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余条问题线索被起底的背后(人民眼·正风反腐)
仙游县交叉巡察组干部在被巡察单位查阅文件资料。 游晓璐摄 |
厦门市一交叉巡察组工作人员从鼎美村的举报箱取出信访件。 陈 蕾摄 |
引 子
在反腐败斗争中,每条问题线索背后,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故事。
党的十九大要求,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探索开展县(市、区、旗)交叉巡察、专项巡察等方式方法,着力发现解决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为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2017年以来,福建省探索开展县级交叉巡察。截至2018年底,在所有设区市,成立了592个交叉巡察组,全面开展县级交叉巡察,移交问题线索2138条,立案审查435人。
这2138条问题线索被起底的背后,每一条都映照着巡察利剑锋芒,每一条都折射着基层政治生态演进。
人情与法理
从人地两熟到人地两疏,破“关系网”,刹“说情风”,交叉巡察剑指熟人社会监督难
面对两位民政局局长,何聪佩展露不一样的面孔。
“如果让我去监督老领导,恐怕不好开口。”何聪佩,福建漳州市龙文区委巡察一组组长,他口中的老领导,现任龙文区民政局局长。
不过,当何聪佩被交叉到南靖县巡察,在这个县的民政局局长面前,他不再拘谨,接连发问:“您所在支部有多少人?”“您的党费按月交还是按季度交?”“交多少?”
对这些问题,这位局长都没有准确答出。
“如果对方是我的老领导,一看第一个问题答不出,可能就不好意思追问了。不问,就不知道他对单位党建是否上心。毕竟,‘政治体检’是巡察工作的首要任务。”何聪佩带领的这个巡察组,还发现了南靖县民政局其他方面不少问题线索。
南靖之行,是何聪佩第一次到区外巡察。在龙文区内,他已多次带队进行常规巡察,最难忘的还是巡察区农林水利局。
那是两年前,何聪佩与时任区农林水利局副局长苏荣义谈话。他分管的内林双向泵站工程投资5600万元,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工程延期整一年,为什么一拖再拖?”
“施工质量不过关。”苏荣义避重就轻。
何聪佩事实上已经掌握,苏荣义因自己中意的企业没中标,就对中标企业设卡,不是说这件设备不合格,就是嫌那件设备不达标,“目的就是让企业向他输送利益。”
这时,说情的来了。
何聪佩此前与苏荣义认识,但并不熟。龙文区不大,公务员总共四百来人,通过一个人就可以找到彼此熟悉的人。那段时间,何聪佩至少接到3位朋友的暗示:“没什么大的问题就过了吧。”
何聪佩自然不会放过,按程序移交了这条问题线索。龙文区纪委监委对苏荣义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发现他违规干预和插手建设工程项目承发包,收受贿赂103.8万元。最终,苏荣义被追究刑事责任。
“要放一马对组织说不过去,不放一马以后见面说不下去。”在推进市县巡察过程中,一些县市区的巡察组组长向漳州市委巡察办主任曾勇平吐露。
不仅是漳州市,自2016年3月福建开启市县巡察之路后,各地普遍反映,县域地方小、人头熟,监督工作易受干扰,对深化拓展巡察工作造成一定影响。
如何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题?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学新提出,把开展交叉巡察作为市县巡察工作重点,在设区市内全面开展县级交叉巡察,更好发挥巡察监督作用。
效果如何?两组数据可见其力道。
漳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林叶萍提供了一组最新数据:县级交叉巡察移交问题线索数量116条,是非交叉方式的4.1倍,其中移交县管干部问题线索43条,是非交叉方式的3.3倍。
三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祝荣亮也提供了一组数据:通过交叉巡察,移交问题线索620条,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04人,占同期纪检监察机关处分数的33.66%。
“市县基层是一个熟人社会,工作圈和生活圈界限不清,监督时经常会遇到人情干扰。”祝荣亮结合自己的工作经历说道。去三明工作之前,他担任过省纪委驻省直单位纪检组组长,当过省委巡视组组长。
