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基文宣布弃选(资料图)
2月1日韩国热门总统候选人潘基文突然宣布弃选,这一决定无疑将对韩国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潘基文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弃选是因为“政坛部分陈腐狭隘的利己主义令人感到极度失望,与这些人同行毫无意义”,另外“在各种虚假报道、几乎毁灭人格的污蔑中,纯粹的爱国之心和抱负已荡然无存,给他本人和家人以及供职10年的联合国的名誉留下了巨大创伤。”作为政治人物,拿出这种理由不免让人感觉有些敷衍,不足以取信于众,显然潘基文弃选还另有原因。这可能与潘基文自身的机会主义性格个性、低迷不振的支持率、模糊的政治定位以及不当的选举策略等因素有关。
潘基文突然决定弃选与其自身的性格个性密切相关。一直以来潘基文都没有明确公开表态是否参与总统选举,其始终抱着一种观望选举情势的态度。他并没有做出候选人应有的行动,真正地投入选举之中——比如明确地在政治势力中站位以巩固自己的底盘、清晰地提出自己的政见蓝图。潘基文虽当过多年的外交官,有一定处理涉外事物的能力,但在处理更重要的内政问题上基本可以被视为“政治素人”。潘基文在韩国的外号是“油泥鳅”,即形容他只会左右逢源,力求谁都不得罪、向各方讨好。但是政治选举和外交不同,民众并不希望看到一个政见空泛的“老好人”,而是进步倾向也好、保守倾向也好,要有自身明确政治理念的参选人。潘基文顶着“联合国秘书长”这一光环,在支持率数一数二的时候曾就参与总统大选发出过很多暧昧的暗示,卸任后看到光环逐渐消失、支持率低迷不振就决定放弃,这说明潘基文并没有一个明确而又坚定的政治理念,缺少政治搏斗中必不可少的“原则性坚持”。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人物,应该努力推动和改变不良的政治现状,而不是信手拈来地等待良好的政治环境的出现,以便让自己去施展。此外,当面对亲属涉嫌贪腐的疑惑时,潘基文除了简单地否认事实并要求对方道歉外,并没有拿出更真诚的态度对国民做出详细的说明。这些举动都表明潘基文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支持率低迷不振是弃选的直接原因。潘基文在回国前民调还保持在20%以上,作为保守势力的唯一代表与文在寅一争高下,并曾呈现出两强对决的局面。但潘基文回国后,受制于亲属涉嫌贪污、自身不够亲民、政治站位不够明确、政见过于空泛等种种争议,其支持率开始明显下降,并和文在寅的差距不断拉大。2月1日潘基文决定弃选当天的民调数据显示,文在寅的支持率为32.8%,几乎为潘基文支持率(13.1%)的两倍。另外,保守势力代表—韩国国务总理黄教安的支持率日前上升明显(8.3%),这对于潘基文有很大的分票作用。再加上文在寅在潘基文的老家忠清道获得不少的支持率,这些不利的选举情势对潘基文决定参选的信心无疑是一个严重打击。本身就非常实际的潘基文很容易想到在可能提前进行总统选举的紧迫期限里,自己很可能在做“无用功”,再加上没有稳定政党势力的支持,资金和人力的成本负担变大,这些因素都是促使潘基文决定弃选的直接原因。
模糊的政治定位和空泛的政见是弃选的根本原因。潘基文自称为“进步的保守势力”,这一模糊不清的政治定位让一些铁杆民众对其失去了期待,让一些政治势力失去了与其合作的耐心。韩国政界对于潘基文提出的“政治大联合”和“修宪”等可操作性并不强的空泛构想反应普遍冷淡,原本想与之合作的保守势力政党(正党)和进步势力政党(国民之党),都因其立场站位不稳而逐渐弃之远去。更重要的是,潘基文的内政处理能力本来就备受质疑,而他又围绕如何实现“国家团结”和“政治变革”拿不出一个具体的、可操作性的政见措施,并企图用“修宪”对自己这一短板进行掩盖,在反对势力不断就其内政能力进行施压的情况下,潘基文应对显得十分被动。再加上处理亲属涉嫌贪污的问题上也很被动,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拉低了潘基文的支持率,这是潘基文决定弃选的根本原因。
不当的政治策略是其弃选的催化剂。总统选举前实现“修宪”是潘基文多次强调的政治主张,因为他认为不“修宪”只换届总统,无异于从“朴槿惠霸权”过渡到“文在寅霸权”,因此有必要大选前进行“修宪”,实现“总统外治、总理内治”(半总统制)的分权构想。就在潘基文宣布弃选的前一天(1月31日),他还突然召开记者会强调修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议建立“修宪促进共同体”,希望所有同意修宪的党派人士加入其中。其实,潘基文提出“修宪”这一政治策略的根本目的在于集合尽可能多的力量,一起围堵反对修宪的民主党文在寅势力。但潘基文提出这一“先修宪、后选举”的逻辑顺序,很容易先给自己设定一个限制:即给民众一个“不修宪就不会参选”的隐含性政治承诺。但当前“修宪”是否需要,韩国国内的民众和政党还抱有较大争议,支持现行宪法的比重与支持修改宪法的比重差异不大,这便说明即便进行修宪,也是需要花充分的时间进行讨论和投票的。鉴于朴槿惠弹劾案的变数较大,韩国宪法法院在3月份就可能做出判决,这样的话大选就很可能在5月份之前进行,但“修宪”在民间和政党间争议性很大的情况下,按照严格的修宪程序是不可能会那么快就通过完成的,这便说明潘基文提出“修宪”这一政治策略在可操作性方面是存在问题的,这一不当的政治策略加重了他的参选负担,成为其不得不决定弃选的催化剂。(刘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