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通天人之故者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石船山，故后人称之为“船山先生”。

　　王船山是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大家。苏联学者布洛夫认为王船山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日本学者村濑裕认为王船山是“明末清初哲学及学术的最高峰”。

　　郭嵩焘每天必读《船山遗书》，认为“读船山《通鉴论》，历代史论可以废”。他在岳麓书院建立“船山祠”，多次上奏清廷，坚持把船山先生请入孔庙中。

　　陶澍赞叹：“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

　　王闿运献联：“世臣乔木千年树，南国儒林第一人。”

　　章太炎评价王船山，说道：“当今之世，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言而已矣。”而农，也就是船山先生。

　　梁启超认为王船山乃“史识卓绝千古”，其书籍思想“象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

　　谭嗣同直言：“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慨然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牺牲前预言：“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南岳雷”，指的也是船山先生。

　　我写《王船山》，前后12年

　　究竟是船山先生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船山先生？ 抑或是两者的双向奔赴？ 换言之，这跨越四百年的奇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说来真是缘分。我来自船山先生的故乡衡阳，打从记事起，船山先生的名字一直在耳边回响。这些年，教学之余，在研究和书写船山先生方面取得一点小成绩：2012年，成功申报了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撰写并出版船山先生的传记《天地行人：王夫之传》（作家出版社2016年）。

　　从2017年开始，我开始撰写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经过7年多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四卷本110万字作品。从2012年开始撰写王夫之传记到今年四卷本长篇小说，整整12年，其间孤苦寂寞，不堪回首，多次想要放弃。受船山先生精神的感召，我坚持了下来。

　　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 原因在于：船山先生的书籍十分艰涩。其著作所涉猎的古代典籍众多，某种意义上来说，读船山先生，就是读他之前的所有经史子集的论著，就是读他所读过的书，就是读老庄孔孟、屈子楚辞、太史公《史记》、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宋代理学、司马氏《通鉴》、明代理学等，这个体量异常庞大。以《周易》为例，上参远古伏羲、周文王，中参诸子百家，下参历代《易经》解读版本；以《春秋》为例，船山先生三本《春秋》之书，实际上是对孔孟学说以及不同时代不同人近百种《春秋》的解读。船山先生用了近70年的时间读尽了天下之书，我该用多少时间来阅读呢？

　　在写作前，仅仅为了弄清究竟是“理欲之辩”还是“理欲之辨”这个学术名词，我就翻看了20余篇、10余万字的文献资料；而写作王船山小说所用的其他资料完全可以用天文数字来形容。400年前的人是如何生活的？ 光衣食住行这一项，就得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辨认、分析、消化和运用。

　　作为大众普及性读物的长篇小说，我不仅要建构一个情节紧张、悬念丛生、合乎逻辑的文学世界，还要把南明的那一段血泪史和船山先生的哲学思想、诗词歌赋和不屈精神恰到好处地融入其中。既要“出乎其外”，又要“入乎其内”。我要阅读他，理解他，重塑他。写到最后，我仿佛变成了四百年前的那个老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完全牵着我的心。我情不自禁，多次恸哭。

　　在我的心目中，船山先生不仅是一名书生，也是一个战士，更是一位英雄。他并非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重拾旧山河，但若有机缘，他一定可以成为岳飞，成为文天祥。小说中，我聚焦的不只是船山先生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他的师长、亲友和同样充满热血的衡州学子支撑他完成为文化输血、为文脉贯气的家国使命。在三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我要做的就是：还原一页被尘封的历史，塑造一群被遗忘的人群，揭秘一段被遮蔽的岁月，再现一批被时间埋没的灵魂。

　　小说扉页有三句献辞——献给绵延不绝的华夏文明；献给历史、天空和湖湘大地；献给淹没在时间深处的志士仁人。这是本书的中心和主题，也是我的雄心、责任与使命。

　　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是因为有一大群志士仁人的坚守。面对强敌，船山先生的老师黄真川慨然道：“握笔者操刀持剑，固为其难。但国运如此，不得不从。”为救石鼓书院，其全家九口无一幸存。他在绝笔书中道：“苟以一家之命易书院之长存，当无憾矣。”

　　罗亦箴在给船山父子遗信中云：“自古而今，统天地之心者，文也；著善恶之归者，文也；明吉凶之分者，文也；通人道之正者，文也。”

　　船山先生将生命分成“生活”与“活生”两个不同的价值维度。他不仅要“生活”，更要“活生”。他要坚韧地活下去，替那些没有活够的人活着。他像一朵花，为了活着的生命，为了他的春天，寂静地开放。

　　小说《王船山》让我流泪的地方很多，其中有三个地方特别让我感动——

　　其一，王船山对好友夏汝弼说：“吾从不认为，世上有一既成之路，曰‘报国路’！ 吾辈在路上，在途中，时刻为君想为国想为民想，此番所为，即为‘报国’！”王船山认为：“有心报国，处处可为！”