“担任纪检组组长的前一两年,发现驻在单位干部职工敢跟我讲真话。但是时间一久,就感觉不大愿意讲了,含含糊糊,可能他们有顾虑,觉得你在这边时间一长,跟张三李四应该会有点交情,我跟你反映问题,你能不能真正给我保密,要打个问号。”而在担任“一次一授权”的省委巡视组组长时,祝荣亮就明显感到大家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作为一位干了30年的老纪检,闽侯县委巡察二组组长宋秀明深有同感:“在县里工作这么多年,副科以上干部基本都认识,有些还挺熟,而巡察聚焦的‘关键少数’,又正是这个群体。巡察就是去找问题,有时面子上难免过不去。”
2017年,宋秀明率队巡察闽侯县人社局,发现他们挪用退管专项资金,在元旦、春节及重阳节期间,给在职干部职工直系亲属发放慰问金,明显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我一位原来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时是人社局退管办主任,对此事负有直接责任,受到党纪立案,现在碰面就觉得很尴尬。”宋秀明颇为唏嘘。两相对比之下,她对2018年率队赴福清市城头镇开展交叉巡察评价颇高。
“在县里,每巡察完一个单位,朋友就少几个。”几位巡察组组长向三明市委巡察办主任袁富力“抱怨”。
“这是大浪淘沙,留下的都是真朋友。”袁富力则开玩笑式地安抚他们。
形式与实质
既创新巡察方式,又坚持依规依纪,目的在于巡深察透
接到交叉巡察南靖县民政局的任务后,何聪佩立马找领导“讨价还价”:“让我去可以,但组员可不可以由我来挑?”还开出“价码”:业务要精,素质要高,党性要强。他的理由是,这是龙文区第一次外派巡察组,代表区里的形象。
领导爽快答应。何聪佩挑了5位组员,包括区审计局一位副主任科员、区财政局一位老财政。南靖县也很支持,配了一名副组长、一名联络员,都参加过常规巡察,有经验。
“民政局属于业务性比较强的部门,两眼一抹黑肯定不行。”去南靖前,何聪佩带着组员来到龙文区民政局,请一位副局长介绍社会救助、低保等关注度高、容易出问题的民政工作情况。
本来,何聪佩被安排巡察华安县民政局。“我赶紧给漳州市委巡察办报告,我在华安工作过几年,人头比较熟,申请调换个地方。”在开展县级交叉巡察过程中,福建严格执行系统回避、属地回避、亲属回避等回避制度。
何聪佩属于漳州市派出的第二批交叉巡察组,被称为半建制交叉巡察,即副组长、联络员由本县巡察干部担任,组长和其他人员从其他县抽调。
2017年5月,漳州市首次开展县级交叉巡察,派出4个组交叉巡察4个县区的民政局,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成建制交叉巡察:芗城区巡察长泰县、长泰县巡察华安县、华安县巡察芗城区,这种交叉巡察方式也称作推磨式交叉巡察;另一种是组合式交叉巡察,对人口大县漳浦,漳州市抽调东山、云霄、诏安等县10名干部组成巡察组,对漳浦县民政局开展巡察,这种交叉巡察也称作混编式交叉巡察。
第二轮为何没延续第一轮的交叉方式?
在曾勇平看来,第一轮方式优点明显,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说情风”影响,降低跑风漏气风险;但缺点也突出,组员对当地情况不熟悉,与当地相关部门沟通不够顺畅。而采取半建制交叉巡察,较好解决了外县人员环境不熟悉、工作切入慢、组员协调难等问题。在此后的县级交叉巡察中,半建制成为漳州交叉巡察的主要组织形式。
交叉巡察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福建各地都在摸索,大都走漳州市的路子,形式各有特色,目前半建制已成为各地交叉巡察的优先方式。用福建省纪委常委、省巡视办主任游美萍的话说就是:“在探索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
2018年2月,在总结省内各地探索经验的基础上,福建省委巡视办制定开展交叉巡察12条注意事项,对职责定位、对象确定、流程规范、工作保障等提出明确要求,目前已形成“省级领导、市级统筹、市县联动、县级交叉”的交叉巡察监督工作格局。
发现问题是巡察工作的生命线。在依规依纪的前提下,不同的交叉巡察方式在发现问题上各显神通。
一位科级干部,带队巡察由本县县领导兼任局长的公安局,有些勉为其难。交叉巡察,则让其不再为难。
林善淦,闽侯县委巡察一组组长,在福州市统筹安排下,带队到马尾区公安局开展交叉巡察。
在马尾区公安局,林善淦发现了两条问题线索:一是不少案子都结了,可是当初一些犯罪嫌疑人交的取保候审保证金,还躺在公安局账户上;二是一些案件法院都已宣判,涉案赃款还在公安局户头上,涉案赃物包括车辆还放在公安局院子里。
收到反馈,马尾区公安局即知即改,让林善淦切身感受到了交叉巡察的力量。
如今,不仅福建各设区市在探索县级交叉巡察,一些县市区还在探索乡镇之间交叉巡察,让清新之风吹拂山乡田野。
“我们村的地被老书记低价发包了!你们管不管?”
