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体安全观的中国意蕴

　　叶自成

　　中国面临的不安全因素是综合性的

　　影响中国总体安全的国内外因素很多，但最主要、最直接的影响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从国内方面来说，第一，腐败、法制执法不严等，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不安全因素。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和矛盾，开始进入敏感期、突发期、多发期、易发期、并发期，这些问题主要是政治腐败、法治欠彰、以权代法、分配不公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国内不少地方都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再加上国内台独、疆独、藏独分子以及法轮功邪教势力乘机煽动闹事，维护政治安全的压力相当大。

　　第二，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安全问题。中国经济转型有六个方面，从出口导向为主转向国内消费为主；从高能耗高污染向绿色环保转变；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以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为主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人力资本为主；从高速变为中高速，从以数量总量为主向数量质量平衡并以质量为主；从利益分配不平衡向更加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转变。经济转型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会对国家安全产生复杂影响。

　　第三，空气、水和土地污染等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突出问题。近年来经济发展对环境破坏很大，尤其是出现了大面积的雾霾天，同时水资源污染、地表的污染也很严重。这不仅大大加大了资源环境保护的成本，更对国民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影响，也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压力，甚至也成为中国与邻国的外交交涉的内容。

　　从国外因素来看，第一是美国因素。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有能力有意愿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挑战的大国。美国官方虽然表示欢迎中国的强大，但美国国内存在强大的反华势力，美国一直通过对台军售牵制中国，以所谓重返亚太进一步强化美日、美韩军事联盟。

　　第二，主权安全及南海争端等。在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陆上疆界历史遗留问题之后，海上疆界的划定成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重大问题，这方面中国面临的挑战很严峻。中国在钓鱼岛受到日本的挑衅；在南海的众多岛礁被周边国家侵占，中国的海上权益受到严重侵犯。

　　第三，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外部因素。中国的经济是开放经济，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发展中国家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西方国家控制着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核心技术的发明专利权，主要市场的控制权，主要货币的发行权，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决策权等。其二，中国对外依存度高居不下，受国际市场的影响和波动大。如铁矿石2009年进口为6.3亿吨，对外依赖度为69%；石油2011年进口为2.56亿吨，对外依存度为56%。其三，外资在中国已经开放行业中有过大的影响，中国国内民族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在中国已开放的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四，金融安全困局。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金融要素在世界各地流动，他国的金融危机会很快到本国，给本国经济和金融带来冲击。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紧缩，其消极影响到今天仍然存在。

　　国家总体安全：超巨复杂的整体

　　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强调的国家安全概念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复杂的安全形势，因此习近平有关国家安全的讲话不仅把国家安全视为国家的头等大事，而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的新概念，为理解国家安全提供了一个新观念。

　　例如粮食问题，有粮则安稳，无粮则乱危。它首先关系到老百姓的生存，是国民安全问题；无粮缺粮少粮则会导致社会动乱，产生政治安全、社会安全问题；粮食生产、运输、保存是经济安全问题；粮食作为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又是资源安全问题；把粮食作为一种期货又产生金融安全问题，粮食的生产又涉及到耕地农田质量，是国土安全问题；到国外购买粮食会产生外部安全问题，保障运粮通道的畅通是一个军事安全问题；而且它是一个涉及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今天的粮食生产运输保存的各个环节，都离不开信息网络，敌对势力可以通过网军破坏网络从而又与传统安全相关；爱粮惜粮不浪费粮食，在粮食和食品加工过程中讲诚信、讲道德、讲良心，又是一个文化安全问题……，除了核安全与粮食无关外，其他的安全领域都涉及到了。所以，任何一个安全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靠某一个单位、某一机构来保障，都会出现巨大的漏洞和问题。

　　所谓国家总体安全，就是把国家安全视为一个超巨复杂的体系。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它是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在总体安全体系中，每一个领域的具体的安全，虽然各有侧重点，但首先都必然和必须与其他领域的安全密切相关相联，互不可分；任何时候都不能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国家安全的问题。

　　总体安全观是对中国近年来提出的综合安全的发展。总体安全就是综合安全，但综合度比综合安全更高、更深、更全面。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交织就是一种综合安全，但这种交织的政治经济安全还不能说是总体安全。总体安全在考虑政治经济安全时，还要考虑军事、文化、国民、资源等方面的相关联的问题。总体安全是一种更全面的综合安全。

　　总体安全的中国特色

　　总体国家安全的概念本身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概念，而总体安全在体系架构和具体内涵上，也体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这就是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的总体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第一，总体安全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维的体现。首先，安全意识就是忧患意识。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讲话中指出，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其次，安全意识就是防止危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安与危分不开的，所谓安全就是没有内外的危险。最后安全意识是整体意识、全局意识。中国的易经有鲜明的整体思维，《管子》等经典则强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一体。

