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波（左四）在“吴建民奖学金”启动仪式上（图片由徐波提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记者    张希焱）：100年前，来自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革命思想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为中国社会带来了时代新风。今天，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说起法国，也总不忘提及雨果、巴尔扎克和萨特、加缪的小说和思想及优雅浪漫的法兰西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然而，近几年，如果留意媒体上有关法国的消息，有关法国的关键词变了：恐怖袭击、黄背心运动等。即使在今天疫情下，还有那么多法国人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这让很多国人不禁要问“法国到底怎么了？”

　　2011年初，刚刚完成上海世博会6年多的国际联络与招展工作，中国政府总代表助理徐波应聘担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事务助理总干事特别顾问，于是，他又重返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巴黎。从上海世博会这样规模的全球盛会，特别是到处充满蓬勃生机的中国，来到当时正处于欧债危机阴影下的法国，徐波和很多国人一样，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不适和反差。“不用说那车厢的陈旧，且只说晃晃悠悠，时不时又要闹出点故障的地铁，就会让你觉得时间好像在法国凝固了。”

　　徐波1980年开始学习法语，今年适逢他学习法语、与法国各界打交道第四十个年头。他当过职业外交官，曾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参与了中法互办文化年、上海申办2010年世博会和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出席与八国集团对话的法国“埃维昂南北首脑峰会”等中法关系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作为上海世博会国际联络和招展的一线负责人，他接待了从法国总统萨科齐到内阁部长、参众两院议长、议员、企业家、市长、各类办博人员及艺术家、大学生、各种媒体等上千名法国各界人士。用他的话说，“在上海世博会平台，我见到了一个立体的法国，好像整个法兰西都被我们吸引过来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徐波致力跨文化对话，他的中国资源和法国人脉为教科文组织的“和平文化”宣传带上了中法和平文化的印记。如今作为植根于法国的中法公益组织负责人，他活动的内容和范围使其对法国社会又有了新的认识。不久前，他将40年来对法国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付诸笔端，出版了《转型中的法国》一书。

　　虽然“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徐波认为他所致力于向读者讲述的是一个他所看到的真实的法国。虽然在社会转型中，法国人有纠结和痛苦，但法国社会依然保有希望。“在当前的国际语境下，人们看到法国的纠结和痛苦多了点，忽略了这个国家的民族精神。现在国内对中美关系的关注很多，感慨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不知道我们在西方世界中的朋友在哪里？”。徐波认为，“中国的朋友应该在欧洲，而法国就是一个欧洲大国，富有独立自主外交传统，我们要对法国给予更大的重视”。

　　谈到法国为什么让人看不懂，徐波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给出了答案，但他认为法国社会的转型并非始于今天，戴高乐在战后创建第五共和国，法国迅速现代化，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30年”，但由于70年代石油危机，法国经济增长从此放缓，直至今天。法国社会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它标志着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国家的保守社会结束，运动鲜明的口号是“对禁止说禁止”。

　　徐波进一步解释说，“五月风暴”不仅是法国社会转型的开始，也是整个西方社会的转型开始，其深层原因是法国在战后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化迅猛推进。“农民大量进城，电视、电话、高速公路迅速普及，法国一下子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甚至成为某种程度的‘后工业化国’”，他说，“假期、消费、享受成为一种时尚，而由此产生的社会风气也使法国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变得越来越重视个人权益，要获得更多自由，认为原来国家管得太多，现在要寻求人生意义和个性解放。”

　　鉴于社会转型是世界性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徐波认为，今天的中国也正处在城市化进程中，国人同样越来越重视个人的权益，为此，“法国在社会转型管理方面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经验，都应该值得我们重视。”

　　在巴黎近距离观察矛盾重重的法国社会，徐波认为，失衡的全球化和政府应对政策不力是其中的根本原因。“全球化打破了边界，竞争和资源配制国际化，而法国政府却放弃了戴高乐时期的产业指导政策，过度重视服务经济，盲目相信全球化自由竞争，高福利制度又作茧自缚，使法国经济的国际竞争条件恶化”，徐波对记者表示，“成立欧盟统一大市场，很多权力又都上交到欧盟，如货币、汇率、边境、海关等政策，这在客观上也使法国政府的应对政策有心无力”。

　　徐波分析说，法国目前所有的问题是我们所处转型时代的写照，法国的问题同样存在于美国、英国。“为什么英国好好的要‘脱欧’？为什么7000多万美国人投票特朗普，支持他连任？这里涉及到全球化成果和利益分配的根本问题。”他指出，法国也有被全球化边缘化的人，他们人数不少，辛苦干活得不到好处，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各种矛盾的冲突就导致了黄背心运动。黄背心运动揭示了法国大城市郊区广大普通法国老百姓的艰难生活，以及他们对精英政治和全球化竞争的愤怒与反抗。

　　然而，在这本被拉法兰总理誉为“一部帮助中国读者超越阻碍中法人民交流的文化之墙的特别棒的书”中，徐波同时向中国读者揭开了转型社会中法国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徐波表示，看法国要全面地看，包括要看法国的外省。“即使在‘黄背心’上街游行的时候，隔一条街，咖啡馆里照样坐满了人。在沸腾的背后，我们还要看到法国社会平静的一面”。他在书中写道：“在这样一个乱哄哄的社会，法制、言论自由、反种族主义、世俗化、医疗及教育免费等共和国原则坚如磐石；如黄背心与罢工，这在我们眼中的社会冲突在法国人看来正是其法制精神的体现，而非国家政治生活的无序化。”