低到什么程度?1亩地年租金不到1元!这是当过12年扶摇村党支部书记的杨亚宗开出的价格。
这条让人瞠目结舌的问题线索,就是龙文区通过交叉巡察发现的。进驻郭坑镇扶摇村后,几名党员向交叉巡察组反映,村里有200多亩集体土地被杨亚宗低价发包。
巡察组查阅资料了解到,在杨亚宗的主导下,扶摇村与他的表弟陈建发签订了两份林地承包合同。一份是2003年签订的,标的是林地152亩,承包期30年,承包款3800元。另一份是2007年签订的,标的是林地80亩,承包期45.5年,承包款4000元。
“算下来每亩地一年的承包价格竟然不到1元!周边同期同类型林地的承包价格却是6元。”交叉巡察组副组长黄新解凭直觉判断里面有猫腻。
巡察组立即找杨亚宗谈话,了解到他是在村两委会议上,以直接宣布的方式代替研究讨论,将土地发包给陈建发,未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
巡察组将问题线索移交郭坑镇纪委进一步处理。2018年11月,扶摇村委会收回这200多亩林地,经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重新发包。杨亚宗受到党纪处分。
纲举与目张
不撒“芝麻盐”,牵住“牛鼻子”,紧盯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
交叉巡察对象怎样确定?
“就选‘有钱有权’的要害部门、大单位。”漳浦县委巡察办主任方晓明一语中的。
群众痛恨什么、反对什么,福建就重点交叉巡察什么、纠正什么;哪里群众呼声高,就把交叉巡察指向哪里,把有限的巡察力量用在“刀刃”上。
刘学新介绍,在巡察对象安排上,福建各地聚焦脱贫攻坚、扫黑除恶、惠民政策落实等领域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优先安排民政、住建和交通等部门作为交叉巡察对象,“因为这些部门行政权力集中、资金项目集中,群众关注度高。”
喻滨滨就在交叉巡察中发现了条“大鱼”。
2018年1月,将乐县纪委驻县检察院纪检组副组长喻滨滨,带领5名组员,根据三明市安排,到尤溪县交通运输局开展交叉巡察,担任副组长。组长由三明市纪委驻市发改委纪检组组长担任。
“我们进驻几天后,没有收到信访举报件,在常规谈话阶段,个别干部提到老局长陈焕景,反映他长期使用施工单位业主提供的高档轿车。”喻滨滨了解到这一线索后,就从查这部车的费用开支入手,发现4年间报支费用30多万元,“这就不排除他们之间有不正当经济往来。”
紧接着,喻滨滨调阅以前的信访件,查阅相关道路工程招标文件、合同,发现国省干线公路勘察设计施工项目有暗箱操作等问题,部分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未公开招标。
巡察组综合分析后,初步判断陈焕景与工程项目相关方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向三明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作了专题汇报。
根据交叉巡察组移交的问题线索,经初步调查核实,2018年4月,尤溪县纪委监委对陈焕景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异地留置措施。
2018年12月,三明市梅列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陈焕景有期徒刑10年。法院审理查明,陈焕景多次非法收受及索取他人财物共计508万余元,并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挪用公款归个人或私营企业使用,金额达3860万元。
信访举报量,则是福州市选择交叉巡察对象的重要参考。“我们依据信访举报量排名,首先选定24个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重点村、软弱涣散村、换届难点村,然后组织对其所属的24个乡镇、街道开展交叉巡察。”福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修兴高称之为“定向爆破”。
“微腐败”危害并不小,它损害的是群众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
“吴桂英可以享受低保,我为什么不行?我家比她家困难多了!”何聪佩带队交叉巡察南靖县民政局时,派组员到金山镇荆美村暗访,村民如是反映。
接到报告,何聪佩马上召开碰头会,查阅吴桂英资料,并进村走访,发现了问题线索:吴桂英的女婿、县安监局办公室主任刘劲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打招呼说情,违规为其办理农村低保。
