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铭心”
松冈环，被中国媒体誉为“日本的良心”。36年来，她一百多次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寻访300余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250名侵华日军老兵，搜集和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证人证言，出版书籍、拍摄纪录片，传播南京大屠杀真相。她组建了民间组织日本铭心会，并担任会长。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短短六个星期内，超过30万中国同胞惨遭杀戮。如今，87年过去了，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32人。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夏淑琴：我当年8岁，现在95岁了，死去的人太多了，我这身上还戳着刀疤。
夏淑琴，95岁。1937年12月13日夏淑琴一家9口中的7口惨遭日军杀害。当时只有8岁的夏淑琴在身中3刀后昏死过去，和4岁的妹妹夏淑芸幸免于难。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夏淑琴：我们家9个人，邻居家4个人，13个人，一共死了11个！就剩下我们姊妹两个，我当时身上全是血。我就跟死人睡在一块儿，睡了十天，才有人来救。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刚一岁的妹妹被活活打死，我自己到现在一想到这些我就想哭。死的人太多了，我们中国死了30万人！
谢桂英，100岁。13岁被日军强暴，父亲和舅舅被杀害。一次她在地里挖菜，日本兵要把她拖走，她的头撞上了石头，日本兵看她流了很多血才松手。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谢桂英：我当时才13岁，日本兵拽着我打。
从南京回到日本大阪，松冈环马不停蹄召开了铭心会市民集会活动。她要把这次南京之行的见闻告诉日本民众。
松冈环：我调查的对象是受害者与加害者双方，因为只要对双方进行调查，将被害者和加害者的证言进行印证比对，那么真实的历史事实，就一定会在同一时期、同一个地点浮出水面。
大阪市民：一直以来，在我人生的许多时刻，我都很想向中国人表达我内心的歉意，我认为只有认清历史真相才能面向未来。
大阪市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一直以来我有太多不知道的地方，相当震惊。为什么日军作为人类怎么能够犯下那么残忍的罪行？实在是接受不了。我真是发自内心想要谢罪、道歉！
松冈环的家里保存了30多年来她搜集到的所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她一直担心资料会被右翼势力破坏。自从丈夫去世后，她搬进了大阪市中心一家24小时监控的公寓里，并把重要资料复制了四份，分别放在不同的朋友家里。
松冈环：我想通过历史调查取证，能让日本政府诚恳地谢罪，这就是我经常说的“诚恳地承认历史罪行、正式地道歉”，通过校园教育把历史真相告诉下一代，把真正的历史写进教科书。然后还有一点，围绕历史节点设立特定的纪念日。如果做不到这几点，恐怕无法安抚受害者的情绪，治愈不了他们所遭受的创伤。
·日本学校教给学生的历史是歪曲事实的
36年前，松冈环是一名小学老师，她发现日本学校教给学生的历史是混淆是非、歪曲事实的。她决心自己去探寻真相，告诉孩子们真正的历史。
松冈环：我当时在小学6年级教历史课，当时的教科书写满了日本是战争受害者，广岛发生原子弹爆炸，东京、大阪遭空袭等，诸如日本是受害者之类的表述。
但事实是日本遭到空袭、原子弹袭击是因为当时日本不断扩大对外侵略战争。二战快结束的时候，意大利和德国都已经投降了，唯独日本在负隅顽抗，而这些内容都没有写进历史教科书里，所以松冈环想告诉那些孩子们“学历史就必须学习历史真相”，而且必须公平。日本总说自己是受害者，这种话是绝对不行的，我认为这个世界是需要公平公道的。
·探求真相的过程艰难而漫长
在最初的几年，找到去过南京并愿意说出真相的日本老兵是松冈环面临的最大困难。在整个日本社会以战争受害者自居、刻意回避否认侵略历史的氛围中，站出来承认罪行需要勇气。松冈环等人不断举行集会活动，宣传大屠杀真相，从各种渠道寻找当年的证人证言，他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使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调查虽然开始了，但即使找到老人们，其中许多人也是不讲南京，有的顽固地连见过尸体都否认，有的说自己的部队什么也没干。
