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互联网+理论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话语体系

　　理论创新是解决当前我国发展中各种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理论创新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方面，充分体现了理论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实施，“互联网+理论创新”的发展方向也必然会成为“十三五”时期理论创新的重要形式之一。然而我们也应当清醒认识到，互联网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效传播途径，也是一些理论杂音的主要散布渠道，网络环境中的意识形态斗争态势严峻。加快推进具有时代特点的“互联网+理论创新”，对加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网络话语体系，维护国家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互联网+理论创新”是破题之笔

　　“互联网+理论创新”，既是理论研究方法的创新，又是理论宣传手段的创新。一方面，“互联网+理论创新”在以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的支持下，实时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动态，提高采样的覆盖率和样本分析的准确性，成为创新理论分析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互联网+理论创新”在互联网传播方式普的前提下，提高了理论研究成果的时代化、大众化水平，创新了理论宣传途径，提升了理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效能。

　　运用“互联网+理论创新”的方式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网络话语体系，要求理论创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同时，立足网络思维的特征和网络传播的特点，充分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研究工具，迅速标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圆心，分层次、多角度、最大程度地凝聚网络主流民意，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话语体系最大的同心圆。

　　互联网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其他思潮交锋的主战场，是渗透与反渗透斗争的最前沿。开展网络强国战略以来，互联网主流媒体的法治化、规范化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自媒体发展中的无序性、对抗性问题也暴露出来。互联网之中思潮林立，自媒体中主流思想缺乏有效组织，以致“自干五”成为了自媒体中主流思想的代名词。党对网络话语体系的领导面临着复杂的局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网络话语体系势也面临许多困难。加强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时代的适应性研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与互联网时代社会发展特点深度融合，是破解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话语体系难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互联网+理论创新”要树立政治纪律底线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自媒体的迅猛发展，许多理论工作者在网上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微博，将网络自媒体作为发表观点的重要渠道。然而，有部分理论工作者在对网络自媒体言论发表的报批审核问题上重视不足。其中有一些人对网络自媒体的公开性非但没有清醒的认识，甚至不顾纪律约束将网络自媒体当作自我炒作、哗众取宠的工具。一些理论工作者大谈其身为“学者”所拥有的“言论自由”和其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却恰恰忘记了自己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应该遵守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错把“妄议中央”当作了“理论创新”。

　　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共产党员违法政治纪律行为的处分作出了明确规定，将“妄议中央”的违纪行为进行了详细说明。然而面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中业已形成的言论边界，一些理论工作者的越界言论依旧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上肆意传播，原因何在？这里面固然有种种复杂的原因，而违纪成本低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些单位对于屡次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工作人员仅作停职、停课、不续聘职称的处理，违纪成本极低。一些长期“妄议中央”的理论工作者则做起了名副其实的“砸锅党”，非但可以以各种理由不参加工作并依然享有国家给予的各项保障待遇，还继续通过自媒体发表各种同中央精神相悖的观点。违纪成本低导致的纪律失效，不可避免地对政治生态产生了“蝴蝶效应”。那些敢于同“妄议中央”行为斗争的人面对来自内部的压力越来越大，明哲保身、避而不语的人越来越多，“妄议中央”甚至成了一些人成名的捷径。

　　“互联网+理论创新”要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话语体系建构中的纪律底线问题，就是要在已有的政治纪律边界基础上，对理论创新研究和宣传的方向进行引导，增加“妄议中央”的违纪成本。一方面，要强化国情、社情和党情意识，引导广大理论工作者对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研究方法、手段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运用，不照搬照抄西方的研究路径和研究结论；另一方面，要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理论宣传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对在微博、博客、微信等网络自媒体中言必称西方、歪曲中央大政方针的理论工作者，要建立网络黑名单制度，运用技术手段屏蔽其言论、取消其在互联网上利用公职认证的身份，并在互联网公共平台上予以公布，使其失去继续运用互联网发布错误理论的渠道。

