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百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密切相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当今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此背景下，4月25日，清华大学社科学院与中国网联合主办了“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论坛，邀请2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在逻辑。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全球产业研究院院长彭凯平教授出席论坛并致辞。彭凯平指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总结百年历史经验，思考民族复兴前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永远走在时代前列、实现民族使命的重要举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议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前瞻意义，期待各位与会专家贡献更多智慧，展开深入讨论，共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献礼。

　　中国网副总编辑杨新华出席论坛并致辞。杨新华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今天又恰逢清华大学庆祝建校110周年大会，我们举办“民族复兴与中国共产党”论坛，是躬逢其盛、与有荣焉。回望百年来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的历程，也是历史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力量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民族复兴之路，在历史的淬炼中化茧成蝶，成为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未来的历史发展还将继续证明，由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获得了真理的赋能，时间站在了中华民族这边。

　　论坛第一环节，与会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了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具体内涵，特别聚焦中美关系和全球治理变化，分析了中国的国际观和战略思想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灵桂指出，近几年来国际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联合国的权威性进一步受到质疑，在人类面临重大疫情的紧要关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WHO的权威性提出了高度质疑。美国领导世界的意愿和能力在发生变化，东方力量开始平视世界，中国发展势不可挡。王灵桂强调，美国打压对手的实力和能力依然不容忽视。欧洲、日本等国心态比较复杂、有所不甘。世界重心东移的格局开始出现，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也成为全球政治博弈的中心地带和大国竞争的主要舞台。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表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二元文化，倾向于把矛盾放在一个主体内部，并且矛盾是发展的动力。相反，西方文化是一元文化，倾向于把矛盾放在两个彼此对立的主体之间，并且致力于从外部消除矛盾和对立。唐士其认为，中西方文化哪一种更好可能没有答案，要看具体的环境和自己的选择。在文化问题上不应把文化差异过于意识形态化。一种文化要对其他的文化有所贡献，前提是这种文化在解决人际关系问题、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方面能够为其他文化提供思路和借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表示，冷战后的前20年，美国霸权可谓一枝独秀，风光无限，但是仅仅在20年后，美国人开始谈中美共治。杨光斌认为，历史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为我们留下许多启示。第一，在全球化之前的时代，中国是东亚秩序的建设者；第二，大一统国家观保障了中国作为“世界”的完整性，哪怕中国处于世界秩序的边缘地带时期，比如1840年到1949年；第三，组织起来也就是站起来的中国有能力改变世界秩序的天平；第四，富起来的中国让中国进入世界体系的核心地带、中心地带。

　　杨光斌强调，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脉络上，西方国家基本上是靠贸易立国，世界市场份额和外部资源汲取具有国内政治意义。因为西方党政民主的政治事实上是资源分配性政治，必然靠汲取外部资源而满足国内要求，这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化解国内矛盾的基本方法，即便如此，依然矛盾很尖锐，很多人因此移民到新大陆和大洋洲。但是时至今日，结构完全变了，西方国家市场份额收缩了，移民是反向的，并因此形成了欧洲的难民危机和美国的国民性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因自己的发展成就重返世界舞台中央。长周期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人没有理由不以中国为中心去看世界秩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表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许多挑战，主要包括百年大变局的动荡变革，逆全球化思潮的发酵泛起，主要大国的战略博弈，单边主义的逆流横行，安而不稳的周边环境，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打压。吴志成表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原则，包括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国内与国际统筹、尽力与量力坚兼顾、刚强与柔智相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吴志成认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一是要系统优化全球治理战略设计。二是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三是持续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关系道路。四是有效提升全球增量治理成效。五是加强全球治理能力建设，增强硬能力，提升软能力，涵育巧能力。吴志成强调，最后一点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走细，使之不再是理念，而要行稳致远。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指出，近几年，西方的学界和政界始终围绕的核心命题就是“中国发展带来的国际实力的变化和对于国际利益格局的改变”，在西方看来，中国的财富增长，在当前利益格局中的持续获利，一定会挑战接下来的国际权力。崔洪建指出，新冠疫情期间，中国进一步加快了发展速度，相比之下，美国有强烈的危机感。中国和西方进入矛盾多发期、矛盾尖锐期。

　　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曙光表示，全球社会是一个共同体，在世界政府缺位的情况下，要建立一套普遍认可的文明规则，也就是“人类文明”，专指人类在普遍交往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的交往理性、价值规则，或者说是一种共同的公理、公善。他提出，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文明出场；世界正义力量崛起，对传统人类文明产生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人类文明重构的一个历史契机；普世主义的价值理性与美美与共的文化图景相背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可能的新文明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