松冈环在《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一书中写道，“除了反复访问，用足韧劲采访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反复访问之间，触及南京大屠杀核心的证言增加了，协助我们调查的原士兵也出现了，这给了我们勇气。”
在松冈环等人锲而不舍的坚持下，越来越多日本老兵改变了态度，从最初的谩骂、抵触、闭口不提，到逐渐放下警惕、敞开心扉，其中一位名叫三谷翔的老兵1997年在报纸上看到松冈环发起的征集侵华老兵证言热线，毅然站了出来，作为证人参加多次集会，向日本公众讲述这段历史。在南京大屠杀惨案70周年之际，还与松冈环一道前往南京，进行演讲。
在追求真相的过程中，松冈环还遭到过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和辱骂。她说，为了对抗右翼就必须不停地挖掘证词和史料，用铁的事实说话。
松冈环：尽管压力很大，但我一直在说，在做这个运动，即使是非常微小的力量，也绝对不能停止。因为只要停下来就等于零。如果我停止努力，对南京的研究就会变成零，即使再小的努力也要坚持下去。
过去三年间，30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陆续离世，而今年，松冈环本人也已经77岁了。她说她想尽毕生全部的时间、精力，去倾听他们的心声和愿望，让日本人承认南京大屠杀，承认他们对中国犯下的罪行，并且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
历史的证人
“慰安妇”制度是1932年至1945年间，日本政府为日本军队配备性奴隶的制度。数十万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地的女性被逼迫成为“日军性奴”，遭受惨绝人寰的性侵、殴打和虐待，这是百年来世界女性历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忆。
1991年的8月14日，67岁的韩国妇女金学顺在沉默将近50年后首次公开站出来向世人表明，自己被迫在中国做过日军慰安妇。从此，被日本政府刻意隐瞒的军事性奴隶制度终于被揭发。这也是8月14日成为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的原因。
1991年12月6日，金学顺等三位韩国妇女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指控日军对她们犯下的性暴力罪行。
1992年12月9日，65岁的山西省盂县杨泉村妇女万爱花，打破了半个世纪的沉默，在东京举行的首次慰安妇国际听证会上，以亲身经历，控诉50年前侵华日军对自己惨无人道的蹂躏和摧残。当时参加听证会的，还有来自韩国、朝鲜、菲律宾、荷兰的受害者，在数十万被日军蹂躏的中国妇女中，万爱花是站出来控诉的第一人。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先后于1996年和1998年通过有关报告指出，“慰安妇”制度是现代社会“有计划的强奸、性奴役”行为，日本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无论谁被日本人欺负了，都要大声说出来”
这里是菲律宾奎松市的“祖母之家”。“祖母”在这里指的是二战期间菲律宾的慰安妇受害者。我们见到了现年94岁的埃斯特莉塔·戴。多年前经历的悲惨遭遇，依然如同梦魇一样困扰着她。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为夺取美军基地，1942年，日军控制菲律宾全境。大量菲律宾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1944年，年仅14岁的埃斯特莉塔在菲律宾中部的家乡巴科洛德市一个集市上被日本士兵劫走。
菲律宾“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埃斯特莉塔：我吓得开始逃跑，结果被绊倒了。我躺在地上的时候，日本士兵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拖到卡车上。他们把我推进了一个房间里，之后有一个日本士兵来了，强暴了我。后来又来了一个人，我反抗，他生气了，抓住我的耳朵，把我的头撞在桌子上，我失去了意识。每当我被强暴的时候，我都会哭着用手捂住眼睛。
战后，埃斯特莉塔担心“慰安妇”的遭遇会让她在村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她决定离开家乡，只身前往马尼拉。在马尼拉她结婚成家，没有告诉丈夫那段往事。
