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谈到，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城市精细化管理，必须适应城市发展。要持续用力、不断深化，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就提出，政府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作为一种管理理念和文化，源于美国、德国特别是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实践。它是社会分工细化、市场分工深化之后，在管理和服务层面提出的更加科学、精准、富有效率的要求。
城市管理精细化的最初目标，只是借助于信息化手段，建立一种对辖区管理空间分层分级全时段全覆盖的监督管理体系和可追溯、可落实到人的问责体系。这种基于应急预警和监督检查的处置机制，大体近乎于黄仁宇先生在论及古代政府治理机制时多次谈到的“数目字管理”。在数字化、大数据时代，这种“数目字管理”的治理目标，似乎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比如，一些企业已经可以利用开发的App对城市人流、车流密度进行实时监测，甚至基于此与政府部门合作，进行各种预报。这还是在外围，真正“大而全”的数据，多半还零散地沉睡着。一个房管部门的基层官员曾对我说，每年本市电梯报修故障的分类别、分品牌数量，他们全都掌握。这种数据虽然是“一地鸡毛”，其对于商业和民生上的巨大影响和便利却难以想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精细化管理，首先指向了科学化、网格化。将地理学中的网格（grid）概念引入城市管理，提供了一种高度精密的经纬坐标，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延伸意向，即对社会网格、综合治理网格嵌入城市空间网格，使网格同时具有了空间、社会和治理三重属性。于是，一种旨在超然监督的体制机制，被整体转变和扩展为一种精细管理的平台和手段，这个过程颇似古代社会的巡察体制，总不免演变和固化为一种新的行政体制。
现代城市这个复杂的巨系统中的个体化对象，将越来越多地面对这种系统的整体有序性与个体自由度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系统有囊括和吞噬社会与生活的野心，系统中的符号也由一种虚拟的存在而翻转为实体。在当下人口大规模聚集、大规模流动的城市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人与机构之间的交往规则与熟人社会迥然不同。后者主要靠“刷脸”，前者则必须“刷卡”。从社保卡、医保卡、信用卡、出入证到最重要的身份证，一切照章办事，只认证件不认人。这终于使得“如何证明你妈是你妈”甚至“如何证明你是你”成了难题，个体的存在需要系统的颁证和确认，否则几近寸步难行。局部均衡的格局再难守住，全域治理的逻辑势必展开。这种被规制了的、系统化了的现代城市生活，从应然角度说，是值得深刻反思的；从实然角度看，也存在着内生的风险。
我们当然要充分肯定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意义，这是城市管理水平适应快速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不过也得承认，精细化管理也存在一个“适度”的问题，过犹不及。2016年声名鹊起的上海“阿大葱油饼”，因无证无照经营被执法部门要求关门停业，数月后迁址，证照齐全后重新开张。“阿大葱油饼”的死而复生，经历了一个极富戏剧化的反转过程。但城市管理者应当从这个貌似皆大欢喜的结局跳出，去反思精细化管理背后的深层问题。
将实存于现实经济社会中的庞大的非正规经济，纳入传统上“证照齐全”的现代管理体系，固然彰显了城市管理者的雄心壮志，但往往难逃“一管就死”的困局。相对于政府与市场的两极，社会的再平衡力量常常为我们所忽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阿大的葱油饼之所以能够在那个弄堂存在了几十年，本身就是他所在社区那些经常惠顾的老邻居、老客户们的一种“检验”结果。如果他们经常因为吃葱油饼而坏了肚子，想必阿大的店铺不会安然存活几十年。这是一种社会的自发秩序。
每个大型城市都有着汪洋大海一般的非正规经济，每个城市中的阿大们也都有着他们深植于特定共同体而写就的传奇故事。如果一定要将这样的非正规经济、非正规就业正规化、常规化，这种过度精细、过度治理，很可能在自寻烦恼的同时自缚手脚。这种情况下，抓大放小不失为一种适宜的态度。
城市生活应当给人一种自由与希望，而不是失落和无助。当一个城市能容得下越来越多的阿大们，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情味和包容性，进而无需终日思索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深永动力，也不必时刻惦记“为什么出不了马云”的难解之谜。
精细需要讲成本，治理需要讲效率。当我们不计成本、不讲效率地去追求把所有层面管起来的时候，城市的活力也可能受到一定的损伤。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当我们强调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时，不能忘记“以人为核心”这个城市化的初心。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的精细化管理，才能在城市整体卓越的基础上，绣好每一朵花，绘就美好画卷。
（作者：曹东勃 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