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谭慧珠：基本法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

记者专访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谭慧珠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丁一鸣 刘志敏）：谭慧珠女士是目前在香港讲解基本法的不二人选。她出身大律师，曾经作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亲身参与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诞生过程之中；曾任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成员以及临时立法会议员，亲身经历了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现在她任职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在多个关键时期站出来，不断向港人强调基本法要义，力求对基本法的正确认知深入人心。以下为专访全文：

　　记者：您是法学出身，又任职基本法委员会。在您看来，回归二十年以来，基本法是如何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的？ 

　　谭慧珠：我们就分四个方面来说吧。

　　第一先讲经济，经济比较容易谈。我们在回归前、所有与金融、财政、税务、关税、国际协议、经贸有关系的条文，全都保留了。我们不需要向中央纳税，这一点可能内地很多地方都觉得我们这个特权很大；我们也不需要交驻军的费用，英国时代我们要交的。香港财政方面是完全独立的，也保持着低税率、自由港等所有的条件。这个是最容易写的条文。

　　另外，所有有关香港本来已经参加的国际协议，比如说WTO等各方面，都保留了。航空也保留了；你知道现在香港作为一个航空物流中心、对外飞的降落权很重要，香港可以自己去谈——当然是需要最后中央批的。

　　第二讲科教文。所有香港本身的教育制度、宗教自由、对世界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所有原有的制度都保留下来。学校的教育——你只要不犯法——学校里怎么管理，这个自治权是非常大的。

　　第三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人到今天都还觉得，中国的宪法对香港不适用，因为基本法已经代替了宪法。这个完全是错的。宪法在一个单一体制的国家内，每一个角落都是适用的。我们解决的方法是在基本法的第十一条：有关香港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司法各方面制度，均以基本法为依归。如此凡是这个小地方里面的社会制度就不用再看宪法了，但是不等于宪法不适用。因为人大常委会很多时候做决定都是宪法给的权。

　　再一层就是很多人都说，除国防与外交之外，就都是香港的高度自治权的范围。这个也是错的。比如行政长官的委任、人大的释法，都是中央有权同时不属于国防、外交范畴。

　　还一层就是解释法律的问题。我们的宪法把基本法的解释权给了（人大）常委会，这个肯定不会改的，这个是立法权、大陆法的法统。而香港是普通法的法统，是在英国人传统下、香港一直都保留的、普通法下的司法解释权，也就是“法庭解释是最终、最后、最权威的解释”，香港有终审权。那么，解释基本法时就有冲突了，究竟谁是最权威？当香港1999年出现吴嘉玲居留权案，很多香港法律界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人大）常委会有最终解释权。现在释法到了第五次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基本法是授权性法律，只有常委会有解释权。

　　接下来一层就是基本法第23条，让香港自行立法禁止煽动叛乱、分裂国家、颠覆中央政府等行为。在回归以前，英国的普通法是有一个罪叫“叛国”，主要说的是危害英女王本身和她的后裔或者国会、或者分化她的领土，就是叛国，但是香港回归后肯定这个不合用了。我们有个法律的空隙：本来作为一个主权国，中央政府是百分之百有权立个法律说“基于附件三”（让叛乱罪）成为香港法律。但是中央是非常非常宽容，让香港自己立法；在香港咨询、立法会通过、行政长官签署；假如有人被怀疑犯了这些罪，适用于普通法的保护，让当事人可以不出声、不置辩，他可以找自己的律师、有法律援助、有陪审员的审判，还有要证明到没有合理疑问；判了罪以后在香港服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待，也是我们应该尽的责任——这个不是一个权利，而是一个责任；中央相信你，把这个权给你、让你自己做，我觉得香港在这一方面做的很失败，被人利用为一个借口，说23条立法是剥夺我们的人权自由、打压什么的，都是错的。反而我看这几年的发展，因为没有这个法律，对香港的危险更大。有这个法律，就没人敢胡来。法律是保护无辜的人的，不是保护准备犯法的人的。

　　最后一层中央地方关系，就是有关中国国籍法的变通解释。这个是筹委会一个决定：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虽然在外国可能有居留权或者绿卡，只要不去入境事务处申报国籍变更，就仍然是中国公民，还可以拿到或者保持香港的永久居留权，可以拿香港护照。这个高度自治权了不起，因为香港自己发护照；没有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加利福利亚不可以自己发护照，对吧？香港可以自己发护照。香港还有自己的货币。所以，我觉得，中央对于香港的政策是非常优待、非常宽松，但是香港人需要了解，在写基本法的时候，刚才我说的几个课题都辩论的很厉害，最后敲定还是尽量给香港发展的空间、自由决定的空间。

　　第四点——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是港人治港里面最难解决的问题。香港很多人以为，民主就是一定像西方一样，一个在野党、一个在朝党，轮流替换。但是我们只是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中央委任，我们是一个垂直式的民主，不是一个平面式的民主。行政长官一方面对香港负责，也要对中央负责，所以不可能行政长官因为是香港人选出来，就以香港为名义，向中央力争，连基本法不可以给的都要争，比如说引起“占中”的公民提名。