　　其二，王船山历经千难万苦，忍辱负重，终于在永历朝谋得了行人司行人——一个准八品的小官。面对好友李国相的不理解，王船山动情地说：“我辈报国，不是国好报国，国不好叛国；而是国好报国，国不好更要报国。国如父母，父母有病，儿女逃之，可否？”王船山秉持“苟利国家，不求富贵”之初心，真正做到了“位卑未敢忘忧国”。

　　其三，王船山心里装着两个中国：一个是王朝中国，一个是文化中国。王朝即使亡，但天下不会亡，文化中国不会因皇权的浮沉和朝代的更替而消失。文化中国的血液就是“文脉”。他决心要给文化中国注入新的血液：“誓为文脉续薪火，敢与绝学争熹微。”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潘宗洛拜访他，问他的书没有刻印有何感想时，王船山掷地有声道：“吾书两百年后始显！ 吾道五百年后大昌！”文以载道，道南正脉。这是多么自信自强啊。

　　王船山与湖湘大地

　　在创作《王船山》前，一个好友向我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湖南素有南蛮之称，偏远之地，为什么在400年前会出现王夫之这样的世界级哲学大家？

　　在书中，我特地以衡州为例，借王夫之与他的大叔王廷聘和他的挚友方玄痴之讨论，生动讲述了湖湘大地的历史渊源和文化流变，指出包括衡州在内的湖湘大地是一片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文化热土。

　　首先是王夫之与大叔王廷聘的讨论。

　　王夫之忽又问道：“湘楚衡城，人人谓之蛮夷之地。然历代文人骚客皆多留墨于此，所谓千年弦歌，余音不绝，盖因此乎？”

　　王廷聘答道：“所谓文人骚客，大抵皆为漂泊者、放逐者或贬谪者也。湘楚蛮狠，民风强悍，然天高皇帝远，思想自由，少有束缚，乡民乐观，热情有加，过者是客，可酒可宿。漂泊者、放逐者或贬谪者及其相怜者之诗友，其在京城不能说、于朝廷不能言者、处江湖不能申者，及衡即能嬉笑怒骂，宣泄情绪，大放厥词，饮酒作乐，吟诗抒怀，煞是率真可爱也。是故张衡咏雁、刘桢颂岳、范云赠诗、少连叹美、太白寻仙、韩愈留韵、醉翁送客、荆公当歌、东坡画潇等，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文人有趣、有格、有灵、有魂、有魄也。切记：文能葆气，葆气则体健，体健则行昌。”

　　那次谈话，在王夫之记忆深处留下极其闪亮的一笔，他不仅了解到衡城的前世今生，也了解到衡岳的天地正气。王廷聘的话，像一束强光，照得王夫之的额头亮晶晶的，他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淡泊中的热力”和“志趣中的韧劲”。而这，恰恰是湖湘文化中“吃得苦、霸得蛮和耐得烦”的生动表现。

　　“衡州留我，我当其用；我留衡州，衡州有光。此乃‘文脉千年、弦歌不绝’之根由也。”这是王夫之对自己的期许与鞭策，也是他自觉追求“志在民、志在国，志在世界”的动力和境界之所在。

　　当方玄痴向王夫之提出类似的问题，王夫之已可以自信地复：所谓衡州未开、湘楚未化，所谓蛮夷偏隅之地，实乃偏见之言、愚见之说，而众人盲从，以讹传讹。遥想楚人先祖，直可追溯黄帝，先祖曾率族人投周文王，始得“子”之封号，臣属于周，属地南方。先人信神灵，“山有山鬼，树有树鬼，河有河鬼，泉有泉鬼，花有花鬼”，此乃“万物有灵”之谓也。未几，周王室以正统自居，排斥楚王熊渠。熊渠血性耿直，自嘲“蛮夷”，遂“不与中国之号谥”，自立门户，自力更生，亦自得其乐。

