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长征

　　六、著名史学家胡绳说：大批中间的力量参加，政治力量的对比就变了，这就是人心向背起了决定作用。

　　中间力量主要指部分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他们以其特有的社会面貌广泛联系社会各界人士，份量不小；在国民党上层和地方实力派、文化教育界、政治经济界、科学界以及爱国青年学生、华侨中有地位，影响不小；创办了许多报刊引导社会舆论影响政治走向，政治上活跃且步调基本一致，力量不小。

　　抗战之初，有的中间力量轻信国民党的抗战许诺，把胜利的寄托押在蒋介石身上；有的中间力量公然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取消陕甘宁边区，将马列主义暂搁一边。国共双方虽都力争中间力量站在自己方面，但都不会使自己的政策受中间力量的左右。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率先提出红军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同感共产党民族精神和民主意识的觉醒，热烈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呼吁国共两党“互相宽容”、“破镜重圆”，对蒋介石形成了巨大政治压力。

　　中国共产党在长征路上发表《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民族危亡关头，团结、抗战、民主成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实行合作最直接、最基本的动因。1935年10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领导人陈铭枢致电蒋介石“非停止内战无以抗敌, 非全国抗战无以图存”。1935年1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由最初的反蒋排共转变为反蒋联共抗日，逐渐走上了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1935年12月12日，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等 280 余人，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深切忧虑和奋起救国的决心。

　　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感到，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不计前嫌，以极大的政治情怀和社会责任促成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共产党的让步，应以行动积极配合。

　　宋庆龄坚决支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1月,请曾是共产党员的董健吾牧师到延安，使中断了近十年的国共关系重新联上；同时，宋庆龄又协助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去陕北采访，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不仅首次让世界了解到红军，而且使国统区中很多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从不理解到心存同情再到隐约怀有某种期许。   

　　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赴上海，紧紧依靠鲁迅，与茅盾、郑振铎通力合作开展文艺界统战工作，9月中旬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郑振铎、林语堂等21人在宣言上签名，文艺界统一战线已然形成。

　　1936年8月，毛泽东负责整个统战联络工作的领导，把建立统一战线工作放在第一位，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公开倡议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民主共和国。毛泽东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说明：“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

　　毛泽东针对不同统战对象，有的通过信件交流，或联络感情，或阐释主张；有的派人当面协商，或陈述利害，或提出要求。毛泽东亲自致函各党派、民主人士、学术师友、社会贤达共70 多人。1936年9月，毛泽东派潘汉年当面听取宋庆龄对具体组织统一战线意见，并请宋庆龄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与潘汉年一见。1936年9月18日，毛泽东致函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希望今后“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致信学界泰斗蔡元培，说明“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蔡元培读后不顾年迈之身，去南京见蒋介石要求国共共同抗日，不答应就不走。

　　中国共产党将民主党派及中间党派、民主人士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政治上争取团结合作，组织上切实扶持帮助，利益上充分尊重照顾，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创造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机遇，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奠定了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

　　许德珩、马叙伦、杨秀峰、张申府、程希孟等教授，在“一二·九”运动后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爱国民主人士主动与共产党地方组织及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接触，并通过派代表、设电台、开座谈会等形式与共产党保持特殊的联系。李济深、蒋光鼐等呼吁各党派共同组成联合战线武装抗日。马叙伦“西安事变”前后两次入川，劝说阻止四川军阀刘湘对红军的围剿。第三党的黄琪翔邀请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一起到他家座谈，促进国共合作；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等派党员罗任一去西安，利用与杨虎城的老关系, 多次与张学良商谈推动联合抗日。救国会通过爱国人士杜重远做东北同乡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表示“不会辜负众友人的期望的”。张学良1936年7月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拜访了他，并同他就组织联合阵线、抗日救国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直处于各自为政、涣散状态的中间力量，在红军长征期间勇敢地站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前沿，赢得了民众的好感和尊重，赢得了共产党的赞许和支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他们作出了不同的政治抉择。张澜先生曾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对民盟的引导，我们民盟还不知道走到哪儿去呢。”