　　由此，徐波还在文中提出考察国家发展程度的另一种量度：如果用GDP这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多元社会，法国确实存在很大问题；而如果用一些人文指标衡量，法国也有很多亮点。比如，法国人均GDP是中国的4.4倍，工薪人员享有5个星期的带薪假期，国民享有免费医疗和教育，诺贝尔奖获得者数量世界排名第四，菲尔兹数学奖获奖人数世界第一，经济效率在经合组织中排名榜首，吸引外资在欧洲超过德国，全球吸引游客最多的旅游目的地是法国，法国在文化遗产、环境、国家影响力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内阁部长中女性数量超过男性，妻子生产时丈夫（配偶）享受28天带薪产假等。

　　徐波认为，看法国要立体地看。法国衰落，中国崛起，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法国衰落的背后依然还有保证其“强盛”的各种综合软实力。如果从法国人口不到世界人口1%，其各种重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占世界4%的经济产出的角度看，法国就是一个大国。戴高乐曾说过，“不伟大就不是法兰西”。法国前国民议长巴尔托洛曾对徐波说过，法兰西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人类的一个方案、一个愿景和一种人类实践。与法国人接触40年，徐波觉得法国人天生开放，喜欢表达观点，喜欢辩论、怀疑和读书，“这种文化让法国人喜欢探索究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世界的责任感。”徐波认为，“有了思考，有了批评，法国就不会衰落”。

　　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右五）出席“吴建民奖学金”优胜者访华送行会（图片由徐波提供）

　　正是这种重思考的人文传统，使法国社会在转型期的阴霾下依然闪现着希望的光亮。徐波认为，“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是法国在转型期间的一个重要特点”。戴高乐总统创建的第五共和国规定总统由全国人民直接选举，这在西方大国中独有。为解决黄背心运动提出的各种社会问题，马克龙曾亲自到全法各地与老百姓面对面对话，听取意见。最近，马克龙又倡导了一个“公民气候公约”，由一些随机挑选的公民代表向法国人民发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建议，然后再由法国全民公决后写入宪法。在徐波看来，“在国家治理问题上，特别是在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前，如果不把公众调动起来是找不到解决方案的。因为解决方案既来自于政府，也来自于公民社会的广泛参与。”

　　徐波表示，全法国有三分之一的老百姓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各种社团生活，其中大量是持贫助困的公益组织，它们因而成为转型期间构建法国和谐社会的“定海神针”。“无数法国老百姓，通过社团组织献出时间和爱心，给那些转型期间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温暖和救助，从而填补或发挥了政府与市场没能起到的作用。”

　　在书中，徐波还提到在转型期间中法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交流的重要性。为此，他还提出中法关系中人民“情感交流”的2.0版。作为“吴建民之友”协会主席，他近年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中法民间交流，如他与拉法兰总理等法国友人发起旨在鼓励中法青年创新创业交流的“吴建民奖学金”，在“一战”华工来法100周年之际在巴黎里昂火车站矗立华工纪念雕像等。徐波说，一战华工的故事非常感人，雕像矗立的瞬间就有许多南来北往的行人问起雕像背后的故事，并感慨华工拯救了法国人的命运，却又如此谦卑。徐波说，“我们现在要回到人性的本源，要讲小人物的故事，因为法国人对大人物故事和宏大叙事不感兴趣，但他们对100年前的华工和今天李子柒的故事就有兴趣。”

　　“一战”华工纪念雕像揭幕仪式（图片由徐波提供）

　　徐波在书中还提到中法2.0版情感交流的基础：在中法交往史上，是法兰西文化孕育了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大量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同样，是法国传道士谭卫道（Armand David）第一个在中国发现了大熊猫，是法国传教士饶家驹（Robert Jacaquinot de Besange）在日军侵略上海时保护了30万-50万中国难民的生命。然而，随着近年来两国国力的此消彼长，两国人民对彼此的看法也在悄然变化。“上海世博会时，我看到法国的媒体与民意对我们非常正面，全世界都到上海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喝彩。但现在法国民意中负面的东西却有所上升，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更需要我们把情感交流的2.0版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徐波认为，加强转型期间两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非常重要，两国人民要多回顾和交流共同的历史，并从这种“心灵碰撞的火花”中找到双方新的“共同的感动”。拉法兰总理告诉徐波，法中关系非常特殊，原因是两国人民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徐波认为，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就要理解法国人的这种“敏感性”，客观地看待法国转型期间的一切。徐波认为，中国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同样也要讲述中国社会转型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将转型视做人类的普世问题，并表达对转型期间人类所遭遇的共同问题的关注和转型期间人民所受磨难的同情与理解。中国在繁荣崛起的同时，应该让法国人和西方人看到中国人的同情心、善良、乐善好施等，这些也是当年华工给法国人带来的那种中国和世界皆有的价值理念。”

　　徐波认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法两国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同拉法兰总理指出的那样，中法在维护多极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徐波说，尽管法国社会转型有阵痛，但法国的大国地位并没有变化，当年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曾经一度成为有别于美苏的世界第三种政治力量，戴高乐甚至冲破美国的阻挠在西方世界带头承认新中国，这种戴高乐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今天的法国同样存在，这使中法两国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进行合作成为可能。不过，徐波补充说，“法国要成为当前中国可以借助的一个外交力量，中法两国人民间的对话和了解必不可少。要知道，没有人民间的情感交流，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事情都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