1992年，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罗莎·汉森最先打破沉默，公开自己的遭遇，控诉日军罪行，其他受害者陆续站了出来。
菲律宾“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埃斯特莉塔：我在马尼拉见到了罗莎。她告诉我说，无论谁被日本人欺负了，都要大声说出来，不要害怕。
现在，埃斯特莉塔和菲律宾“慰安妇”权益保护组织“祖母联盟”的其他几位“慰安妇”受害者常常举行抗议集会，指控日军暴行，向日本政府讨要说法。
“菲律宾祖母联盟”协调人 莎伦·席尔瓦：超半个世纪以来，慰安妇受害者默默承受，隐忍了太多苦难。到现在为止，她们一直经历着太多艰难的处境：她们中的很多人从未被雇用过，许多人从未能得到工作机会，有的从未拥有过合法婚姻，她们中的大多数再未能生育，还有的人始终没有摆脱贫困。
1943年，刚满15岁的李容洙被日军掳走，强征为慰安妇。战后，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李容洙一生未婚。
1998年，随着历史证据越来越多揭露了二战时期日军强征“慰安妇”暴行，李容洙勇敢地说出自己的经历。
韩国“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李容洙：我不是自愿成为慰安妇的，是日军把我强行带走，强迫我成为慰安妇的。日本必须为我的遭遇负责，必须承认他们犯下的罪行，承担法律责任，作出赔偿。
2015年12月28日，韩日政府签署《韩日慰安妇协议》，称双方就“慰安妇”问题达成“最终不可逆转的一致”。此举引发了韩国民众的强烈抗议，称这份所谓的协议并未得到韩国慰安妇受害者的同意。
韩国“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李容洙：当我死后在天上见到其他慰安妇受害者时，我能对她们说什么呢？如果她们责备我，没有在死前解决慰安妇的问题，我没有任何借口。我最后的心愿是希望看到我们的政府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国际法院，并得到国际法院的判决。我不要钱，我希望他们彻底认罪，真诚地道歉！
日本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馆长 渡边美奈：首先，必须让世人了解战争是什么？在战争期间发生了什么？通过证言等让大家知道女性遭受了怎样的灾难？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使命。
“恶魔部队”
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哈尔滨市平房区，有一座被高压电网和壕沟、高墙环绕的军事禁区。飞机禁止飞过上空，火车乘客在前一站就被要求放下窗帘。
在这里服役的日军相约“背负着秘密走进坟墓”。这块土地介于人间和地狱之间，它是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细菌实验室，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实验魔窟。
2024年春天，我们在日本长野县的一个山村里见到了当时731部队少年队队员——94岁的清水英男。
侵华日军731部队原“少年队”队员 清水英男：这是1945年4月1日拍的照片，当时“少年队”一共34个人。
清水英男是1945年3月底日本派往哈尔滨的最后一批731部队“少年队”队员。
1945年3月，清水英男初中没毕业，就和同村少年一起，被征调进入731部队。来到哈尔滨后，清水英男主要负责研究老鼠身上的细菌。
开始工作第一天，他就看到了日后在梦魇中反复出现的情景。
侵华日军731部队原“少年队”队员 清水英男：有一次，我被教官带着去看了一次“标本室”。在那里看到很多被解剖的部分摆成了一排，有整个身体的，也有各个身体部位的，里面还有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胎儿。
侵华日军731部队原“少年队”队员 清水英男：印象最深的是婴儿的标本，现在每当我看到曾孙们，我就会想起泡在药水中的婴儿。为什么那些人被用来做实验？真是太残忍了。
另一名731部队原“少年队”队员、96岁的须永鬼久太回忆说，他当时被分配到所谓的“烧制组”，主要负责将感染了鼠疫杆菌的跳蚤装进陶器里，用来制造细菌炸弹。
侵华日军731部队原“少年队”队员 须永鬼久太：在安达的731部队实验场，隔几米就放置一个“马路大”，然后引爆细菌炸弹，观察“马路大”什么时候发病？什么时候开始发烧？什么时候死亡？
日语“马路大”的意思是“圆木”，731部队用这个词称呼用来做实验的活人。