　　然湘楚大地从未与华夏文明，特别是中原文明相隔断，虽然一度处于道统文明的边缘，山高皇帝远，朝廷管不着，反而使得这里呈现出自由开放、包容并蓄的状态，奇人异客、侠者贬官、诗人墨客纷至沓来，各方人士过洞庭，泛湘江，上衡州，去永州，络绎不绝。仅以诗人为例，即有张道济去岳州、刘梦得居郎州、王少伯在龙标、柳子厚留永州、元次山寓道州，如此不胜枚举也。这些诗人墨客，虽为仕途不顺者，却多是灵魂含香人，有经天纬地之才，怀安邦定国之志。他们不仅留下辉煌灿烂的文脉和人格坐标，而且留下原属地涵养而成的文心、志趣与价值追求，对湖湘文化的建构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与衡州相连的南岳，香火鼎盛，佛道儒兼融，禅宗、祭祀、福寿等各类文化盛行其中。更为甚者，不少学人结伴来到湘楚大地，或退隐著书，或结庐寄怀，筑杏坛，开学馆，兴书院，学人思想，潮起潮涌，薪火相传，余音不绝。故碧泉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名重一时，而朱张大家、胡氏父子、阳明先生各显其能，各得其所，各地学子闻风而来，摩肩接踵，切磋交流，风雨激荡，如砥如砺，由此建构了道、学、治三者合一之儒家文化体系，使湘楚大地真正成为“道南正脉”之文化中心。盖此种种，焉不为湘楚大地之磁石、衡州古城之魂灵乎？

　　时代需要船山精神

　　王船山是一所大学，一座富矿，一脉清泉，一座丰碑。他是湖湘儿女的精神领袖，是百科全书式的旷世大家。

　　然而，当前对船山先生的研究和宣传，往往起于学术、止于学术，囿于封闭的圈子。对广大青年来说，走近船山、了解船山遥不可及。

　　特别是青年一代，出生在和平年代，没有经过血与火的洗礼，面对各种社会思潮和多元价值观的冲击，容易缺乏定力和方向。船山精神对于当代青年来说，恰如一杆旗帜、一把利剑、一剂良药、一团火把、一面战鼓。

　　文脉就是血脉。这部小说是团结出版社与我共同打造的一部书。书好不好，文脉旺不旺，市场是王道。该书得到唐浩明、陈思和、王跃文和朱秀海等文坛大家倾力推荐，2024年6月下旬投入市场，先后入选《中华读书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探照灯中外好书等多个重要榜单，并先后在衡阳市图书馆、王船山故居、湖南省委大院、岳麓书院开展新书首发式、捐赠、专题讲座。

　　《王船山》受到读者的喜爱，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为什么这样说？ 一方面，社会上许多人搞不清王夫之、王守仁、王阳明和王船山是谁，不少人经常搞混，分不清王夫之与王阳明、甚至搞不清王夫之与王船山是同一个人。同时，王夫之生平事迹平淡，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他所写的文章也十分晦涩，即便是专业研究者都感到难以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小说《王船山》四卷本、一百多万字，在这个碎片化的快餐文化时代，光这个体量，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更何况书中还有数十万字与四百年前后生活情境相契合的古文或准文言文，这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必定有一定的难度或挑战。

　　另一方面，王夫之，也就是王船山，这个人物自带流量，他本身就有大量忠实的“粉丝”，特别是学界、政界和商界，关注度尤其高，这是题材上的优势。一般人要看见之后才能相信。所谓“百闻不如一见”。而船山先生认为：相信就能看见。他相信光，所以就有光。

　　此外，图书的热销与船山精神有关。他从不改变梦想，也从不放弃信仰。学界要研究他如何治学，政界要思考他如何理政，商界要琢磨如何从他的思想中发现商机。而普通人想到的是，如何让自己在平庸的生活里活出精彩、成就自我。

　　正如他在《船山记》中写的那样，“予之历溪山者十百，其足以栖神怡虑者往往不乏，顾于此阅寒暑者十有七，而将毕命焉。”我阅过的山水成百上千，但我只能呆在船山，与石为伴，恪守忠孝义勇，直面日月星辰，悲喜自渡，哀乐独受，一晃就是十七个寒暑，余生也会在此安魂。“此吾山也。古之所就，而不能概之于今；人之所欲，而不能信之于独。居今之日，抱独之情，奚为而不可也？”这就是我的船山，我的生命，我的选择。“古之人，其游也有选，其居也有选。古之所就，夫亦人之所欲也。是故翔视乎方州，而尤佳者出；而跼天之倾，蹐地之坼，扶寸之土不能信为吾有，则虽欲选之而不得。”古人把地面上许多好地方都选定了。而我，在破败的天空下，没有一寸土地属于我。“蠲其不欢，迎其不棘，江山之韶令，与愉恬之志相若则相得”，江山的美好不是靠土地的肥美来展示的，更不是靠卑贱曲己来获得的。“船山者即吾山也。奚爲而不可也！ 无可名之于四远，无可名之于末世，偶然谓之，歘然忘之，老且死，而船山者仍还其顽石。严之濑，司空之谷，林之湖山，天与之清美之风日，地与之丰洁之林泉，人与之流连之追慕，非吾可者，吾不得而似也。吾终于此而已矣。”船山这座山，就是我的最好的江山……你有你的气度，我有我的风度。我在自己的王国里驰骋。

　　由此可见，几乎所有人都能从王船山的行为、思想、学问和追求中得到启迪和力量。（文 聂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