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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万安“大村长”扶贫有一手

2018-10-08 11:05:30|来源: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编辑:赵妍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卜卫军):按照计划,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此外,中国还庄严承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过去五年,5000多万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贫困地区迎来了历史性的跨越和巨变。时至今天,可以说,通过常规手段能够成功脱贫的已经完成,对政府,对群众来说,剩下的脱贫任务是真真切切难啃的硬骨头。还剩两年时间,江西省万安县开创性地实施“大村长制”以应对这一巨大挑战。

  今年7月底刚刚脱贫摘帽的万安县位于中国南部的罗霄山特困片区,到2017年底,全县61个贫困村已退出51个,贫困人口降至2614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99%。为进一步将脱贫工作做实,万安县县领导、相关县直单位负责人、乡镇负责人在各行政村担任“大村长”,实现全县135个行政“包挂村负责人”全覆盖。此外,县领导每人增挂一个边远山区贫困村。说起“大村长”的缘由,万安县扶贫和移民办主任罗昭华介绍说:“2016年成立大村长制度之前,各个地方都安排了帮扶,到村里的帮扶队有好几支,镇里面有一支,万安县扶贫办有一支,还有一支驻村工作队在,各管各的,打乱仗,比较混乱,人都下去了,但是做事没有序,没有统一的指挥。然后,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大村长制,明确一个人做总负责,把这几支队伍协调起来。”

  在罗昭华看来,“大村长制”的实施就是为进一步压实责任,确定脱贫攻坚工作责任主体,确保扶贫工作有序推进,“他这个人下去之后,就把队伍全部统一起来,由他指挥,安排工作,县里开会的时候大村长都要参加,得到指示直接回来传达,怎么来安排,哪一些人做什么事,几支队伍全部都听他一个人的。而且大村长对全村的脱贫攻坚负总责,做得好要表扬,做得不好要追责,从大村长开始一路往下追。”

  事实上,作为县扶贫和移民办主任,罗昭华也担任了一个村的“大村长”,刚开始觉着压力特别大,因为除了要完成自己本身主任的职责之外,每周还必须在村里驻扎几天,督促协调各项工作。不过,随着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手握不少县扶贫资源的罗昭华慢慢有了底气,他说:“不要说我觉得压力大,哪一个都觉得大,县里的领导都觉得搞了一个村要去脱贫摘帽,这是一个很难的事,从哪里下手,把人的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村庄整治是个难点,资金也少,我们这个村我先叫拿出一个方案,最难的就是资金问题,我有自己的优势啊,我扶贫和移民办,这里又是一个移民村,有个移民后续发展资金,我就给了不少资金。”

  有了“大村长”,相比以前,村里不少事办起来容易多了。比如危房改造工作难度大,好拆的危旧房之前都已经拆完了,留下拆不动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因此一段时间以来,全县拆旧工作推进相当慢,村庄面貌和贫困群众住房情况难有改观。在此情况下,“大村长”与村民委员会反复研判,因户施策,对症下药,至今取得了明显效果,自2016年起,全县共拆除危旧正房7400余栋、附房杂房21700多家,完成危房改造8195户。

  以产业扶贫为例,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也是实现村庄可持续发展的最有力的抓手。近一年来,万安县各村庄相继建立扶贫车间63家,产业基地、专业合作社、光伏电站和电商扶贫站在135个行政村实现全覆盖,所有行政村的集体经济收入达5万元以上,其中10万元以上收入的村30个,确保了“村村有扶贫产业、户户有增收门路”,平均每个贫困村超过一家扶贫车间。经过认定的扶贫车间,就业部门会给予开办补贴、就业培训补助、运行补贴等政策支持。

  今年43岁的钟秋连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去东南沿海的广东打工,2011年,为了能够照顾在家乡上学的两个孩子,毅然返回万安县创办了万安县高陂三喜大玩具厂,专门为广东的企业代工做半成品,她说:“方便孩子回来上学,雇佣了十八九个人,方便村里带小孩子的妇女就业。现在我们这里街上厂子比较多了,很多人都回来开厂了,包厂、鸡场、鞋厂。”

  同钟秋连一样,今年40岁的宋观秀曾在广东、福建两省打工,为了能够照顾家庭,来到三喜大玩具厂打工。宋观秀说:“每个月收入2000多元,外面工资给得高一点,在家也好,照顾家里也要照顾小孩,在这里挣点伙食费。”

  2017年,钟秋连的三喜大玩具厂享受到扶贫车间补贴4.6万元。这样的扶贫车间既带动了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又方便了照顾老人和小孩,也解决了扶贫车间用地难、招工难、用工成本高等难题。

  针对不同风险,围绕实现贫困家庭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万安县设立了政府扶贫救助保险、疾病医疗商业补充保险、涉农保险、农房保险等不同险种,发挥保险机制的风险保障和经济补偿功能,切实筑牢贫困群众生产和生活的安全屏障。有了保险的全覆盖,再加上“大村长”的鼎力相助,罗昭华坦言,扶贫工作的落实有了切实的保障,他说:“大村长制给我扶贫办主任减轻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具体抓落实有人了,我找人也有对象了,不像原来又要找乡里面又要找哪个帮扶单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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