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走进《中国智慧中国行》，循着古语的一笔一画，让我们共同开启一段探寻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旅途。

　　“任人唯贤”是一个贯穿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选人用人的理念和标准，它早已经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基因当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极其重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任人唯贤”的理念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与意义。

　　“任人唯贤”出自《尚书·咸有一德》其中一篇，相传这一篇的作者是伊尹，这一篇的主要内容就是伊尹在归乡临别之前再次劝诫太甲，希望他能够做一个好的君主。他的核心思想就是最后两句——“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这里的“任”就是指任用，“贤”就是指有德。这两句话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任用官员要选择德才兼备的人，左右辅佐的大臣也要选择忠良之人。《尚书·咸有一德》就是“任人唯贤”这个思想词源出处。

　　郑玄在解释《周礼·地官》时说：“贤者，有德行者。”“贤”字从“贝”，意思是国家有贤人，就像家中有财富一样。在今天我们说到“任人唯贤”当中的“贤”字的时候，其实主要是包含着两层意思，一就是有德行，第二就是有才能。

　　在中国古代，有多种人才选拔制度，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选人用人制度是科举制。各朝各代的科举制都是德才皆考，就是除了行政能力的考核以外，都有考察德行的办法。比如唐朝的科举，要考察是否具备仁德的思想，是否具备贤良、忠诚、谨慎这样一些官德。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不同时期都赋予了“任人唯贤”非常具体的时代价值与意义。建党之初，由于党的力量薄弱，党的人才工作以吸纳为主，以工人尤其是有觉悟的工人为争取目标。那么随着人才需求越来越多，党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自己办学、自己培养人才。早在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人就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革命干部。

　　我们党创办的影响力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培养人才的学校是抗大，也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她的前身是1931年我们党在江西瑞金创办的中央红军学校，1933年，她就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的军事院校。1936年，历经长征的“红大”在陕西瓦窑堡重新开学，校名就更改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后来又迁址延安，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这就是：“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这一时期，党对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视和培养，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提供了强有力的干部保证。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党提出的“对党忠诚、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好干部标准，就是“任人唯贤”这种理念的一种生动体现。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干部的基本标准概括为“四化”，也就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后来，这一标准被写入了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成为改革开放时期好干部的标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极其重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任人唯贤”的理念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与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我们要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原则，真正把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中来。”

　　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总结起来就是二十个字——“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信念坚定”是立身之本、“为民服务”是为政之道、“勤政务实”是履职之要、“敢于担当”是成事之基、“清正廉洁”是正气之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清楚地看到“任人唯贤”与党的干部组织工作有密切的联系。

　　“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不断赋予“任人唯贤”新的时代价值与意义，使之永远保持活力、经久不衰，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把“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一重大任务落到实处，我们的事业将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