　　“互联网+理论创新”要构筑内外有别的成果传播机制

　　从一些高校教师在大学课堂上的“呲必中国”，到部分理论工作者在网络上的“妄议中央”，引发了一场场关于理论工作者是否享有自由宣传个人理论观点的权利之争。然而，“理论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在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话语体系纪律底线的同时，还要运用“互联网+理论创新”为不同的理论创新观点构筑一种内外有别的成果传播机制。

　　理论创新是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对国家未来的政治走势和政策制定提供思想支持的重要作用。理论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政治性和政策性。这一特点，决定了我们党在理论宣传上内外有别的宣传口径。理论工作者作为承担党和国家理论创新重任的群体，他们的研究和宣传行为是公职行为。在互联网不够发达的时代，理论研究成果的受众面主要集中在“体制内”，其受众的政治觉悟普遍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有比较成熟的政治判断力。到了互联网时代，理论成果和理论观点的受众面呈几何级数扩大，受众来源也由以“体制内”人员为主向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受众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判断能力参差不齐、政治立场各异，原有的内外有别的理论宣传渠道早已经不复存在。这种现实变化，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话语体系是一种直接的挑战。

　　“互联网+理论创新”要担负起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话语体系成果传播机制的重任，关键在于统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特别是自媒体的传播管理方式，建设线上互动、线下沟通的协调机制，加快理论成果在广域网和局域网中内外有别、分类传播的步伐。首先，要加快整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管理方式，理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传播间的体制矛盾，加快建设一批有影响力、与传统媒体互动紧密的线上自媒体代表。其次，要提高对网络代表人士的统战工作效能，组织一批具有与网络代表人士进行网络线上对话能力的“大V”团队，建立与网络代表人士线下沟通的长效机制。再次，要加快创新理论成果传播的局域网途径建设，为政治敏感性强、内部争议度高的理论成果提供一条非公开的、局部讨论性质的传播渠道，解决理论创新中的宣传纪律和观点突破间的矛盾。　　

　　“互联网+理论创新”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话语体系，不仅要解决网络意识形态中现有的突出问题，还要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长效机制进行研究，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话语体系的新型智库提出了现实要求。2015年1月20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新型智库建设有了纲领性的指导。其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从当前的具体情况看，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话语体系研究的机构分散、人员结构单一，其研究工作主要围绕短期热点问题展开，研究对象主要是应对网络热点问题的公共政策、缺乏对战略问题的研究，研究成果缺少作为制定长期战略决策依据的生命力。这些问题都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话语体系的建设，影响国家网络意识形态的长期安全。

　　理论创新是新型智库建设的灵魂。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话语体系新型智库建设的过程中，“互联网+理论创新”有着鲜明的优势。首先，“互联网+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长期关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领域，已经有了相当一批关于互联网治理的前期研究成果。其次，围绕着“互联网+理论创新”的主体，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影响的代表人士。再次，“互联网+理论创新”融合了互联网、大数据方面的前沿技术，形成了较为先进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可以说，“互联网+理论创新”已经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话语体系的新型智库准备了非常重要的人才和技术储备，这是新型智库建设的关键。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清醒认识到，仅仅以现有对“互联网+理论创新”的认识理念，也难以支撑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话语体系新型智库的全部重担。作为互联网时代特有的理论创新理念，“互联网+理论创新”还需要在实体机构的建设、资金保障的力度、成果转化的渠道、组织管理的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建设。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话语体系新型智库建设面前的首要问题是：需要建立一个以“互联网+理论创新”为特点的、专门从事国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独立实体研究机构。只有拥有了这样一家专门的独立实体研究机构，针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才能从广义的国家安全研究和狭义的网络技术安全研究中独立出来，在满足短期行政需求的公共政策研究基础上，形成一个针对性更为突出、专业特点更为鲜明、以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长期战略为目标的独立学科。围绕着建设这样一家专门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智库型研究机构，资金保障、成果转化和管理机制等问题才能在实践的过程中一一得到破解。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网络话语体系，是我们党在互联网时代为改革发展凝聚共识的重要途径，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突出表现。加速互联网技术与理论创新的融合，运用“互联网+理论创新”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网络虚拟环境中的主导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必然要求，也必将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和互联网持续健康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杨林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