这也应该引起中国的高度重视。（凌胜利 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