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钟磬）：究竟怎样才算好的教育？学生分数的提升与什么有关？当本区域的基础教育已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教育改革还有什么空间和动作？这是一位基层的教育局长——杭州上城区项海刚局长思考得最多的问题。由项海刚执掌的杭州上城教育局，这几年来进行的“推进‘管办助评’改革，提升教育治理水平”项目，不仅深化了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其开创的教育新格局也获得了业界及公众的好评，并在北京荣获了2016年“第五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起的“由民间评价政府”奖项。那么，项局长对这些教育问题是怎么思考的？被公认是最难的“管办助评”如何分离？他的理想“教育要为孩子终身发展而奠基”如何实现呢？
“人间天堂”里的教育如何创新？
桂花飘香季节，我们在杭州见到了项海刚，一位兼具典型江南才子的儒雅和海归学子的敏锐的基层教育局长。在素有“人间天堂”美称的杭州市，上城区地处中心城区，东临钱塘江，西邻西湖，是浙江省面积最小、单位GDP最高的城区。在文脉相袭、学风繁盛之地进行教育改革，难度可想而知！教育改革，首先需要去发现问题。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指导下，上城区教育局2009年开始实施为期5年的“基于学生发展的区域教育提升”项目，希望通过第三方的评价对区域内的学生发展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诊断，去发现制约学生发展的关键症结。
大量的调查数据调查，结果显示：在学业方面，上城区学生认知能力和成绩总体较高，但校间差异较大，初中后三分之一学生成绩较低；在社会性发展方面，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逐渐下降，“孤独感”和“焦虑”却逐渐上升。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来自多个层面，错综复杂，其中最深层次的症结是区域教育治理不善——教育行政机关层级较多，职能不明确，分工不尽合理；管理人员服务意识不够，活动缺乏计划和统筹；中小学要参加行政部门组织的大量活动，接受很多检查评比，还要经常“被服务”，办学自主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在推进教育改革一些零碎的项目后我们发现，常常是补了左边，右边出问题，补了东，补不了西，顾此失彼，因为‘单点’突破，最后起不到整体效果。比如，要把学生中考成绩提升上去，如果只为分数，而没有综合性对孩子施加影响，他可能就会学业负担加重，情绪、身体等各种带来负面影响。想让学校自主发展吧，但是上级的各种指标不断压下来，学校疲于应付。”项海刚局长说。为此，需要进行综合性的改革，比如，想提高学生分数，一定不会单单只针对分数，一定要关注到学生的家庭情况、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以及学生的价值观、心理情绪等，尤其是师生关系，简直是学生学业的一大关键！综合多方面因素，然后多部门协作统筹规划，再分头实施，这样孩子负担不重，效果更好。
但是，该如何让不同部门不同的措施“综合”起来呢？“管办助评”的相对分离、又协同作战的管理模式势在必行。回顾这几年的发展历程，项海刚局长说：“区域教育综合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每一项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北京师范大学专家的指导与支持下，我们秉持‘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对区域教育进行整体改进，探索出‘管办助评’各归其位的教育治理新模式。”在教育改革中人们听得最多的“管办评分离”，“管”即“管理”，就是政府职能部门对教育的宏观规划、引导和把控，协调服务；“办”即“办学”，学校运行的状况、教学质量等等；“评”即“评价”，所谓“高考指挥棒”就代表了一种“评价”。“管办评分离”是传统的教育管理向现代教育治理模式的转变，这也是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但是，问题来了：“管办评分离”说说容易，但做起来却是难上加难：教育局权力下放之后管什么？校长真的可以不听教育局的？第三方的专业评价体系如何建立？杭州上城为什么还多出来一个“助”？
权力下放后如何“管”？
“现在的办学自主权更多地体现在‘可选择性大了’。对于教育局给出的方向性制度，以前‘学校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现在则可以选择执行：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直接使用，可以部分使用，可以改造使用。与以往相比，是教育局在工作思路上很大的改变。”杭州胜利小学张浩强校长如是说。