后经南靖县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2012年,吴桂英以烈属身份和家庭经济困难为由获得低保,实际上她的孩子都已成家立业,有房有车,具有赡养能力。2014年,南靖县开展农村低保复核工作时,荆美村级低保评审团依规取消了吴桂英的低保资格。
这时,吴桂英让刘劲辉帮忙恢复低保资格,刘劲辉找到共事过的金山镇民政办主任,请其出面协调。荆美村再次召开村级低保评审团会议,恢复了吴桂英的低保资格。
此事经查处后,刘劲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吴桂英违规领取的低保补助金6944元被追缴。
一时与长远
不仅要发现问题,更要解决问题,做好“后半篇文章”
交叉巡察南靖县民政局期间,何聪佩不仅暗访,而且明察——查账。
何聪佩找人谈话中了解到县民政局原局长卢旭公车私用。有人向何聪佩“解释”:卢旭卸任局长后,仍任民政局主任科员,负责一个公路项目征迁,需要经常去厦门联系施工单位。
何聪佩立即安排查阅会计档案,“查账发现多张节假日来往厦门的高速公路发票,哪有总在节假日去联系施工单位的?账面上有的跑不了。”
线索即移交南靖县纪委监委。后经立案审查调查,卢旭先后7次违反公务车辆使用管理规定,在节假日使用公务车到厦门探望儿子和孙子。2018年6月,卢旭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退缴违规使用公车费用1091元。
巡察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
如何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南靖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李琳认为,重点要从四方面谋篇布局:强化整改责任、强化整改督查、强化成果运用、用好问责武器。
交叉巡察组反馈南靖县民政局的28个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并向社会公开;移交的11条问题线索已全部办结,立案审查6人。同时,深挖问题根源,民政局修订完善11项规章制度,扎紧制度笼子。
蔡健龙最近也领略到了交叉巡察标本兼治的力度:一名职工,借款3万元,欠账22年,结果在交叉巡察期间归还了。
蔡健龙是长泰县坂里乡人大主席,2018年12月,作为交叉巡察组组长,率队进驻南靖县山城镇。走进蔡健龙的办公地点,桌上摆着4个蓝色文件盒,装满了近5年来山城镇党政联席会议记录。
“我用整整两周时间看会议记录,这个镇几乎每天早上都开会,2014年最多,开了247次。这一方面有重部署轻落实的形式主义之嫌,我们要向他们反馈;另一方面,会议记录对镇里大事小情记的巨细无遗,便于我们尽快熟悉情况。”蔡健龙从中发现一些干部职工的欠款问题。
其中一笔让蔡健龙印象深刻,一名职工1996年向镇上借了3万元,以多种理由不还,“我们及时将这条问题线索移交山城镇整改,4天后,钱就到账了。”
“外来的和尚”为什么“好念经”?一方面“上借下力”,另一方面“下借上势”,这就是交叉巡察的优势。
连续两届换届都选不出带头人的厦门鼎美村,对这些“外来的和尚”更是感念不已。
鼎美村坐落于海天一色的马銮湾畔,本村人口近3000,外来人口2500多,村内宗族矛盾突出,信访“大户”多,连续两届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都没有选出村党委书记,只好由海沧区下派第一书记。
马銮湾新城建设如火如荼,征迁几率高、项目投资大、外来人口多、租房需求旺,一些村干部看到了“商机”,带头违建30余处。不少楼房的间距,不足1米,一些院落犬牙交错,会车都困难。
2018年3月,厦门市从思明区派出交叉巡察组,进驻鼎美村,主题是“扫黑除恶,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交叉巡察组一进驻就拆掉了村委会门口两个监控探头,让举报箱处于监控盲区,消除举报人的后顾之忧,并安排专人每天开箱取信,不久就收到42封举报信。
“一个原来那么好的村,怎么搞成这样?”村里老党员痛心疾首的诉说,让交叉巡察组组长杨斯航百味杂陈。
“巡察发现,鼎美村存在村两委与民争利问题;东孚街道党工委对鼎美村管党不力、治党不严,存在睁只眼闭只眼的问题。”交叉巡察组成员邱耿晖直言不讳,“作为‘最后一公里’,如果我们宽松了,全面从严治党就会落空。”
“对交叉巡察移交的问题和线索,要件件有回音、条条作整改,对拒不整改、敷衍整改、整改不到位的,要依规依纪问责。”厦门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孙明忠态度鲜明。
交叉巡察过后,鼎美村违纪村干部受到处分,村党委、村委会先后顺利换届,选出了空缺两届的村党委书记;换届后接到的第一个征地任务,涉及村民145户,以往半年都难完成,现只用了50天;村两委拿出乡村振兴三年行动计划……鼎美村驶上“由乱到治”快车道。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