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周莉）20世纪初，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先进分子东渡日本求学。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后，将革命火种带回了中国，成为最早的一批“播火者”。

　　上个世纪初，中国大批先进分子纷纷东渡日本，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当中包括了后来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董必武以及周恩来、陈望道等人，对中共早期革命运动起过重要作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吴伟锋介绍说：“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本，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投身群众斗争实践，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包括成立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团体、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召开党的一大，留日学生发挥了骨干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共早期留日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他1913年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第二年1月获资助前往日本留学。同年9月，李大钊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

　　根据早稻田大学中国校友会提供的李大钊的学籍卡和成绩单扫描件，他曾跟随早大政治经济系奠基人之一的浮田和民教授学习国家学原理、跟随美浓部达吉教授学习宪法理论、跟随当时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 天野为之 学习经济学理论。同时还要研读英文的原版文献。

　　时隔一百多年，当初李大钊曾经听过课的政治学部旧址上，建起了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部教学楼，大楼前半部分仍保留着旧楼的特征。不由得让人想到，一百多年前李大钊在这里学习、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路时的情景。

　　学习期间，李大钊还结识了主张为人民争取福利、思想上偏向社会主义的安部矶雄教授。这段交往对李大钊的救国理念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据日本著名的李大钊研究专家、爱知县立大学教授川尻文彦介绍，安部矶雄当时是李大钊居住的基督教青年会的管理人，“李大钊的成绩单上没有记载学习过安部矶雄的课程，但应该是学习过当时安部矶雄开设的自由选修课‘都市问题’和‘社会政策’的课程。另外，在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中，两人也有密切的交往。安部矶雄关于社会改良的观点，给李大钊带来很大影响。”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石川祯浩指出，除了学习课本上的知识外，李大钊留日期间还广泛涉猎各类知识和思想学说，“在日期间，李大钊广泛阅读了在日本当时各类媒体、尤其是杂志上活跃的辩论家的文章。后来，李大钊将他收藏的书刊捐赠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那些书刊的范畴和种类都极为丰富。这也证明了李大钊在留学期间，不仅学习大学课程，还广泛涉猎了当时日本的各类知识和思想学说。”

　　在日期间，怀抱忧国忧民之心的李大钊还积极投身各种社会运动。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此事一出，留日中国学生反响强烈。3000多名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并推举李大钊主笔起草《警告全国父老书》，声讨袁世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教授川尻文彦认为，留学日本为李大钊从事革命事业提供了强大动力，“在日期间，李大钊接触了很多理论学说。对回国后传播马克思主义很有帮助。他还在日本结识了章士钊、陈独秀等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日本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的过程中，李大钊的爱国热情更加强烈。我认为这是李大钊从事革命事业的动力。”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吴伟锋说，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于爱国主义追求的一致性以及就爱国思想进行的对话成为他们日后在北京大学合作共事、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此次思想对话，发生在《新青年》创办之前，成为陈李二人合作的开端，也推动了新文化运动。陈李相逢，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业，埋下了历史伏笔。”

　　回国后的李大钊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看到苏俄的工人和农民破天荒成为社会的主人，由此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并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吴伟锋指出：“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李大钊穷尽毕生的精力在中国研究、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中国革命造就了最初的一批共产主义者，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