　　第二，中国总体安全突出政治安全，把政治安全作为中国总体安全的根本。中国是一个大国，国情超巨复杂，处理好国内的政治问题是国家政权最重大的安全问题。如果中国不能保持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行和政治稳定，一切安全问题都将是空谈，相反，在政治安全良好状态下，其他的安全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中国把政治安全确定为总体安全的核心，反映了中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定、稳定、有序、和谐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内向性。

　　第三，中国的总体安全把人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宗旨。所有的安全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人民来感受、决定和评价的，任何不安全最直接影响的首先是广大的民众。国民安全是以民为本思想在安全领域的拓展。

　　第四，以共同安全为目标的安全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的讲话不断提到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国安委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又提出了安全共同体的问题，指出中国的安全必须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安全共同体是对过去的共同安全的发展，也是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的运用。

　　总体安全构建以文化安全为突破口

　　当前中国最大的不安全，并不在于外敌的入侵和战争威胁，也没有严重的内部政治动乱和不稳定的前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安全问题是可预期的、有保障的，但在文化安全领域则不然。由于内外的综合因素，当前中国处于严重的文化不安全状态。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亡则国亡。前面所说的政治经济安全都是有形的，而且大多已经被认识，成为国家安全防范的主要内容，但文化安全则是一个无形的安全，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它已经成为中国严重的安全问题：一个没有信仰价值体系的国家和民族才是最不安全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中，文化安全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除了中国不善于用文化市场的因素来建设先进文化的原因之外，中国当今的文化不安全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在学习西方的进程中，许多人不善于区分什么是西方的文明成果，自觉不自觉把西方的价值观念潜意识地作为中国各个领域的价值观或应遵行的准则。中国主流思想界、文化界的精英是用西方的概念、思维在思考，用西方的价值观在评判一切，反美的和亲美的都是在用美国的思维在思考。在国际社会中，中国在西方文化之后亦步亦趋，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围攻下处于守势，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

　　第二，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度，但受到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念和来自西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念的影响，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把中国的历史文化的主要成果视为封建、落后、专制、极权、不民主、无自由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加以批判。

　　第三，在中国崛起进程中，出现了中国历史文化复兴的“国学热”，对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多少有一定帮助，但对于什么是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成果却并没有形成一个共识。在所谓的国学中，先进的观念与迷信的东西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使得法轮功等邪教得以大行其道。

　　第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文化影响，除了武术、孔子、中国古代的四大文明、长城等东西外，不能向国际社会提供比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更好更先进的价值理念，因而中国的模式缺乏文化影响力和感召力。

　　从十八大就任党的总书记以来，无论是在中国的内政还是外交方面，习近平都展现了许多新理念。这种治国理念既来源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实践发展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来源于习近平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提炼和总结。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是习近平治国理念的重要来源，在习近平倡导的“中国梦”、以民为本、以法治国、人与自然和谐一体、新型国家利益观等重要的治国理念中，都能见到这些理念中的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厚重的历史影响。

　　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抓三进”（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进教材、进课堂 、进头脑）的思想，这是非常及时，非常重要的。习近平在北大与学生的对话中，强调了《管子》两千多年前提出的文化安全的观点：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直接把礼义廉耻等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因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对提高民族的文明道德水平，降低群体事件，增强社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建设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抵御各种消解民族凝聚力的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对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文化影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是再造文明中国的行动纲领。只有构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才能从根本上为保障国家安全提供强大的思想文化的安全屏障。

　　构建总体安全体系要有顶层设计

　　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构建总体安全的第一步。要完成总体安全的构建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首先，应该有一个能够反映中国安全形势特点、任务、宗旨、目标的国家安全战略。虽然有关方面一直在进行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但到今天为止，我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尽快完成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研究是一个迫切的任务。

　　其次，必须有一个反映总体安全的国家安全法。过去的相关法律法规涉及的国家安全概念，都是某一部门、某一领域的安全立法，比如食品安全、生产安全、运输安全、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等，没有一个总体上概括国家总体安全的法律。一些领域的安全立法也不完整，比如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网络安全、文化安全等就缺乏相应的立法。

　　第三，尽快完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和运行规则。比如，现在中国有几千亿国家资产流到国外，暴露出国家资产监管的巨大漏洞，应该设立金融安全局专门监管；又如，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被外资控制，应有专门机构审查和评估外国投资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第四，从文化入手，强化国家、社会、国民的安全意识。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命运，也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命运。国民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最终受益，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动力。应当强化国民的安全意识，形成凡是危害国家安全国民安全的，自觉进行抵制；凡是有益于国家安全国民安全的，自觉进行维护。不做危害国家安全和国民安全的事情，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从自己从事的工作做起。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