据统计，仅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3000人被当作实验材料被日军杀害。受害者包括中国、苏联、朝鲜战俘和大量中国平民。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 金成民：应该是随心所欲，只要是能想到的实验，在这里边都能够做得到。典型的就是731部队冻伤班的班长，也叫吉村寿人。吉村班所从事的实验，资料显示最多的一次是100人，年龄是75岁到15岁之间，男女不同的实验，有冻伤几个小时到几十个小时病变的记录。
20世纪80年代，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发表了纪实作品《恶魔的饱食》，揭露了731部队在中国进行人体实验的事实，引起巨大社会反响。
·731部队在撤离中国前毁尸灭迹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为销毁罪证，731部队在撤离中国前炸毁了实验室和监狱，屠杀了所有被关押的囚犯，焚烧了尸体。
侵华日军731部队原“少年队”队员 清水英男：临近1945年8月15日战败那天，12日上午，部队让我去捡焚烧后的“马路大”的骨头，把它们收集起来装在麻袋里。中午的时候，活干完了。之后他们说要炸了监狱，我们在每间屋子里都放好炸药。我们就躲在锅炉旁后面，不一会就听到了爆炸声。
当时，14岁的清水英男负责处理尸体，完成后，上级给他们发了两件东西：一把手枪和一瓶剧毒药品氰化钾，让他们在被俘时自杀。他们被要求终生不准对外界承认自己是731部队成员；终生不准与其他成员联系。
·不再隐瞒 公开揭露731部队罪行
回到日本之后，清水英男随父亲从事建筑行业。他一直保持沉默，直到2016年，在参观一次展览时，偶然看到731部队老兵胡桃泽正邦留下的证言和资料。饱受良心谴责的清水决定不再隐瞒身份，他开始公开演讲，揭露731部队的罪行。
侵华日军731部队原“少年队”队员 清水英男：我认为有必要让现在的孩子们，知道战争的残酷和残忍，所以我一直坚持进行公开演讲。
在日本，731部队罪行至今不被正式承认，日本政府也对相关历史进行隐瞒和掩盖。
然而，有良知的日本学者也在努力寻找证据，还原历史真相。目前，就职于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员松野诚也就是其中一员。
松野诚也在2023年初发现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将校高等文官职员表》，记载了731部队从关东军防疫部改编成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职员表，2023年9月，他发现了侵华日军军官名簿，记录了1944年后的侵华日军陆军将校军官的所属、调转、复员等信息。松野诚也将影印资料带到哈尔滨，赠予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松野诚也说，发现这些资料的事情被很多日本媒体报道，这些报道在网络上得到了关注，许多此前并不了解731部队的日本人也开始对当年的历史产生兴趣。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 松野诚也：日本人中，很多人还是希望了解当年历史的真相的。然而也有一部分人在网络上以匿名方式，对侵华日军731部队原“少年队”队员的证言，进行恶意诽谤和中伤，说“证言是虚构的”。我研究的史料，都是日军自己留下来的资料，这是谁都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就是事实，无法篡改。当年侵华日军731部队“少年队”队员，当时14、15岁，现在还勉强有几人在世，再过5年、10年，这些证言肯定就再也听不到了。到那时，还原历史真相就会更难，所以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尽快发掘新的史料、揭露历史真相，这样的责任十分重大。
今年8月，清水英男一行重返让他背负一生沉重记忆的原点——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向受到伤害的中国人民表达最深切的歉意，在“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前鞠躬谢罪。
侵华日军731部队原“少年队”队员 清水英男：我对加入731细菌战部队成为侵略和犯罪帮凶这件事，至今无法抑制内心强烈的悔恨之意。我再次表示由衷的歉意，我觉得除了谢罪别无选择，我们应该谢罪！
策划丨解立楗
制片人丨张丹
编导丨陈实 呼世峤 王靖雯
记者丨何欣蕾 杨红霞 卢星海 黄铮铮 闫术
摄像丨晏经纬 雷昊 徐靖炜 罗飞
剪辑丨王继阳 汲洋
制作主管丨赵辛
包装丨欧鹏鹏 刘冰
配音丨张诚
新媒体丨赵晓杰 祝一楠
