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侯师傅去年3月至10月受雇于陕西宝鸡市高新区一家劳务公司，3.2万元工钱至今未领到手。前不久，工地负责人打电话让他结账，他兴冲冲地跑到劳务公司。该负责人告诉他，必须认领3箱白酒，否则不给剩余工钱。侯师傅无奈地说：“哎，这年咋过嘛！”（1月24日《华商报》）

　　农民工和劳务公司构建了一种契约关系，农民工付出了辛苦的劳作，劳务公司理应及时、足额地支付劳动报酬。讨薪本是农民工正当的利益诉求，却被人为地增添了附加条件。“白酒抵工钱”不仅让农民工遭受了利益损失，也让他们承受了精神上的折磨与痛苦。讨薪本来应该理直气壮，农民工却难以“硬气”起来。

　　在一个“酒文化”盛行的人情社会里，农民工及其家庭或多或少都会消费一些白酒。然而，3箱作价2400元的白酒，显然超出了绝大多数农民工的消费需要和消费能力。“白酒抵工钱”忽略、漠视了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用强人所难的方式逼迫农民工就范——如果不同意“白酒抵工钱”，农民工就难以领取剩下的工资；为了避免因小失大，他们不得不退让和妥协，无奈地接受这份“不合理条款”。

　　“白酒抵工钱”既不是公平的市场交易，也不是双方在权利平等、地位均等基础上进行利益协商的结果。白酒价格由劳务公司工地负责人自说自话，讨薪的农民工缺乏议价权；在农民工弱势、用工方强势的格局下，“不管你怎么样，反正我就这样”的价值错乱就有了生存空间。

　　层层转包、环环拖欠，一旦利益链条的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农民工。农民工与用工方通常只有简单的雇佣关系，缺乏法律纽带的联结；想方设法地压缩、拖欠农民工的工钱，便成为一些用工方的“生财之道”。这些人之所以有恃无恐，就在于他们知道制度化维权渠道耗时费力，“漫漫长路”让急于回家过年的农民工“等不及”“伤不起”。

　　不论是“下跪讨薪”的精神矮化，还是 “喝一杯白酒20块”的身体伤害，还是“白酒抵工钱”的利益牺牲，农民工为了领取到应得的劳动报酬，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他们的体面与尊严。农民工的“辛苦钱”，不能成为“唐僧肉”。“白酒抵工钱”表面上打着“谁愿意领就领”，实际上却对农民工进行了利益盘剥和权利侵犯，让农民工的讨薪之旅更加艰难、更加苦涩。这是人们不愿看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