机构调整和简政放权，教育局机关工作人员由原来的38人减少到29人，局机关会议也大幅减少。项海刚局长自己也深有体会：“我自己做过教师、校长，我做校长时就很不愿意到教育局去开会。我听一位校长说过，以前他曾经一星期到教育局去开了11个会！可是要上传下达，好像又必须开会。所以，我们建立了一个机构，像筛子一样过滤，能不开就不开，或者把会议合并起来开，现在校长每年来开会的次数我限定在一年4次！”
权力下放后如何管？上城区教育局从以下四方面予以加强：一是提高学校管理能力。比如，行政机关和导助部门加强服务，提高管理工作的针对性；二是规范行政管理行为。行政机关对原有工作流程进行梳理和优化，对重大行政决策、招生、人事招聘、规范性文件制订等工作流程进行规范，提高工作效率和透明度；三是扩大民主参与渠道。在决策过程中，吸收教师、家长、学生、社区居民参与管理，多次召开“十场千人”意见征询活动，共同完善工作思路；四是加强结果问责。三年发展规划的终结性评价结果，与校长任免、教师绩效挂钩，保证学校办学的方向和效果。
怎么“助”：如何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
一次英语课后，北师大赵德成教授与教研组全体教师交流。赵老师问上课教师：“您老家在哪里？”教师答:“安徽。”赵老师：“您的口音比较重，‘安徽’两字的读音不准，跟我念一下：‘安徽’。”教师：“安徽。”教研员：“还是不够准，再来，‘安徽’。”老师：“安徽。”教研员：“好多了，再跟我念一次‘安徽’。”老师：“安徽。”教师此时的脸红了。赵老师笑了，说：“你刚才就是这么耐心地教您的学生的，可您有没有想过那学生的感受可能和你现在差不多。”教师们都沉默了。
旁听的教研员们受到启发，请来了北京市小学数学教研员刘延革老师给老师们上数学课，其他老师旁听，让老师再做一次学生，去体验学生的感受。课堂上，刘老师把一些老师平时在课堂上对待学生的种种手段都用来对待这些“学生们”：批评、表扬、讽刺、禁言、冷落、罚站……课后，很多老师说：深受刺激！原来一些自己以为正常的教育行为落到自己身上是那么的难受！连续多次的教研培训“再做一回学生”，让很多老师反思自己平时的教育教学行为，在课堂教学中开始谨慎的行使自己的批评权和表扬权。
这就是为什么杭州上城区在“管办评”的里面多加了一个“助”字。局长项海刚介绍：上城区将所有帮助学生发展的教研室、信息中心、科研中心、师资培训，全部关联在一起叫“助”。在北京师范大学专家指导下，上城区“学生成长支持中心”应运而生，专门为不同类型有特殊需要的学生而设立，项目包括：学生心理援助项目、学生行为改进项目、学生学习支持项目、学生能力拓展与社会实践项目，专门服务那些家庭处境不利、学习成绩落后和焦虑抑郁、行为有偏差的学生，以及在身心、学业方面有较好发展潜能，在学校“吃不饱”的学生，拥抱每一个孩子的潜能。
同时，建立起以教育牵头，融公安、检察、司法、法院、综治、妇联等多家部门联手参与的“1+6”助力团队，共同研究区域学生舆情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定期进行学生舆情检测。“这几年，上城区在校学生‘零犯罪’，与上城区学生成长支持中和‘1+6’助力团队很有关系。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起到了枢纽作用，联通了社会、学校和家长，把犯罪的苗头遏制在萌芽状态，把处于违法边缘地带的少年拉了回来。”
“评”：用评价撬动改革
“当我看到有人被别人利用时，我会想去保护他们”，测的是学生的“正义感”；“在做决定前，我试着看看不同立场的人的观点”，测的是学生能“换位思考”。“对那些比我不幸的人，我经常有心软和关怀的感觉”，测的是学生的“善良和同情”。
“教育改革的方向有很多，评价起的是导向作用。”上城区教育局局长项海刚说。但学生发展性的评价一直是难点，为此上城区成立了“上城区督导与评价中心”。自2009年至2015年，评价中心为全区、学校、教师和班级报告共约3.2份反馈报告。通过数据的解读，校长们开玩笑说评价中心对学校掌握的情况“比当校长的还要清楚”。测评学生不仅要关注学业成绩、学习兴趣、学习态度，更要学生关注公民的基本素养：情绪情感、价值观、社会公正、社会信任、法律意识、自我意识、问题行为等。通过分数以外的许多测评数据，教师和家长读到的是一个鲜活的完整的个体，一个健全的人。
“老师从来不会当着同学的面批评我。”“老师鼓励我们说出自己的见解。”等等为题测试教师是否公平，尊重学生时，对教师的触动更大。教学改变，关键在教师。发展性测评通过专业性评价，让教师及时获得所需信息，提供促进教师个人专业发展的对策依据。问卷显示，85%的教师认为，发展性评价有助于了解自身的优点和不足。当评价学生、教师不单单以学业成绩为唯一指标时，教师的很多观念被改变了，行为也在悄悄改进。“管办助评”在杭州上城区推进了7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研究员田慧生认为：上城区的教育改革探索方向明确、重点突出、措施得力、效果显著。
在“第五届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的颁奖典礼上，主持人让各地方教育局长描述自己的教育理想，项海刚局长说：在教育的内部，我认为基础教育一定要关注孩子的价值观、生涯发展、幸福指数等等，为孩子终身发展而奠基；而在教育外部，我们需要唤醒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我们即将推出“星级家长执照”工程，希望让许多父母甚至是刚刚领结婚证的年轻人群体，开始进入学习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