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提出“3060”双碳目标，企业的参与已成为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一环，着力提升绿色核心竞争力，促进绿色与人融合发展，已成为行业共识。欧美同学会北欧零碳委员会主任，国家首批国际清洁能源拔尖创新人才李勇博士日前接受国际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目前的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如同一张正在编织的碳排放管制之网，为相关领域和行业提供了方向性和框架性的指导，有利于稳定社会预期，发挥了很好的引导性作用。针对重点领域产业体系如何积极响应国家双碳目标，企业如何因势而动、担当作为，李勇进一步做了解读。

　　稳扎稳打“三步走” 因地制宜全面发力

　　在李勇主任看来，中国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初期阶段（2030年之前）的主要任务是尽早尽快实现碳达峰，预期碳达峰峰值为116-121亿吨。根据这一阶段的任务需要，政策调控应该有保有压、稳健有序、逐步趋紧，即按照行业减排的时间表，对于有强烈市场需求的行业产品有限度放宽，给予一定过渡期，对于严重过剩的产品要加快产能退出；但政策约束总体上要逐步收紧收严，主要任务是继续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扭转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势头，为推动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奠定基础。

　　中期阶段（2030-2050）的“十六五”和“十七五”是我国基本实现是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实现碳达峰后的平台期和下降转折期，预期这个阶段会在出现达峰后小幅反弹，然后进入快速下降通道。这一阶段的政策基调应该是总量控制、持续推进、精准有效，即在设定阶段性碳排放总量之下，持续有力度的减排政策，开展燃料替代、电气化水平提升、技术改造等可用手段的实施，精准有效的实现碳排放总量明显下降。之后的“十八五”和“十九五”是我国全面冲刺并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实现碳排放快速下降的关键期，将基本建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新模式，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初具规模。这一阶段的政策特征是：总量控制、协同高效、创新驱动。即在设定阶段性碳排放总量之下，实施最大力度的减排政策，以创新性和革命性的技术手段实施大规模的碳减排；而各个行业之间，各个地区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分享经验和共享共性技术，实施协同而高效的减排。

　　远期（2050-2060）的“二十五”和“二十一五”是我国全面实现现代化之后第一个10年，这个阶段是实现碳中和决胜阶段，也是最为艰难的阶段，即单位减排边际成本最高的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实现碳中和，全面建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基本脱钩的模式。扣除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能够提供的大约6亿吨/年的碳汇，这一阶段需要进行技术性削减的总量为57亿吨，而这十年的政策特征是创新引领、全面发力、精准减排。从全国来看，以实现剩余大约50%总量减排，即减少绝对量大约57亿吨规模的二氧化碳。

　　李勇主任建议，围绕上述任务，需要尽快明确各个省区市阶段性减排总量，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创造性的实现减排；围绕各行业的刚性排放问题、潜在减排领域等协同地方政府精准减排；重点推动中部等制造业高度发达和碳排放集中的地区实现绝对量减排。

　　博观约取“新模式” 积极探索产业创新

　　2022年以来，由于世界形势多重震荡，新冠疫情多发散发带来的停产停工影响之下，我国经济增速呈现明显放缓，社会压力持续增大。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的实施也受到了冲击和影响。  

　　“三步走”阶段期间各区域如何更好地服务支撑当地产业？李勇主任就新的不确定情况下各个地区如何开展工作作出阐释。他建议，要在畅通产业链、恢复经济的基础上保持战略定力，建立基于碳排放控制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总台账，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初期阶段区域要以推动本地区把“早达峰、尽快达峰”作为贯穿十年的重点工作，紧紧抓住低碳发展历史发展契机，建立碳达峰碳中和推进机制，立足历史上形成的产业比较优势，结合本地实际和长远发展，着眼于推进地区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大力发展清洁低碳能源为抓手，以地区产业低碳转型为驱动，探索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模式，实现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峰。