　　政治体制方面，香港存在西方的影响。我说西方影响，一方面是民主模式的影响，另一方面是透过我们的传媒或者某些活动的支持在影响。影响不但是理论的影响、也有实质性的影响。在香港，普选是很大、很重要的问题。写基本法时，设计政治体制是行政主导；英国人管的时候是行之有效的部分，而特别行政区是一个地方政府，也应该行政主导，不应该立法主导。另一方面，行政和立法之间是互相配合、互相制衡，不能只是制衡。现在立法会已经做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老是制衡，不做配合，所以香港给拖了后腿了，很多应该发展的东西，基建也好、政治也好、科技创新也好，都拖慢了，对我们有坏影响。

　　政治体制是政权，有人认为这里有一个权力的空间。因为选举产生立法会议员，立法会有它的权。那假如你在立法会里面占了多数，你就差不多在重要的事情上——立法也好、拨款也好——对于政府差不多是可以反控制的。有人就觉得有这个空间。而对于怎么样选举、怎么样提名，2014年中央就按照基本法的原意、基本法第45条做出阐释，普选要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经民主程序提名2到3个人，然后香港的登记选民一人一票去选。

　　提名委员会的重要性是什么？第一，不需要政党，我们不走政党政治（道路），行政长官假如之前是政党的成员，当选后还是要离开这个政党，因为他/她是向中央负责，按基本法管治香港，不是向某一个政党负责；第二，提名委员会的组合是四大界别，谁也不能吃掉谁，均衡参与，这个可以照顾不同阶层的利益；他们也达成一个共识，就是这两、三个被提名人可以管治香港，由大众去选。所以提名委员会对整个选举来讲，是最核心的问题，确定了选举模式不是政党的选举、而是一个兼顾各阶层利益继续发展的体制。

　　由于有选举，在竞争里慢慢形成裂缝，这些裂缝每一次选举都越裂越宽，所以到目前为止，香港社会经常有个字出现：撕裂。幸好林郑月娥女士此次选举里面，建制派百分之百团结起来，这个是非常好的基础，因为毕竟他们在立法会里面是多数。接下来我们要看建制派怎么样把香港带到一个新的方向。

记者专访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谭慧珠

　　记者：基本法在香港的实施，二十年来对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谭慧珠：具体的成果很多了。香港是连续23年是美国传统基金会评选全世界最自由经济体；我们的司法独立是全世界排第四，亚洲排第一；我们是世界第三大国际仲裁中心，亚洲第一大。法治与经济是很密切的关系，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一直都在领先。所以基本法对我们的繁荣有很大保障。

　　谈到稳定，刚才讲到，我们不会很急速的、很快的变成一个政党对峙的地方。我们看别的很多地方，比如中东、亚洲一些地方，是太快了，接受、或者吸纳、或者采用了外国的平面式的、对峙式的民主，社会乱得很快。我们基本法是保证行政主导，不用政党对峙这个办法来运作。其实，现在很多人也有疑问，疑问西方式的民主是否已经开始没落，很多人开始思考，甚至美国常春藤大学里面的教授都站起来说：可能中国的模式还不错。所以我觉得，香港也能从行政主导这种安排中，避免了社会更多的撕裂，避免了我们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了政党政治方面。

　　记者：您认为目前基本法实施中，有面临什么具体的挑战吗？

　　谭慧珠：具体的挑战就是一般来讲香港人很忙，平常根本不理基本法说了什么，只是说“哦，有些争议，有些政治方面的争议啊”的时候，才看基本法；或者要释法的时候。比如最近有关宣誓、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问题，起初很多人反感，认为在个案庭审期间，法庭还没审、你就释法了；但是结果释法后，效果非常好，大家都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其实这就是你怎么样去解释法理上你的根据、道理上你的根据、情理上你的根据，因为你不可能让一些不拥护基本法、不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没有诚意去做那些任务的人，进入你的权力机构啊，谁能让一个侮辱自己华人民族尊严的人当立法会议员啊？所以那么做是非常合法、合理、合情的，效果非常好。所以我的看法是，该做的还是做，只要在法、在理、在情，尽量让香港人明白。

　　记者：您认为未来香港应该如何继续执行基本法？尤其是现在有人会提到所谓“五十年之后”，即2047年之后会如何。您看接下来30年基本法应该怎么样继续执行、或者丰富发展呢？以及2047年之后会怎么样？

　　谭慧珠：1986年邓小平先生见香港基本法草拟委员的时候，我也在坐，我就听到他说：“五十年不变，我看五十年时候也不需要变。”但还是要看香港本身怎么样。如果我们港人治港完全按基本法、一国两制的轨道去进行的话，那就确定是一直走了。2047只是一个数字，不会改变一国两制；但假如我们在余下的30年，变得不守基本法、不尊重主权，那我的看法呢，是肯定要变了。但我还是乐观的。

　　你看最近那个粤港澳大湾区，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看香港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有人说它是再工业革命，我感觉那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就是人工智能代替人的职位。香港GDP的92.6%是服务业，其中很多从业的人并不是高增值的职位。而且香港是市场经济，不像在内地，政府会做一些调整、保留一些职位。假如我们的市场经济说，车不需要人驾驶了，银行里面不需要柜台员了，你看香港还有什么出路？所以我们一定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可以再闭目塞听，否则面对再工业革命，我们应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