　　著名史学家胡绳总结说：“……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 (下接第12版)

　　七、毛泽东在长征前就指出：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红军长征前后的地方实力派，主要有桂系、粤系、滇系、冯系四大派系，还有川系、晋阎系、绥傅系、陕杨奉张系等，他们拥兵自重，封疆自保，掌握一方大权。

　　长征中，蒋介石先后调动300多万陆军、骑兵、空军等，既有中央军，也有地方实力派，还有少数民族中反动土司、头人的部队等，企图将各路红军消灭殆尽，也试图趁机削弱和控制地方势力，以收一石二鸟功效。而南方的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以求半独立状态；西南的地方实力派既怕蒋介石乘机染指地盘，又怕红军入境动摇自己的地位，不惜与红军妥协。

　　毛泽东在长征前就指出：“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1934年7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联名发表北上抗日宣言，声明愿同全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为最大程度争取部分地方实力派保持中立或观望提供了条件；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为与地方实力派合作提供了保证。实际斗争中，将民族、国家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以统战为主辅之以军事打击，以军事打击为主辅之以统战，既联合又斗争，双管齐下，巧妙周旋，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粤系陈济棠是中央红军最早遭遇的地方实力派。1934年10月，蒋介石安排重兵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陈济棠深知蒋介石是“借刀杀人”，明里摆出进攻红军的架势，暗地派代表到江西苏区与红军秘谈，达成包括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必要时互相借道等协议，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提供了良机。

　　滇系龙云对蒋介石素有戒心，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滇军只追不堵让其过境；1936年2月，肖克率红二、六军团进入云南，写信给滇军将领孙渡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龙云知悉令孙渡只尾追红军并送出滇境。

　　川系杨森在1934年初与红四方面军协商达成了分驻巴河两岸、互不侵犯的协议，川军还给红军送去食盐。1935年5月，中央红军入川，杨森主动与朱德信函往来，红军不放一枪一炮安全离川。朱德、刘伯承还致信川系邓锡侯：“国难当前，红军和川军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邓锡侯受到感化、也为保存实力，命令追击部队与红军保持一天行程的距离，以应对蒋介石。

　　桂系与中共早有来往。李宗仁曾表示完全赞成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两广事变刚平息，桂系代表钱寿康到陕北保安向中共中央通报情况，并送交与中共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书面文件。毛泽东写信给李济深：“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能容易达到目的的”，希望他和李宗仁、白崇禧派专人来陕常驻，沟通情意。

　　在华北，军界、地方实力派直接感受日本大肆军事扩张和经济封锁，是最有可能争取成功的统战对象。1935年8月14日，毛泽东分别致信均曾为西北军将领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和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天津市长张自忠、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希望他们确立抗日决心。张友渔、张经武等深入开展统战工作，推动了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的抗日。

　　在西北，这是陕北根据地的周边，与苏区安危休戚相关。1936年9月和10月，主力红军会师陕北，但并未真正摆脱蒋介石的军事围剿。毛泽东分别致信杨虎城及其总参议杜斌丞，周恩来与张学良秘密会谈。中国共产党经过努力，与张的东北军达成了停止内战、互派代表、共同抗日等协定，与杨的十七路军建立了停止军事对抗、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关系，实现了“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24日、25日周恩来两次见蒋介石磋谈，蒋介石最终当面做出“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承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党的历史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1935年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公然对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马占山、傅作义、宋哲元、蔡廷锴、蒋光鼐、冯玉祥等的统战，加快了对地方实力派统战工作的步伐。1936年6月，邓发赴新疆与盛世才联系。1936年9月，彭雪枫携毛泽东的亲笔信赴兰州，同于学忠就双方立即停战、联合抗日救国等进行会谈。1936年夏，彭德怀西征中派朱瑞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还给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发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的提议。1936年10月，毛泽东派彭雪枫赴山西做阎锡山工作，并初步建立了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粤系、滇系和川系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加固了长征胜利的基础；通过对华北、西北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巩固了长征胜利的成果。从此，中国出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举国一致抗战的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