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长征

　　四、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社论指出：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

　　中央红军长征371天，经过少数民族地区132天；红四方面军长征19个月，在少数民族地区达15个月；红二方面军驰骋18640公里，在少数民族地区行进5660公里。

　　红军长征穿越了苗、瑶、壮、布、藏、羌、回、彝、纳西、东乡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区，地域辽阔，山高路险，经济发展缓慢，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对立、仇视。

　　长征开始后，红军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下，不断转战、突围。为消除民族隔阂及少数民族对红军的疑虑和戒心、顺利抵达甘陕地区会师，中共中央设置了专门的民族工作机构，制定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具体政策，各路红军发布有关指示、决议、布告、宣言，张贴通俗、形象的标语、法规、口号、壁画，使少数民族了解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和政策主张。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湘桂民族区域宣传共产党主张平等、民族自治。1935年《八一宣言》声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毛泽东亲自对红军官兵交待：你们必须与各族人民建立亲密的关系，以平等态度对待各族人民。

　　红军总政治部提出了联络和争取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并同他们订立各种政治的与军事的联盟，改变了过去把少数民族上层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并列一起反对的政策；红军规定绝对不打彝民土豪、不打藏族土豪、不立即提出没收土司的财产土地等。1935年5月，刘伯承主动和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结盟，小叶丹等彝族民众的护送红军畅行七天直达安顺场，赢得了抢渡大渡河的胜利。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争取白利寺活佛格达的支持走出了草地，在甘南卓呢争取土司杨积庆撤除工铁布防线顺利转移。

　　红军中绝大多数官兵虽出身贫苦、目不识丁，但言行真诚朴素、以身作则，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每到一地立即派人调查当地风土民情并印成“情况通报”，把民族政策编成歌谣来宣传；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编写少数民族与汉族语言文字对照表，汉文和少数民族语文同时使用；保护少数民族人民利益，严守纪律，所到之处不随便进民房，不吃老百姓的饭，为老百姓背水劈柴、救疾治病。少数民族群众从中看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阀的区别。   

　　红军帮助各民族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吸收少数民族优秀分子或分配少数民族红军干部战士参加；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开办学校培养藏族干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开办蒙、回干部学校和训练班等；提拔和使用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如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关向应是满族、红九军团长罗炳辉是彝族、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师长马骏是藏族、大金川省回民委员会主席肖福祯是回族阿訇等，为建立红色政权提供了人才，为民族区域自治准备了人才。

　　少数民族群众看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真诚、团结他们的真心，最大支持了已无根据地可供依托、经年远征作战的红军，黔西北苗、回、彝、汉5千余人参加中央红军；献出家中门板铺垫泸定桥、赤水桥，使红军跳出敌人包围；掩护红军伤病员，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使这支脚穿草鞋、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队伍锻铸成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之旅。

　　蒋介石指望红军被消灭在民族关系紧张的藏、回地区，还飞到成都命令华西军阀消灭进抵彝族地区的红一方面军，重演石达开的太平军在大渡河一带被消灭的历史，但幻想破灭了。

　　朱德说:“我们体现了马克思的名言，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蒋介石在成都等待了好几个月，可是历史并未重演。”

　　五、红军所到之处，保护宗教活动场所，对寺内大殿和经堂派岗加哨，对佛器、经书、建筑严加保护。

　　长征中，红军在湖南、贵州、四川、云南、宁夏、甘肃、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滞留最久，这里的苗、彝、纳西、傈僳族等信仰基督教、天主教；藏、土家、纳西族等信仰佛教；白、瑶族等信仰道教；回族信仰伊斯兰教。

　　中共中央发布宗教工作决议、布告及指示，在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的同时稳妥处理宗教问题。

　　各路红军进驻少数民族地区时郑重宣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红一方面军1935年9月到达甘肃哈达铺回民区，特颁布《回民区域政治工作》规定：进入回民区域应先派遣代表同阿訇接洽，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获得许可后才准进入回民乡村宿营，否则应露营；保护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自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不准借用回民器皿用具等。当地回民看到红军到郊外煮饭，顿生好感。

　　贺龙部途经云南中甸藏传佛教最大喇嘛寺时，表明共产党尊重宗教信仰，红军不动喇嘛寺内的一切，加岗放哨保护寺庙、僧侣们的安全。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彝族聚居区，规定不许侵犯少数民族的祠堂、不准乱动彝族的灵房、神龛，及时查处了个别战士将喇嘛衣服撕破打草鞋、将经典用来铺睡等问题，并“处罚十一团政委（给以警告），并印发通令公开在支部各种会议上斗争”。

　　红军努力推行政教分离政策，主张民主管理宗教。1935年6月，红军在给康藏民众的宣言中称：“宗教与政治必须分离，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同时人民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宗教不得干涉政治。”1936年3月、5月，红四方面军先后指出：“政教必须分离，喇嘛等绝不能干涉政权机关。”同时宣布“在法律上，僧俗一律平等，喇嘛犯法一样依法处理”。

　　红军加强与活佛、阿訇、祭司等宗教上层进步人士的沟通与互信，吸收当地头人、土司、喇嘛和阿訇等宗教上层进步人士参加建立地方民族政权。毛泽东、朱德、贺龙、刘伯承等都亲自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有的还订立了政治或军事联盟。陕甘回族中的一些阿訇以及其他许多信教的爱国者支持红军、参加革命；贵州镇宁布依族头人陆瑞光护送红军过境英勇就义；松潘羌族世袭土司安登榜放弃土司地位和家业参加红军。

　　对虔诚传教并对中国革命予以同情的外国宗教人士宽以相待，1934年10月红六军团至贵州境内扣留了天主教瑞士籍勃沙特等人，带勃随红军长征并在生活上照顾，肖克、王震等红军领导为勃获释饯行并提供足够的路费。勃沙特1936年12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回忆录《神灵之手》，以其与红军相处十八个月的经历告诉人们:“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其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该书帮助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扩大了影响，回击了西方和国民党对红军诬蔑、攻击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