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问题使瑞典政治与社会加速冲向极端

　　近期，瑞典政坛充斥着焦虑和相互指责。9月9日，瑞典议会大选中，极右翼民粹政党瑞典民主党获得17.6%的支持率，以在议会获得62个议席的成绩进一步巩固其第三大党的地位。其后在9月25日，瑞典时任首相、社民党主席勒文在瑞典民主党召集其他中右翼政党发动的不信任投票中落败，成为瑞典历史上首位因弹劾案而下台的首相。瑞典政治乱象的背后，更多聚焦于欧洲难民问题给瑞典政治、社会和安全带来的冲击，难民问题导致的深刻负面影响将瑞典逐步推向更为保守和极端的发展方向。

　　自二战以来，瑞典一直对移民和难民抱有包容的态度，二战后曾经吸纳了来自东欧、南欧和土耳其的打工者，波黑战争前后吸纳大量巴尔干难民，自21世纪之初也不断接纳来自中东的难民。然而，自2015年中东动荡造成欧洲难民危机以来，北欧国家涌入的难民数量大幅飙升，仅2015年瑞典就接纳16.2万名移民或难民，绝对数字仅次于在欧盟内的德国，人均接纳数更是达到欧盟之首，在2016年和2017年每年抵瑞难民仍旧达到3万人左右。超瑞典负荷的难民涌入后，瑞典的经济、安全等方面压力陡然增加。

　　在经济上，难民给瑞典带来的经济负担不可小觑，瑞典曾因避难所数量不足而租借豪华游艇供难民居住，日租金高达9.3万美元，即使没有得到居留申请的难民，瑞典政府依然会发放每人140美元的补贴。瑞典移民署曾指出，2016-2017年瑞典安置难民要额外花费84.1亿美元，年增加支出将达到瑞典财政预算的4%。时任财政部长安德森曾无奈向难民喊话“不要来瑞典”。而瑞典的高福利体制正是建立于高税收和高公共支出之上，瑞典在经济上对难民的慷慨也激化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认为难民侵占了本应用于本国民众的公共资源，在金融危机后面临贫富差距、失业等问题浮现的同时，更多地支持民粹政党和反对党带来的“不同选择”。

　　在安全上，瑞典在难民危机后相对平静安详的环境被彻底打破，移民和难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冲突频频发生。一方面，移民后裔及难民制造的恶性犯罪事件时有发生，斯德哥尔摩、哥德堡等大城市部分街区本地人甚至不敢踏足。更严重的是，瑞典面临的恐怖主义风险也大幅上升。2017年4月，斯德哥尔摩紧随英国之后发生卡车撞人恐袭事件。民众长期以来的安全感由此支离破碎，呼唤国家主权给予的更多安全保障，使得民粹政党的反移民呼声在民众观感角度似乎变得“合乎情理”。

　　因此，瑞典的政治和社会思潮大幅右转亦不出人意料。社民党执政期间虽然不提及反移民口号，却在实际政策中贯彻加强审查、遣返及边境管控等措施。在反对党方面，中右翼政党和瑞典民主党等极端政党均在移民牌上进行激烈竞争，并且大力抨击瑞典过去数十年的移民融合政策缺陷。同时，民粹势力在议会影响力不断上升，瑞典传统政党间组阁的可能性愈发薄弱，社民党和中间党对“小伙伴”的依赖性更强，使得党派间相互叫价、博弈更为激烈，合作、妥协、协商的政治传统更加稀薄。首相勒文因不信任案而下台也显示传统政党已经开始打破禁忌，尝试与民粹主义合作。而在社会层面，瑞典的排外主义和极右翼思想随着难民危机和民粹化趋势而沉渣泛起，不时出现极右翼青年攻击移民难民，火烧避难所等事件发生，进一步加剧了移民难民与本地人之间的冲突与对立，使社会和族裔间融合向着恶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由此看，难民危机及其衍生的社会政治变化已经将瑞典推向了国家发展和治理的十字路口，如何处理开放包容的价值观与移民难民带来的实际问题之间的关系，如何让社会政治秩序避免向极端化方向发展，都是未来瑞典政府乃至整个欧洲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从目前瑞典政坛正向着失序与偏激滑去的趋势看，整个国家价值理念正向着未知水域而去。（董一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