　　中期重点应放在如期实现中央政府分配的碳减排总量任务中。阶段性举措以绝对量减排指标为导向，建立自上而下的地区责任体系，实施本省（区、市）灵活的减排总量地区分配和年度分配，探索符合本省（区、市）实际的具有成本效益情况下的减排途径、创新方法和手段。以绝对量减排下新任务为目标导向，围绕“基本建立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的发展模式”，积极探索符合省区市实际的、低成本减排途径、方法和手段。东部有条件的地区，发挥创新引领作用，率先建立“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模式”，做好碳中和“排头兵”；中部地区，积极利用中部区位优势，链接东、西部地区的清洁能源，承载制造产能转移，着力建立“经济社会增长与碳排放脱钩”发展模式，探索发展 “零碳制造集群”；西部地区，主要构建支撑国家生态安全的生态服务体系，积极发展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碳汇，以及生态旅游、面向“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的国际贸易等服务性业态，并以发展清洁能源生产和装备制造等战略新兴产业为驱动力量，建立符合当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生态经济模式”。

　　进入“剩余排放基本清零”阶段时，则以刚性减排的诸多技术包括CCUS和低碳或零碳生产新工艺为突破口，全面发力，实现“剩余排放基本清零”。全面建成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经济模式，建立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富有韧性和安全特征的新型数字化智能化能源系统。

　　厚积薄发“立标准” 科学合理稳中求进

　　行业产业结构绿色升级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特别是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之下，一些能源密集型和碳密集型的企业转型面临着多方面的压力，需要综合考虑企业转型的节奏、转型的成本、转型的时机等因素，不能搞一刀切，一阵风；而是要调动社会专业性力量，把服务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和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作为结构调整的第一要务。

　　现阶段面对国际能源危机蔓延、新冠疫情反复、新的地缘竞争加大、全球通胀压力持续等不利因素，中国绿色低碳发展转型将迎来哪些挑战？李勇主任认为，目前在坚持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上，面临着思想认识上冲击以及战略定力动摇的风险。绿色低碳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坚定不移，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坚持稳中求进，逐步实现。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低碳转型关系的挑战？“双碳目标也要顺势而为，要在保增长，稳预期的前提下，扎实有序的开展碳达峰有关工作。”同时避免过度投资和盲目投资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挑战。

　　对于企业而言，如何有序且安全应对？李勇主任表示，企业要做好五方面的工作：第一，从思想意识上，要充分认识到双碳工作的高度重要性——双碳目标，不仅是国家兑现国际承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之一，早做比晚做好；第二，加快研究本企业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基本路径，厘清自身的碳排放包括排放结构和特征等，做到心中有数。同时，要做好基础工作，包括碳排放核算、建立相关的台账等；第三，立足技术创新，创新是发展的根本，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资力度；第四，要保持稳健的财务制度，保持流动性，避免对能源密集和碳排放密集型产业盲目投资和扩大投资；第五，避免单打独斗，建立良好的上下游合作机制，积极建立共性技术开发平台。

　　关于行业协同发展方面，李勇谈到，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各自作用，做好全行业的动态分析，并与政府主管部门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行业龙头企业要发挥带动作用，打造低碳产业链条，但要注意跨国公司滥用其地位对中小企业实施的以减碳为由的转嫁责任行动，社会组织要发挥公益性作用，特别是帮助中小企业构建碳管理体系；政府有关部门要将工作前置，密切跟踪行业动态、并主要的上下游企业建立会商机制，开展相关政策研究，并适时出台有利于行业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特别是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同时要加强对行业企业的监管，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

　　蓝图绘就，更需要脚踏实地去完成。由于各地在经济模式、能源结构、碳排放总量、产业构成行动进展和趋势上均存在差异，李勇主任总结道，各地区要发挥创造性，不等不靠不要，在“干中学”“学中干”，紧紧扭住产业升级和迈向中高端这个牛鼻子，探索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逐步脱钩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脱胎换骨式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